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和本质

略论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和本质

陈锐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中图分类号: B1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0 -2146 (2008) 01 -0065 -06

摘要:“启蒙”历来是一个有诸多争议而又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体现了时代的风格和当时文明进步的顶峰,但又忽视了宗教和道德问题,并带上了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19世纪则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差异和断裂,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并开始对启蒙运动和18世纪文化的反动。它们作为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人类的历史和精神发展中都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

关键词: 启蒙;浪漫主义;理性;宗教

一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来说, 18世纪欧洲的“启蒙”在许多领域中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使是那些对西方文化价值持保留态度的新儒家,也不敢完全否认它们的重要。在理解西方文化的时候,人们简单地将之看成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19世纪实证科学的进步过程;对于古老的中国文化,则依据这个启蒙的模式去对传统中许多消极和落后的方面进行批判和否定,就像伏尔泰嘲笑中世纪的教会那样,人们或者从历史中找到某些类似于启蒙的成分去进行赞美,例如先秦的理性精神和对人的肯定,以及明末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等等。总之,启蒙确实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意义和价值,它帮助人们认识和批判传统中那些落后的封建糟粕,并吸收西方文化传统中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那些基本价值,在现实的政治和精神文化中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尽管启蒙的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世界的变迁和人们的理解却产生了许多变化。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和科学,但最后却导致了战争、动乱和浪漫主义对启蒙的反动。在20世纪初的时候科学和民主曾经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目标,但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最后却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当中国从80年代的启蒙走向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时,许多预期的目标也像五四时代一样没有得到实现,对来自西方的真理和理性的兴趣冲淡了,而传统的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许多与经验主义相关的东西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在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现实的感受也使得我们的视野扩大了,并认识到了西方思想中那些不同于启蒙的复杂的方面,诸如法国的启蒙与德国、苏格兰启蒙的差异,浪漫派与启蒙的对立,还有19世纪贡斯当、柏克、托克维尔的政治保守主义,在20世纪则有伯林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评等。顾准文稿中对卢梭思想和法国革命的批评以及对经验主义的关注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则在保留五四精神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指出其较多地否定了传统和权威,还有人在指责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或者在把法国的启蒙理想和英国、美国、德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作比较。当然,还有一些人在继续倡导启蒙的理想,或者提出某种“新启蒙”的口号,以将那些对启蒙的批评和对启蒙的坚持调和起来。人们在启蒙的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惑源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和变化,源于人们特定的利益和不同的视角。米歇尔·福科在他的《什么是启蒙?》中说,对于启蒙这个问题“现代哲学一直无法回答,但也从未设法摆脱。这是在一个两百年来以各种形式重复的问题,从黑格尔、中经马克思或尼采,直到霍克海默尔或哈贝玛斯,几乎一切哲学都未能成功地面临这一问题,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摆脱和回答,都只不过是我们在历史的变迁中执着于那些特殊和有限的价值,是如庄子所说的“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整个宇宙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停留在原处不动,启蒙以及人们对启蒙的看法也是这样。在某一个阶段你也许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历史就像自然一样,从

个圆圈。因此要想真正地理解启蒙运动,就必须摆脱那种有限性,将其放在宏观的历史变迁中,就如浪漫派、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一样。汤因比说,这种历史的态度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那种个人中心以及所带来的局限性。历史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在与它物的对立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与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理解难以分离的。对此本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即从18世纪欧洲文化和19世纪文化,或者说是浪漫主义与启蒙的对立和变迁来考察其本质。在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变迁中,每一种文化和价值均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包含着内在的局限性,因此当它到了一定的阶段,往往就会让位于那些相反和对立的方面。就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来说,它代表着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科学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顶峰,文明从巴黎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扩散,它传播了科学、自由和理性这些普遍的价值,但在这种进步中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问题。它用普遍的价值代替了人类历史中那些特殊和多样化的存在,用僵化的理性扼杀了人的情感,而且它在文明的扩张中忽视了下层民众,在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批判的同时走向了腐败、奢侈和享乐。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则使这种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19世纪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同于18世纪启蒙的趋向,西方的历史由此而前进,其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均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上。由此才可以理解19世纪许多思想家对启蒙的批评,即使那种启蒙理想在19世纪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20世纪西方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评,以及它在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的中国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和再现。

一般地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进行考察。首先从精神发展的趋向来看, 16世纪的欧洲沉溺于信仰的狂热之中,那是宗教改革和战争的时代。到了17世纪,信仰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变为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理性精神。18世纪,欧洲的精神继续从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理性下降到形而下的尘世,成为偶然和杂乱的感觉经验。E.卡西勒说,“18世纪思想的着重点日益从一般转向特殊,从原理转向现象”,它相信理性不再是人和神共有的“永恒理性”的王国,不再是先验的“天赋观念”,而是一种人类的能力和力量。在字面上,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也高举“理性”旗帜,但他们所崇尚的理性之不同于17世纪的来自于神的天赋的理性,就在于更多地接近感官和经验现象。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声称要服从理性的节制,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他们是沉思的学者。但18世纪的人却是批判现实的启蒙思想家和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了。他们不再沉迷于思想的领域,而是纯粹现实和世俗化了。启蒙思想家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进巴士底狱。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们不再像17世纪那样用理性去证明和限制宗教,而是像人文主义者那样断言宗教是荒谬和欺骗。伏尔泰则是18世纪的伊拉斯谟斯,他相信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经验,他对天主教的一切批判都诉诸经验和常识。法国唯物主义则是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导致彻底的无神论。人不再有理性,在拉美特利那里变成了无思想、无理性的机器,或者说,人从理性的动物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几何学家与动物并无本质的区别,思想原来只是感觉的一种功能。爱尔维修则说,一切判断都无非是一种感觉,人身上一切都是肉体的感觉,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另外一个角度是现实的政治,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精神的趋向相对应。16世纪与宗教热情相对应的是现实的混乱和战争。

17世纪以后,整个社会逐渐走向有序和集权,文明和商业得以发展和进步,中世纪以来欧洲的混乱被民族国家所代替。但与此同时,原有的那种多元的存在也日益为那种有序划一所代替,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那种对人的管理和控制,它在18世纪的法国文明中到达顶峰。纯君主制,绝对的王权,先前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期间已居统治地位,后来在法国的路易十四时期又有所发展。路易十四的战争不是14至15世纪那种满足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