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儒家思想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最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最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主集权思想的巩固，最能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思想的的核心：礼、仁、忠、孝、节、义、信、中庸和积极入世。
其中“礼”成为封建统治的核心。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学院宗法关系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儒家思想中的“礼”从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统一的宗法体制。
随着朝代的更迭，儒家思想中的“礼”不断演化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礼的实质在于确立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建立以家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国家法制要以明上下贵贱之分宗旨，实际上是用法律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支撑和精神武器。
儒家思想的“礼”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个方面——1.重伦理，正名分；2.重国家，倡忠孝；3.重差等，别贵贱。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意思是说：做君主就应该像君主的样子，做臣子就应该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就应该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就应该像儿子的样子，这样子齐国才有希望。
孔子最终以礼作为评价标准，即使“君不君”“不臣”的行为仍然是“不臣”。
孔子主张等级秩序制度，反对僭越，强调“卑己而尊人”。
强调的是群体利益，认为应当先“大我”后“小我”，群体利益高于个体价值，实现“大我”牺牲“小我”。
那么儒家思想是怎样一步步通过引礼入法，将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礼起源于原始社会宗教仪式，表达了人们的敬畏天地鬼神以及祈福神灵保护。
西周统治者，吸取夏亡的教训，在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
而且注重完备“礼治”，将礼仪从宗教仪式逐渐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行为标准，确立“亲亲”“尊尊”的礼制。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中国就是世界著名得法制文明古国, 中华法系博大精深。
在漫长得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得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得特点就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得深刻影响,儒家中得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
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得最重要得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得“周礼”。
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得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她就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
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得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得较为全面得周礼,这就就是传说中得“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得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得政治制度,小到个人得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
无论就是宗法制、分封制与国家重大活动得制度礼仪,还就是个人得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
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得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与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得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就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得重要形式之一。
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得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就是婚姻制度得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瞧到周礼得影响。
礼最早就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得仪式。
在这种侍奉鬼神得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得同类得一些瞧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就是其中得重要内容。
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得内容与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得调整作用。
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与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得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就是国家系统得典章制度,二就是人们得行为规范与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
法律儒家化
礼，子当孝事父母，于是供养有缺成为专条。 礼，父母在，不蓄私财，于是私财有罚。 礼，父母之丧三年，于是释服从吉者有罪，居父母之丧 嫁娶者有罪。 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于是子报复仇，每得原减。 儒家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于是律许相隐，首匿不 为罪，不要求子孙为证，更不容许子孙告父祖。 礼有七出三不去之文，于是法律上明定为离婚的条件。 礼法关系亲密无间。礼入于法，即用有组织制裁的方式 处罚违背礼的行为，违礼即违法。礼未入法，即借教 化和社会制裁的力量来维持。
法律儒家化
1.为什么会出现法律儒家化？ 什么是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表现：对比
夫妻——“夫为寄豭，杀之无罪。” “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 伤三等。” 父子——“擅杀子，黥为城旦。”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 年。(翟小良案)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 过失杀者，各勿论。”(李增财案) 君臣——“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 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 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 贵族有罪先请，八议；复仇
（1）汉初的法律指导思想
黄老思想、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约法省刑（法信 于民）、与民休息
（2）形势在起变化
亡人；分封制与七国之乱；匈奴
（3）需要作出抉择——新儒学的崛起
武帝登基前的表现；武帝初登基的决策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从矣。”——《汉书· 董仲舒传》 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德主刑辅
案例2.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 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 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 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 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 杖甲，不应坐。 ——《通典》（卷六十九）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进程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到清末的修律，始终贯穿着如何调整礼法关系问题而展开来，礼法结合时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而最终完成。
从现代法的角度看，离法制更远，从当时专制已成，中国的国情看，是对法家专制政治法律的有限制约。
以下为其发展过程：（一）西汉儒家对立法结合的法理探索酷法亡秦的历史教训，宣告了重刑主义的法家思想的失败，同时也引起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重新思考。
汉文帝时贾谊系统的论述了立法结合的思想，董仲舒又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高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之成为正统思想，为儒家思想改造封建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法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
（二）西汉时代的《春秋》决狱打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司法开端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作为基本法虽然其从内容到精神上仍继承秦律，属于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法律，但汉代儒家仍然打开了法律的缺口，开始了法律儒家化是司法过程，主要表现在1.法官儒家化，在秦汉时代，政治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长官是各级的司法长官，因此封建国家官员的儒家化也就意味着司法官员的儒家化。
