略论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和本质

略论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和本质

陈锐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中图分类号: B1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0 -2146 (2008) 01 -0065 -06

摘要:“启蒙”历来是一个有诸多争议而又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体现了时代的风格和当时文明进步的顶峰,但又忽视了宗教和道德问题,并带上了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19世纪则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差异和断裂,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并开始对启蒙运动和18世纪文化的反动。它们作为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人类的历史和精神发展中都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

关键词: 启蒙;浪漫主义;理性;宗教

一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来说, 18世纪欧洲的“启蒙”在许多领域中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使是那些对西方文化价值持保留态度的新儒家,也不敢完全否认它们的重要。在理解西方文化的时候,人们简单地将之看成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19世纪实证科学的进步过程;对于古老的中国文化,则依据这个启蒙的模式去对传统中许多消极和落后的方面进行批判和否定,就像伏尔泰嘲笑中世纪的教会那样,人们或者从历史中找到某些类似于启蒙的成分去进行赞美,例如先秦的理性精神和对人的肯定,以及明末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等等。总之,启蒙确实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意义和价值,它帮助人们认识和批判传统中那些落后的封建糟粕,并吸收西方文化传统中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那些基本价值,在现实的政治和精神文化中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尽管启蒙的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世界的变迁和人们的理解却产生了许多变化。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和科学,但最后却导致了战争、动乱和浪漫主义对启蒙的反动。在20世纪初的时候科学和民主曾经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目标,但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最后却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当中国从80年代的启蒙走向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时,许多预期的目标也像五四时代一样没有得到实现,对来自西方的真理和理性的兴趣冲淡了,而传统的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许多与经验主义相关的东西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在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现实的感受也使得我们的视野扩大了,并认识到了西方思想中那些不同于启蒙的复杂的方面,诸如法国的启蒙与德国、苏格兰启蒙的差异,浪漫派与启蒙的对立,还有19世纪贡斯当、柏克、托克维尔的政治保守主义,在20世纪则有伯林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评等。顾准文稿中对卢梭思想和法国革命的批评以及对经验主义的关注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则在保留五四精神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指出其较多地否定了传统和权威,还有人在指责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或者在把法国的启蒙理想和英国、美国、德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作比较。当然,还有一些人在继续倡导启蒙的理想,或者提出某种“新启蒙”的口号,以将那些对启蒙的批评和对启蒙的坚持调和起来。人们在启蒙的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惑源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和变化,源于人们特定的利益和不同的视角。米歇尔·福科在他的《什么是启蒙?》中说,对于启蒙这个问题“现代哲学一直无法回答,但也从未设法摆脱。这是在一个两百年来以各种形式重复的问题,从黑格尔、中经马克思或尼采,直到霍克海默尔或哈贝玛斯,几乎一切哲学都未能成功地面临这一问题,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摆脱和回答,都只不过是我们在历史的变迁中执着于那些特殊和有限的价值,是如庄子所说的“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整个宇宙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停留在原处不动,启蒙以及人们对启蒙的看法也是这样。在某一个阶段你也许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历史就像自然一样,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直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直线都会逐渐加大它的曲率和弧度并可能成为一

个圆圈。因此要想真正地理解启蒙运动,就必须摆脱那种有限性,将其放在宏观的历史变迁中,就如浪漫派、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一样。汤因比说,这种历史的态度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那种个人中心以及所带来的局限性。历史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在与它物的对立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与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理解难以分离的。对此本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即从18世纪欧洲文化和19世纪文化,或者说是浪漫主义与启蒙的对立和变迁来考察其本质。在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变迁中,每一种文化和价值均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包含着内在的局限性,因此当它到了一定的阶段,往往就会让位于那些相反和对立的方面。就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来说,它代表着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科学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顶峰,文明从巴黎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扩散,它传播了科学、自由和理性这些普遍的价值,但在这种进步中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问题。它用普遍的价值代替了人类历史中那些特殊和多样化的存在,用僵化的理性扼杀了人的情感,而且它在文明的扩张中忽视了下层民众,在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批判的同时走向了腐败、奢侈和享乐。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则使这种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19世纪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同于18世纪启蒙的趋向,西方的历史由此而前进,其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均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上。由此才可以理解19世纪许多思想家对启蒙的批评,即使那种启蒙理想在19世纪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20世纪西方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评,以及它在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的中国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和再现。

