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语文教材谈鲁迅作品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结合语文教材谈鲁迅作品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我们阅读鲁迅先生的《药》《祝福》《故乡》《一件小事》等作品时，就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善于运用对比来刻画人物形象，来透视人物的灵魂，表达深邃的思想。这种手法在小说《孔乙己》中的运用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浑然天成又全无斧凿痕迹，且对比形式多样，无处不在，今人击案叫绝。

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一问世，就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已成为穷酸和迂腐的代名词，孔乙己这个高度概括又高度鲜活的艺术形象，其典型性格，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人际关系中，才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实主义文学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者能否塑造出成功的典型，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他对现实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程度，以及所掌握的艺术方法，艺术技巧等。典型形象来自现实生活，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起到深刻的社会认识和思想教育作用。

典型人物只有在典型环境中才能形成，所谓典型环境是指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的形成其性格并驱使其行动的特定环境。孔乙己活动的场所主要是咸亨酒店，他的有关故事也是由咸亨酒店中传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的，所以对咸亨酒店的描写，处处可以感受到鲁迅先生投射其上的审美光泽，长衫客与短衣帮一里一外，一坐一站，一富一贫，对比鲜明，用长衫和短衣加以区分，具体形象，为写孔乙己的不伦不类埋下了伏笔，小说中详尽地叙述了“我”的职务——酒店里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实质上勾画的是社会风情，掌柜对长衫客奴颜巴结，唯恐照顾不周；对短衣帮搀假使杂，能欺就欺。人心势利冷酷如此，孔乙己这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出场，人物与现实生活环境即形成强烈反差，其不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此看来，《孔乙己》开篇对咸亨酒店和“我”的职业作不厌其烦的描写，是有深刻的用意的，咸亨酒店这个浓缩了的小社会，也就成了展现人物灵魂的独特的、个别的环境。

相反实则相成，即相反的东西有统一性，是符合辩证法的。“相反”即两个矛盾的方面相互排斥，或相互争斗；“相成”即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相互连接起来，获得了统一性，这实际上是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在艺术上的反映和运用。鲁迅先生深谙这条规律，并在写作中转化为高超的艺术方法，在鲁迅笔下，这种复杂的对立方式的运用，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在一定情势之下，深刻地强化了作品的主题。这种对比，在《孔乙己》中可谓比比皆是，小说中的两处肖像描写：“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而被丁举人暴打之后，“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丁举人的暴行，使孔乙己原先落魄的读书人形象不再有了，小说中有两处动作描写也是神来之笔——“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而后来，“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同是拿钱动作，却前后有别，孔乙己开始是“排”，毒打致残以后，即使有钱，也寥寥无几，且动作迟缓，神态显然与过去不同，只能从破衣袋里“摸”，两个特征鲜明的动作，反衬出孔乙己的凄凉境地，

说明他已濒临死亡的边缘了。教学“茴香豆”的“茴”字一段，也很精彩。孔乙己明知和短衣帮们没有共同语言，无法沟通，便把目光投向孩子，但年龄才十二岁的小伙计，等级观念却很浓厚，二人的交往令人忍俊不禁，孔乙己把小伙计当作知音，越说越起劲，而小伙计愈加不耐烦，爱理不理，相形之下，反差如此强烈，一老一少，一热一冷，作者用少年的心态反映社会，更显示出这个社会的冷酷和人们的冷漠无情、昏沉可鄙。尤其是小说的结尾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无穷的韵味。“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与“的确”这对反义词统一在孔乙己身上，才会真切地揭示出当时世态的炎凉，其功力可谓力透纸背。

现实生活中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孔乙己》这篇控诉封建科举制度罪恶的小说，刻画了两个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是丁举人，一个是孔乙己。前者是个幸运儿，是成功者，在科举制这个培养地主阶级奴仆的阶梯上爬了上去，一举成名而淫大作，竟把同为读书人的孔乙己打残致死；可是孔乙己就不同了，他完全掉在了科举制度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一辈子揣摩八股文，却连个秀才也没捞到，终于弄得穷困潦倒，沉沦落魄，出没于社会最底层，成为可悲可笑的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这两个人物，一个爬了上去，作威作福；一个跌下来，可悲可怜。共同生活在鲁镇的社会环境中，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鲁迅更为深刻地提示出孔乙己这个没有出息的小人物，却偏偏偷到了丁举人家去了。于是先写了服辩，然后打了大半夜，终于打折了腿。这样借助两个人物的对照与冲突，相反而又相成地控诉了科举制的罪恶。

鲁迅先生的小说基本上是悲剧格局，但在悲剧中常融进幽默夸张的喜剧因素，形成悲喜剧交融的特色。孔乙己的悲剧性格，自始至终都是在哄笑和快活的气氛中展现出来的。孔乙己的命运和性格是悲剧的，但是他的行动、作为却给人以喜剧色彩。一方面迂腐可笑、麻木不仁；一方面却又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他从不拖欠酒账、给孩子们散发茴香豆以及教小伙计“茴”字的写法，显示出本分善良的一面。孔乙己想清白做人，但事实上清白不了，而不清白偏又要争面子，孔乙己生活在矛盾中，令人可笑，作品中哄笑之声迭起，却使人感到无限悲凉。孔乙己自命清高，满口“之乎者也”，却百无一能，不会营生，穷困潦倒。小说中众人的取笑一次比一次尖刻，孔乙己反应一次比一次窘迫，脸红足见内心的羞耻，争辩又荒谬可笑。鲁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对生活的解剖充满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样作为迂腐的读书人，鲁迅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塾师尚存尊敬，称之为“质朴方正”；对孔乙己是哀其不幸，而又不以哀怜为目的，他怒其不争，因之又以愤懑的感情鞭挞封建科举制度在孔乙己身上留下的病态。鲁迅先生以他如椽的巨笔，收到了“嘻笑之怒，甚于裂眦”的功力。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中，鲁迅先生独运匠心，充分地运用生活中统一和对立关系，把许多相互排斥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联系起来，相反而又相成地展示出作品主题，使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意义、鲜明的特征、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