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儒家学者仕途豁然开朗，大批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儒家化的司法官员，这就实现了司法主体的儒家化。
2.引经决狱，两汉儒学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案件的司法活动，这确立了一系列儒家化的司法原则，这些儒家化的司法原则一旦形成之后，就成为指导封建社会司法的重要准则，并未儒家经义直接引入法律进行了司法实践的探索。
（三）东汉时期“引经注律”开辟了法律儒家化的新途径东汉儒家学者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向法律发起了儒家化的进攻，其实质是在法律内容上注入儒家思想，这是对法律进行实质性改造的重要步骤。
通过引经注律，一方面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的解释之中，从而使法律在实施中体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在司法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也是针对儒家学说进行法律化的改造过程。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
”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
这个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渐兴盛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
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
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
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实施和执行。
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求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
这种儒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
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
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
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
他们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
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
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了“法即理”的观点，认为法律应当符合理性和道德的要求。
而清代的戴震则进一步加强了法制儒学的理论，强调了人伦道德和法律制度的结合。
这种法制儒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强调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但也对法律的效力和独立性产生了一定制约。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
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的“周礼”。
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
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的周礼，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
无论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还是个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
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
礼最早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的仪式。
在这种侍奉鬼神的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些看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
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
浅谈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
浅谈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黄昉轶涵法学0903班200917330307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舞台上百家争鸣。
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
经历了秦朝的没落，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而儒家思想中的以礼治，仁政为核心的内容，也被统治阶级和众思想家政治家利用，引入到了法制建设中。
本文将简述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大唐的《唐律疏议》，儒家思想在其间起的重大影响。
关键字：儒家思想封建法制《春秋》决狱《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一．儒家思想概述西周时期，周天子逐渐掌控不了各诸侯国的势力，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经济上井田制的出现，加剧了奴隶制统治的瓦解。
思想学术上，各国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
孔子面对周王朝的礼乐制度的崩溃，提出“礼治，仁政”的思想主张，希望恢复周礼。
“导之以礼，齐之以刑”。
1同时强调人性本善。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2但是，在当时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
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商鞅变法后，秦国强大起来。
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
自然而然的，法家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
同时，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举使儒家思想遭到了灭顶之灾。
二．法律儒家化过程汉朝初年，统治者采用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首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一举将儒家思想又推上了政治舞台。
同时，也开始了重要的封建法律儒家化进程。
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文献综述
第四，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将“天下为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在古代中国，任用官僚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孝”。历朝历代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因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白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拧成舒服中国人的四条绳索。前面也曾提过，宗法思想指导立法是与家长制的经久不衰相呼应的，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因而在中国古代，不孝者则必定不忠；造反者必为大逆不道。“因为如皇帝经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个人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皇权至上、天下为家”，一国即一家，皇权即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父权。这一点成为中国封建性始终难以产出的历史根源、阻碍着“天下为公”前进的步伐。
二、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和本质特征
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宜有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宜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一“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发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
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
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
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
“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
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1）五服制罪入律。
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
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
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事实上，汉代儒家士大夫不仅据《春秋》之经义断狱，还扩大范围，据其它儒家经典断狱，故史家又称“引经断狱”。在引经断狱过程中，遇到经义与律典有矛盾时，需作出解释，在当时修改律典是不太容易的，因此一些儒生干脆撰写一些用儒家经典解释律典的著作，使律典中的条文符合儒家的经义。这样，当他的法律著作得到皇帝批准时，法律也就儒家化了。当时的《大杜律》、《小杜律》成为了司法实践的依据。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看，无论是引经决狱还是引经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骤。为后世的“纳礼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纳入封建法典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全面登上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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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法律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民事、婚姻家庭、行政、诉讼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具有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还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是政刑。