一般地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进行考察。首先从精神发展的趋向来看, 16世纪的欧洲沉溺于信仰的狂热之中,那是宗教改革和战争的时代。到了17世纪,信仰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变为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理性精神。18世纪,欧洲的精神继续从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理性下降到形而下的尘世,成为偶然和杂乱的感觉经验。E.卡西勒说,“18世纪思想的着重点日益从一般转向特殊,从原理转向现象”,它相信理性不再是人和神共有的“永恒理性”的王国,不再是先验的“天赋观念”,而是一种人类的能力和力量。在字面上,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也高举“理性”旗帜,但他们所崇尚的理性之不同于17世纪的来自于神的天赋的理性,就在于更多地接近感官和经验现象。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声称要服从理性的节制,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他们是沉思的学者。但18世纪的人却是批判现实的启蒙思想家和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了。他们不再沉迷于思想的领域,而是纯粹现实和世俗化了。启蒙思想家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进巴士底狱。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们不再像17世纪那样用理性去证明和限制宗教,而是像人文主义者那样断言宗教是荒谬和欺骗。伏尔泰则是18世纪的伊拉斯谟斯,他相信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经验,他对天主教的一切批判都诉诸经验和常识。法国唯物主义则是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导致彻底的无神论。人不再有理性,在拉美特利那里变成了无思想、无理性的机器,或者说,人从理性的动物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几何学家与动物并无本质的区别,思想原来只是感觉的一种功能。爱尔维修则说,一切判断都无非是一种感觉,人身上一切都是肉体的感觉,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另外一个角度是现实的政治,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精神的趋向相对应。16世纪与宗教热情相对应的是现实的混乱和战争。

17世纪以后,整个社会逐渐走向有序和集权,文明和商业得以发展和进步,中世纪以来欧洲的混乱被民族国家所代替。但与此同时,原有的那种多元的存在也日益为那种有序划一所代替,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那种对人的管理和控制,它在18世纪的法国文明中到达顶峰。纯君主制,绝对的王权,先前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期间已居统治地位,后来在法国的路易十四时期又有所发展。路易十四的战争不是14至15世纪那种满足贵族和统治者私欲的战争,而是由一个坐镇中央的政府征服周边国家,扩张和巩固自己领土的战

争。在法国内部的管理中,路易十四行政管理致力于把各个分散的因素凝聚团结起来,把各种社会力量、人力和财力汇聚到中央权力手中,如税收、道路、工业、军事、管理、立法等。路易十四颁布了大批法律,如刑法、诉讼法、商业法、海洋法、水域法、森林法等。总之, 17世纪是伟大的单一化者和集权者的时代,如法国的马塞留、马萨林、路易十四,普鲁士大选侯,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一,西班牙的腓力四世和奥里瓦列斯,以及他们在欧洲大陆小帮国家的无数仿效者。到了18世纪,这种中央集权则进一步走向封建专制和暴政。

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启蒙运动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本身的复杂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它在批判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的同时倡导科学、文明和理性的进步,促进了那个时代的世俗化倾向,用强大的民族国家代替了多元的贵族领主和分散的乡村。但同时,集权、暴政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也在日益增长,平民的生活状况在恶化。由此我们才会理解启蒙思想家在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和斗争的同时,又成为欧洲王公贵族的良师益友。当这种文明和启蒙的潮流扩展到整个欧洲,扩展到德国、俄国等偏远地区时,带来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是文明和世俗化的潮流,同时又是道德的堕落和人的自由的丧失。许多人怀着伤感的情调注视着那强大的社会组织日益把个人淹没在一个整体之中。托克维尔说,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东西,如中央集权、平等和统一等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结果,而是欧洲社会长期演变的趋势的产物,大革命摧毁了一切现有的权力,除去一切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在这种情况下, 18世纪文明中所开出的许多花朵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在下层社会中的被文明和理性所压抑的宗教情绪,那种个人的自由和情感在法国大革命后释放出来,并演变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

