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承诺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可信承诺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动态博弈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可信性”问题｡可信的承诺是符合序贯理性要求的承诺｡由于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可信承诺这一概念也被广泛地用来解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如政府政策与可信承诺,法治与可信承诺等等｡North认为,承诺问题是经济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一个问题｡[1]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个隐含假定是完全合同,因此它不考虑承诺是否可信的问题｡因为在完全合同条件下,委代双方或者说合同双方的承诺是否完全､是否可信是无关紧要的,无论事后的情形如何,双方都可以通过设计一个事前最优的合同来解决承诺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合同不完全的时候,才会出现承诺是否可信的问题｡而一旦我们承认合同的不完全性,可信承诺问题的普遍存在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要说明,为什么在诸如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里,承诺问题更为复杂､更为严重,以及如何使之可信,而不是说明承诺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转型经济是一种过渡经济,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可信承诺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差距｡而当可信承诺问题是一个经济体或社会的主要问题时,我们就不能再一味地强调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因为这反而不利于可信承诺问题的解决,更加弱化经济的激励机制｡可信承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信息､权力和资源的分散化以及充分的竞争｡本文将以转型经济中两类重要的可信承诺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和棘轮效应问题——的有关模型研究来说明我们的观点｡一､两种意义上的可信承诺Kenneth Shepsle指出:有两种意义上的可信承诺｡一是动机意义上的(motivational),指符合当事人的激励相容条件,可自我实施的可信承诺;另一种是强制意义上的(imperative),指通过一个外在的约束或压力使得承诺符合激励相容条件｡[2]根据Kenneth Shepsle这种分类,本文认为将其分别称之为“内生的可信承诺”和“外生的可信承诺”更为直观一些,尽管这种内生外生的区分在某种条件下会变得模糊｡因为一旦原先外在的约束或压力内化为了当事人不可忽视的约束条件,外生的可信承诺也就变成内生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找到那些使得当事人的承诺变得可信的各种外在的约束或压力,那么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承诺可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激励相容,所以关键在于寻找内外生的约束条件,使得原先无约束或约束力不强时的激励不相容变成为约束条件下的激励相容｡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可信承诺,即内生的可信承诺,其内在机理和达至途径大体上相当于博弈论所强调的“声誉机制”｡在一个无限期的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对未来收益的影响,会自觉地信守自己事前的承诺｡这是一种使得承诺可信的内生约束机制｡鉴于有关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不再赘述｡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如何使得第二种意义上的可信承诺成为可能｡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概念最早是由Kornai[3][4]给出的｡软预算约束是指政府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救助的现象｡Dewatripont and Maskin首次将软预算约束问题一般化为一个动态激励问题,即委托人无法可信地承诺不对亏损的项目进行再融资｡软预算约束本质上是一个承诺不可信的问题｡[5]“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 )这一术语来自于Berliner[6],他是在分析前苏联企业的管理行为时给出这一概念的｡早期的正式分析我们可以在Weitzman[7]的分析中看到｡在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根据上一年的实际生产不断地进行调整,如果企业上一年的产量较高,那么它下一年的生产指标就相应地被制定得更高｡这样,好的企业实际上会因自己的表现好而受到“惩罚”,因为企业越好,它必须完成的生产指标也越高｡棘轮效应的消极后果就是,好企业会隐瞒自己真实的生产能力｡在中国,类似的现象更被形象地称为“鞭打快牛”｡棘轮效应实质上也是一个承诺不可信的问题｡软预算约束和棘轮效应都是动态条件下的承诺不可信问题｡软预算约束实质上“无法承诺不救助失败者”,而棘轮效应实质上“无法承诺不掠夺成功者”,是两个“相反方向”的动态承诺问题｡并且,这两种“无法承诺”之间还有一种相互加强的趋势｡这两类承诺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弱化了转型经济的激励机制,是转型经济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二､可信承诺的外生约束机制要使得承诺可信必须具备一系列的约束条件｡对于多时期的经济活动,以经济活动的发生时刻为界,整个活动的效率有事前和事后之分｡承诺一般是在经济活动发生之前,即事前做出的｡承诺可信的关键在于能够有效地约束承诺人,使他能够不利用事后出现的新信息为自己谋利,从而保持事前承诺的可信性｡因此,我们所要寻找的约束条件就是那些能约束承诺人利用事后信息的能力和意愿的条件｡Gerard Roland认为,在过去十几年中,公司金融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人们发现增加事后的无效率可以用来改善事前的效率｡这一思想对于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里面都涉及到一个事前效率与事后效率的权衡问题｡事前的有效或承诺可信的关键点都在于:必须保证当事人的激励在更多的信息被揭露出来以后仍然保持不变｡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我们发现如下约束条件有助于解决承诺可信问题｡1.信息的分散化有效地阻止当事人利用事后出现的新信息可以使得承诺可信｡如果当事人无法利用事后出现的新信息,合同双方所处的信息结构就不会发生变化,事前的承诺就是可信的｡要使当事人无法利用事后信息,可以通过增加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增加获取信息的成本的方法而达到｡黄海洲和许成纲[8][9]讲述的是软预算约束与金融制度､金融风险､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故事｡他们的模型表明,多家独立的银行作为项目的投资人,在第一期的投资已经做出并决定是否对第一期亏损的项目进行下一期的投资时,由于这些银行各自拥有不同的关于项目前景的私人信息,信息的分散化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投资战略选择,从而使得事后取得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坏项目的再投资,即软预算约束现象｡