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
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孔子重德轻罚的刑法思想，他主张治国必须先德后刑，少用刑罚，不得已才使用刑罚，且一定要格外慎重。
孟子强烈反对统治者滥用刑罚杀戮无辜的行为，荀子继承了孔孟重德轻刑和先德后刑的刑法思想，并提出了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刑法思想。
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因此，更青睐于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礼崩乐坏”。
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兴起。
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
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
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
商鞅变法后秦变得日益强大，秦王荡平了东方六国。
法家“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治”的思想与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思想不谋而合，所以秦始皇重用李斯，利用法家思想治国，靠严刑峻法高压统治百姓。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PDF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PDF中国的法律儒家化历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渐渐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存，这种竞争与融合的现象，也进一步促进了儒家文化对法律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春秋时期闵损的“赏罚不明，则民心不务；法令不立，则民无所依，道德不修，则民无所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并体现在了国家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上。
清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刑法、民法、商法等的法典，其中法律文本中融入了儒家思想，比如强调仁义和诚信，反对贪欲和奸邪。
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出现了种种问题。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召开了“民主与法制会议”，目的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法律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向西方法学借鉴，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精髓。
比如，宪法的制定中就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如强调爱国、尊老爱幼、合法援助等。
建国后，中国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创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
但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出现在酒吧和迪士尼乐园等场所，这正是基于中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可以归纳成三个阶段：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确立；法学西化时期的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保留与融入，以及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确立，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以汉到唐朝的法制为例摘要：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法制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以孔孟的儒家文化融入并成为立法依据的历程。
封建法律中，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维护封建统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优越性。
本文将从汉朝到唐朝的立法思想及制度方面来阐述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且法律儒家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汉朝唐朝立法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
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
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
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
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
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
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汉朝到唐朝法律儒家化的立法过程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法律儒家化是指自秦汉始，在中国法律演变的过程中，通过引礼入法，使儒家思想逐步渗透到法律各个领域，指导立法，解释法律，影响司法，最终实现礼法合一。
张晋藩先生指出：“从西汉武帝时起，便信奉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由此而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从西汉到唐朝经过八百多年的时间终达到了定型。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入于法，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将中国法制史推向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大致经历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三个发展阶段。
汉代“引礼入法”：法律儒家化的发端面对汉朝国力的强盛，和其所面临的外忧内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主张正好迎合了汉武帝的要求，并得到了汉武帝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虽然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是还无法做到对法律的完全影响，法家思想仍然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儒内法”。
为了使儒家思想成为真正的正统思想，成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者通过“春秋决狱”、“引经注律”、“引经决狱”和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主要体现以下三个原则：上请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矜老恤幼原则）等途径，做到“引礼入法”，逐渐实现儒家思想对立法、司法的指导地位，使汉代法律开始沿着儒家化的方向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纳礼入律”：法律儒家化的完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每一新的政权的建立，都会制定一套本朝的法典，统治者开始直接任命儒臣来立法，这样使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用儒家思想来指导立法并将儒家思想法律化，从而使礼律的进一步融合，实现“纳礼入律”。
这个时期法律的儒家化不断发展并逐渐完善，主要体现一下几个方面：①“伦理纲常”入律：a、“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次将“服制”纳入律典，作为定刑量刑的依据；b、设立“重罪十条”，《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封建国家利益与违背封建利益的言行归纳为十条，臵于律典的首篇。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
儒家化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封建成文、 司法实践和法律意识等方面。在封建成文方面，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制度和礼仪规 范，使得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这些特点在土地制度、 官制、刑法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司法实践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和以德 治国，形成了“执法原情”的司法原则。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儒家对法律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出。首先，在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了制定 法律的基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和解释法律。其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典开始被作 为法律审判的依据，这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深入到法律实践中。最后，在唐朝时 期，儒家思想成为了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制度中也充分体现出了儒家的价 值观和道德观。
内容摘要
观念对司法审判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司法审判更加注重调解和和谐。最后， 在法律文化方面，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 儒家思想强调的“礼”和“仁”等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律意识和社会风 尚。
内容摘要