长期以来,许多人之所以对启蒙运动作了过高或片面的评价,就因为简单地强调了启蒙运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立的一面,而未能把18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把启蒙运动作为这个整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来看待。这个世纪一方面是17世纪以来科学和文明发展在当时所能达到的顶峰,同时也是彻底的世俗化和走向奢侈、享乐和优雅的时代。思想家对感觉经验的歌颂是与那个时代肉体的享乐和堕落相一致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崇尚教育和传播知识,提倡一种自由和开明的风气,他们和人文主义者一样,都反对宗教和禁欲主义,热爱尘世和现实生活,但这种热爱也是以整个时代在道德上的堕落,以及下层民众的苦难为背景和基础的。在德国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看来,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和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是忽视了道德问题。在黑格尔的笔下,则变成了“理智的启蒙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但不是使人更善良一些。”但这也不是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真的有什么过错,毕竟他们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之中,是那个时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启蒙运动尽管批判了封建专制宗教愚昧,但在本质上仍有一致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批判者会成为欧洲贵族和君主的良师益友,伏尔泰、孟德斯鸠、达朗贝等都频繁出入于贵族夫人的沙龙中,普鲁士君主、俄国女皇都对启蒙运动表示欢迎。就连卢梭那样来自平民阶层的人也乐于接受贵族夫人的庇护。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也同样在帝王的宫廷和贵族夫人的沙龙里享受那种文明、奢侈和优雅的美好生活。精致的烹调术、肉感鲜艳的室内装饰、纤巧轻灵的罗可可式的雕刻艺术,这一切都使18世纪的法国成为文明世界的中心,既有开明、优雅和美好的知识,又有奢侈、享乐、贪婪、堕落和糜烂。这个世界既不是神所创造,也不受理性的普遍性的节制,一切都像感觉那样偶然和混乱。启蒙运动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批判影响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但也要看到,启蒙思想家的内在气质是和巴黎街头的无套裤汉格格不入的。与文艺复兴一样,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属于贵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伏尔泰在谴责宗教裁判所,歌颂文明和进步时,也谴责了下层社会的野蛮,他希望他的仆人、裁缝匠、供应人都信仰上帝,这样就很少有人会去抢劫他的百万家财了。启蒙历史家吉本和伏尔泰同样担心的是, 18世纪文明、优雅、富足的社会是否会像古代的罗马文明一样,由于下等人和野蛮人的抢劫而毁灭。