也就是说,分散的金融体系是一种使得不对坏项目进行再投资的承诺可信的制度体系｡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方当事人之间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的不对称｡钱颖一在讨论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联邦制”(federalism)①时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从而明确地限制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和信息通道,这使得中央政府的承诺更为可信｡例如对于改革初期各地出现的乡镇企业,中央政府只是在事前制定了相应的制度｡由于这些企业不归中央政府所有,关于企业生产能力的信息也十分有限,而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也十分高昂,中央政府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哪些企业是盈利的,哪些企业是亏损的｡这种“联邦制”所带来的权力和信息的分散化就在事实上使得中央政府的承诺可信起来｡[10]因此,在多期的动态过程中,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多越有效,尽管静态条件下是这样的｡让信息分散地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或是明确地限制经济主体的信息通道,增大其获取信息的成本,都可在事实上使得承诺更加可信｡2.竞争在一个垄断的经济中,交易双方的关系类似于单向套牢｡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被套牢的一方相当于没有退出(交易)的权利,或者说无法“用脚投票”,垄断方的承诺就很难是可信的了｡垄断方会随时根据未来出现的新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先前的合同,从而导致事前的承诺流于一纸空文｡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引入竞争,使得原先被套牢的一方拥有事实上的退出权,能够“用脚投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Roland and Sekkat[11]关于棘轮效应的讨论中看到｡棘轮效应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十分普遍,但是许多国家的转型经验表明,在转型过程的相当早的阶段,棘轮效应就已经大大减少了｡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转型经济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转型经济存在着来自私有部门的竞争｡引入私有部门的一个含义是,对经理人员的竞争会使政府部门自愿地对自己的激励方案做出可信的承诺｡承诺问题事实上就通过存在私有部门的竞争,存在经理人才市场而解决了｡如果没有来自私有部门的争夺经理人才的竞争,国有部门的承诺就很难说是可信的,因为此时的经理实际上是被套牢在国有部门,没有事实上的选择权｡Segal强调了竞争对于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作用｡[12]如果存在垄断,垄断企业能够得到政府救助或扶持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如果存在众多的企业,每个企业享受补贴的概率就会大大地下降｡因此,在存在竞争的条件下,单个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选择较为确定的事件而不是选择小概率的政府救助｡竞争使得企业可能不再寻求政府的救助,相应地,政府不救助企业的承诺也就变得可信起来｡3.权力的分散化权力可以是经济上的权力,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权力｡无论哪一种权力,绝对的集中都会导致承诺的不可信｡我们也可以用权力的集中来解释信息的集中和缺乏竞争｡拥有绝对多信息的一方和在非竞争的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对另一方实际上拥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一开始就使合同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处于弱势的一方很难拥有有效的制衡能力,只能听任强势方使用权威甚至滥用权威,承诺的可信只能是一种奢望｡而弱势方从一开始就可能不相信这种承诺,并用各种消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甚至停止与强势方的交易｡Milgrom and Roberts从“影响活动”(influence activity)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权力过于集中会影响承诺的可信性[13]｡如果决策权等权力完全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那么针对这个人的“影响活动”就不可避免｡这种影响活动会使得集权者事前的承诺发生变化而不再可信｡如果权力是分散的,影响活动就失去了其作用的对象,承诺就可能是可信的｡North and Weingast讨论了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意义｡[14]英国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度｡该制度大大地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将国王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了议会｡但是这并没有损害国王的权威,反而使国王的借债能力大大增强｡这是因为国王的权力被削弱以后,国王的承诺才变得可信起来｡权力过大的时候,他会利用这一权力撕毁自己事前的偿债承诺｡分权化的议会民主制度使得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变得可信｡他们的研究表明,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可信承诺的前提和基础｡4.资源的分散化如果说权力也是一种资源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地推出以下结论:资源过于集中和垄断会损害承诺的可信性｡仍以软预算约束为例｡如果资源十分分散,这样即使救助方有去救助的意愿,它也没有能力去实施救助,从而可能消除软预算约束现象｡这一思想在Dewatripont 和Maskin有关软预算约束的开创性模型中也有所体现[5]｡他们认为小银行比大银行的预算约束更硬一些,从而它不去救助的承诺也更可信一些｡这是因为小银行的资源有限,即使它想要去提供救助也无能为力,因此财富和资源的约束使得事后救助亏损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现象消失了｡三､小结“声誉机制”是使得承诺可信的内生机制,而信息的分散化､竞争､权力以及资源的分散化则是使得承诺可信的外生机制｡解决可信承诺问题需要有一整套支持分散竞争､反对垄断集中､反映并渗透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制度体系｡真正的可信承诺不是建立在政府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口头保证和宣传上,也不是建立在经济主体个人的品质和责任感上,而是建立在可行的制度安排上的｡没有完善制度安排作保障,承诺不可信的问题就仍将困扰转型经济,诸如软预算约束与棘轮效应这样的动态承诺问题就会继续扭曲经济的激励机制,阻碍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