总的来说，儒家理学思想对中国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既体 现在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完善上，也体现在法律实践的价值观和方法上，同时还影 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方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在中国 法律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以及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和发扬儒家 思想的积极因素，推动中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内容摘要
这一原则要求在执法时兼顾天理、国法和人情，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在法律意识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德主刑辅”，即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使得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儒家法律思想
所谓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贯彻到立法、司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法律儒家化之开端:《春秋》决狱。
汉武帝时期，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逐渐强大，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既迎合了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愿望，又奠定了儒家在“大一统”中的地位。
《春秋》本是儒家的一部经书，其文字简单而隐晦，很便于随意的引申附会，用《春秋》的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因此，《春秋》成为封建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
汉代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后，亲属相隐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
因而这一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相应地变为“德主刑辅，礼律融合”。
(二)法律儒家化之深入:以经注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割据混战的时期，同时又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由于战争连年，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统治者更加注重加大立法力度，力图通过完善而严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同时，由于社会分裂和动荡，统治阶级上层对士族门阀势力的依赖加强，导致这股势力空前膨胀。
反应在法律领域，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法律内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礼法进一步融合。
儒家系统的修改法律从曹魏开始，曹魏之后每成立一新的朝代，必制订一套本朝的法律。
其法制指导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汉朝确立的“德主刑辅”思想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进一步引礼入律。
(三)法律儒家化之完成:以经立法。
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它完美的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①。
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汉代的法律儒家化直到现在我国仍然坚持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的治国方针。
这里的德就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法律与儒家思想早已水乳交融的现象可见一斑。
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端于汉初。
公元202年，刘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朝。
秦末以严刑酷法行其暴政，以苛捐杂税刮尽民财，最终促成秦朝的垮台，刘邦建国后，面对国民凋敝的景象，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顺应人心，重德轻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也显现出不少弊端，导致逃避赋税，地方割据一方，匈奴紧逼。
窦太后死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说，儒学大师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被采纳，但此时其地位只是形式上的，直至汉元帝，儒学才获得了实质上独尊的地位，而“罢黜百家”的过程也最终完成了。
一：首先从立法和司法上看，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为汉代法律的主要形式，但同时儒家著作《春秋》在汉代也被尊为经典，在遇到律无正式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子，司法官依《春秋》经义断案，这样《春秋》也就成了一种凌驾于现行法律之上的独特法律形式，其效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宪法。
《春秋》有如此高的法律效力，是由董仲舒开端的，他的“春秋决狱”不仅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去，也渗透到立法活动中了。
根据汉儒的观点，所谓《春秋》经义的主要内容是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之类，而实际上“原心定罪”是春秋经义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汉儒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这一审判原则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只要动机上合乎儒家道德，虽犯了法也可从轻论处。
二：其次从法律原则上看，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尽管《汉律》基本上继承了《秦律》，属于法家立法，但汉代的其他法律形式如令、比、法律解释中却贯彻了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张德主刑辅，即把刑法作为维护儒家道德的工具，汉代统治者也正是把德主刑辅作为其立法指导思想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汉代的法律原则。
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法律儒家化过程是指中国古代法律有意识地吸收儒家文化思想，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律体系。
法律儒家化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时期。
儒家对法律的影响始于西周时期，此时的法律就已经在开始吸收儒家思想，例如《尚书》中的“以义治国”，以及关于责任分工、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儒家主义对法律的影响逐渐加强，出现了《春秋》等文献，中国第一部法律学著作《法宗经》也诞生了，儒家对法律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
第三阶段：汉代。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影响最大的时期，儒家的礼仪道德思想渗透到汉代的法律中，形成了汉代的法律文化。
汉朝法律中的“惩戒重责”、“宽恕轻责”等思想，三晋法书中的“温故而知新”、“古之弗违今之弗变”等思想，都是儒家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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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
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
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
“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
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
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
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
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
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
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
（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
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
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
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
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
开始阶段。
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
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
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
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
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
比较活跃的阶段。
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
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
“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
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
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
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
第三阶段：隋唐阶段。
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
《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
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