三19世纪的欧洲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仅是18世纪的继续和发展。18世纪在总体上是上流社会、资产阶级、贵族和富人的时代,是稳定和平静的,富足和优雅的。在19世纪,宗教的复兴尽管达不到16世纪的程度,但它仍然是影响和支配社会的潜在和基本的潮流。18世纪中,宗教的声誉降到了最低点,现在在下层民众中却逐渐出现了复兴的热潮,启蒙思想家的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无神论被宗教和道德的热忱代替了。宗教史家说,“到19世纪前半叶,宗教大体上又取得了它在18世纪似乎已永远失去了的地位,在所有新教国家中,神学又重新活跃起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分裂。”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实践理性”中为理性的宗教找到了活动余地和根据,以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在其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恢复了宗教的地位。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则更加尽情地赞美宗教,如诺瓦利斯等。在德国,启蒙思想家一方面批判当时的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但仍然体现了18世纪的风格。梯利说:“18,被称为启蒙运动的这个世纪是我们所描述的整个文化运动的顶峰。”民众尽管有零星的骚乱和不满,但对整个社会的文明和繁荣是无关紧要的。无视上帝的思潮日占上风,面对教会的腐败和堕落,下层阶级中兴起了虔敬派运动,但在启蒙的年代也下降到了最低点。当时的音乐是少数有教养人的特权,农民和工人的音乐越来越少了,民歌衰落了,而且似乎被遗忘了。但是,它们被压抑并不表明就不存在,一种循环走向终结之时,另一种力量和文化就兴起了。当那高高在上的上流社会的文明、优雅和腐败崩溃以后,那本来在文明的盛期被深压到底层的狂热和非理性的冲动、宗教和道德的热忱就会像火山和地震一样爆发出来,上升到社会的表面,将上流社会的优雅连同包含在其中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一齐淹没。因此19世纪的文化是平民化的、宗教和道德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是人们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的感受,浪漫主义成为19世纪初的文化主潮,它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如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说:“浪漫主义必须被视为对启蒙主义思想模式的反动,至少在其开端,与其说它是一场直接由社会政治所决定的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内在的意识形态的运动。实际上,启蒙主义思想是一方面由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所拥有,同时也由君主及其官吏所拥有。”19世纪的思想尽管不同于浪漫派,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19世纪的宗教复兴是在教会内部展开的。在英国,约翰·卫斯理兄弟在城市群众中倡导的宗教复兴在18世纪后半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结果英国国教立刻仿效他的做法,掀起了一场被称为福音传道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了城市和乡村,它用清教主义纯正的道德去对抗18世纪肉体的堕落和享乐主义。1787年,一位福音教派的改革者劝说乔治三世关闭赌场,严禁酗酒和卖淫,对淫秽书刊的出版严加限制。1803年,关闭了伦敦闻名遐迩、风景如画的瑞拉夫公园。在文学和诗歌中,18世纪那种淫秽下流或表达炽热爱情的词语被剔除了,语言被净化了,人逐渐变得拘谨而保守。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位以后,这场源于下层阶级的宗教复兴运动逐渐浮现到英国的宫廷和上流社会,它造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严峻的道德,尽管在后来走向虚伪和僵化。对于这种现象,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写道,“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现象。”

东方民族的思想家,在谈到19世纪欧洲的民主、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莫不怀着极大的崇敬,将之看成是18世纪以来持续进步的产物,并反复追问东方民族为何未能做到这一点。很少有人关心和承认19世纪西方工业和科学成就背后的宗教与文化背景。事实上,正如17世纪的科学革命得益于清教理想一样,19世纪的成就也是植根于平民的正义和平等的理想、宗教和道德的热忱。在18世纪的文化中,一切民间艺术都是粗野的、无教养的、无定形的,但正是这来自民间的无定形的东西表现了无穷的活力,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浪漫主义作家所表现的,不再是上流贵族的情感,而是民歌、童话、古老的中世纪以及神秘的东方情调了。19世纪的民主政治建立于中下层平民为自身权利而作出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从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在

18世纪的启蒙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现实的斗争、动乱以及宗教的感召都要求尊重和兼顾民众的利益和情感,把社会和阶级冲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议会政治和普选权使民众的不满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9世纪,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革命和宗教摧毁了贵族社会的统治和僵化的社会结构,使人有充分的余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以一种比较人道的方法来合理地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维尔斯说,“但是欧洲的政治分裂,反对君主政体的政治动乱,平民的抗拒,也许还有西欧的才智更接近于机械观念和发明,这些都把这过程转入了另一个崭新的方向。主要是亏得有基督教,使人类团结的思想在这个较新的欧洲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加以政治权利又不那么集中,因此精力旺盛,人又急于求富,非常乐于把对奴隶和伙役劳动的观念转到机械动力和机器的观念上来。”如果没有宗教和政治革命,世俗的权威将会阻碍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宗教的博爱,也就不会把人们的精力转向对自然的奴役和征服,而是像美国南部和罗马文明那样,把目标转向对人的奴役和征服上去了。同时,宗教的复兴促进和扩大了对平民的教育,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受教育的劳动者。如果说古代文明建立在廉价的劳力基础上, 18世纪的教育是属于贵族和上流社会的,那么, 19世纪则是民众教育飞速进步的时代。此外,大革命改变了原来少数人垄断财产、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使得工业生产不再像18世纪那样专门服务于贵族社会豪华奢侈的生活需要,而是从奢侈品转向生产普通人可以消费的日用品;而这也正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出现在英国,就因为那里财富的分配比其他国家更平均,因此制造商注意去生产大批廉价的用品,而不是数量有限的奢侈品———奢侈品考虑的是质量,而不是刺激机器的发明。

四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思潮体现了人类文化不可分离又互相对立的方面。有意味的是, 20世纪中国思想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种双重的趋向。一方面是五四时代的科学和启蒙的理想,它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被左翼人士所批评,以后又在抗日救亡中被爱国的热情所代替。它就像舒衡哲所说的,是“死亡学生的幽灵最终打碎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思想能够指引(或至少能够超越)政治的期望。然而,革命运动也促使他们调整自己的启蒙思想,以适应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需要”。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康德时代普鲁士上层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讨论以及被拿破仑占领后如何转变为民族主义的潮流。任何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就像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都不过是现实世界变迁的反映,本身也都没有绝对的意义。同样,当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过渡到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的潮流时,人的精神也必然会转向新的方向。当然,有些人仍然怀抱着那种启蒙的理想,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在理解西方的思想或现代中国的文化变迁时,那种启蒙的单一的模式就不够了,任何真正的思想都是在冲突中前进的。五四运动中所表现的不仅有知识阶层所钟情的科学和启蒙理想,也有思想史家张灏所说的浪漫主义和宗教的热情,还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看待西方思想的时候也是如此,欧洲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建立在与18世纪的启蒙全然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这是那些强调启蒙的人在解读西方文化时所没有想到的。历史学家早已指出,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倾向于开明专制,而不具有那种现代“民主”的意识。同样,美国的独立战争也并不全然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因为当时“殖民地的人们从根本上说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格格不入”。

至于20世纪西方思想家对启蒙的批评,尽管在渊源上继承了浪漫主义、伯克和黑格尔等,如詹姆斯·施密特所说的“深化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疑虑的形式”,或者是“继续一条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开创的论证路线”,但在许多方面实际上都只不过代表了20世纪人的感受,在其中那种宗教的热情淡化了,而代之以对现代国家和技术对人的控制的反抗,就像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和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一样。霍克海默等人关心的是“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物的作用正如独裁者对人的统治。”但它们的批评主要还是基于一种类似

政治批判的立场,而不能从宏观和整体的变迁来观照启蒙在历史运动和民族成长中的必然性,不能认识人类精神发展中那种对立所具有的意义。伯林在《反启蒙运动》中把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解释为一种多元论,用以消解启蒙思想家的普遍的理性,但在实际上,浪漫派也正如勃兰兑斯所说是热情“赞美中世纪”, 其中的历史和多元主义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对普遍存在的渴望或神秘主义的风格,而这与20世纪是大不相同了。

在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看法上,不管是人们的赞美还是批评,都已经说得够多了,它们事实上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启蒙运动本来就存在的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人在批评五四时代的启蒙时,将之指责为一种过于激进的态度或对于权威和传统的否定。这种指责实际上是有相当的片面性的,他们在理解启蒙时仅仅把启蒙看成是一种局部的政治上的态度,而不能从宏观上将之看成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卡尔·曼海姆把社会的运动看作是一个钟摆,汤因比认为历史是像马车一样在循环和滚动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假如我们从这样的角度,也许可以纠正我们对西方文化中18世纪和19世纪的关系以及对启蒙运动的诸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