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形象及其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及其意蕴

在我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文人们喜欢用一些含蓄蕴藉的形象来传达一定的意义。于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学意象，“渔父”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学内涵的，饱含文化传统的意象之一。在星光灿烂的古代文学著作流域中，渔父形象多次出现，并且在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人物中，它所传达的具体的意义也是不尽相同。从渔父形象初见端倪的道家著作《庄子·渔父》篇、《楚辞·渔父》篇，到《后汉书》中的严子陵，再到陶渊明，唐代柳宗元笔下仕途失意，人生苦闷的孤独的“渔父”形象……中国古代的文人仕子在各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境遇之下，利用“渔父”这一意象传达出个人崇尚的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体验和感悟。通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学实践，并且在儒家、道家、禅文化等的影响下，“渔父”形象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有了更多更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本文将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形象，古代文化传统大背景之下的“渔父”精神文化意蕴等方面对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加以分析和探究。

一、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形象

渔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很常见。基于这种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渔夫这种职业，他们以捕鱼为生，生活在江河湖海边，经常与水打交道，有着身体上的劳动与付出。我国古代文学名著中最早提到有关于渔的描写大概是《诗经》了。《诗经》的《卫风·竹竿》篇写到：“籊籊竹竿，以钓于淇。”[1]《小雅·采绿》：“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鱮。”[2]然而这些仅仅是有关于渔这一类活动的描写，渔父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最早应该是在《楚辞·渔父》篇中了。

《楚辞·渔父》篇中的渔父形象，在整个古代文学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屈原，楚国三闾大夫，遭人诬陷被流放，“颜色枯槁，形容憔悴”[3]。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江边。一个一心想着辅佐君王，为国家的兴盛尽其所能，满腔爱国情怀的人，却被小人谗害至流放。义臣遇不到明君，心里是何其的悲愤与失落！在屈原的理想这般失落，人生追求这般无奈与痛苦之际，一位“渔父”踏浪而来。渔父见到屈原时脱口而出：“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渔父一见面就准确的判断出屈原的身份，说明他并未对世事一无所知，而应该是相当了解。屈原作为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的贵族官员，以他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为何会流落至这种人迹罕至的江边？渔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屈原自己的回答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这是多么自负与自傲的回答，将自己的“清”“醒”与世人的“浊”“醉”截然对立开来，自己的“清”与“醒”不为世人的“浊”“醉”所容，也没有人能理解或者倾听他心中的那份执着的理想与追求，

心中充满着悲痛与失落，字里行间流露着难掩的痛苦与无耐！一个执着于政治理想，执着于为国为民的人的苦痛，渔父对屈原充满了同情，当然也是敬佩的，他这样劝解他道：“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渔父作为一个智者，看清了屈原内心矛盾的根源，是其“清”“醒”与世人的“浊”“醉”的对立与两难。作为旷达超远，顺其自然，远离俗世的渔父于是就用自己的思想对屈原进行引导。为什么非要执着于个人理想不可自拔？既然这样的追求让人痛苦并根本无法在现实中立足，那还不如顺应现实，顺应一切，超乎自然天地之外，人就会在世间闲适自处，无欲无求，也就不会有理想失落后那么多的苦痛与悲愤。但是屈原没有因渔父的这么一段劝说而做任何动摇，他身体力行着的，是对道，义的追求，是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虽然屈原并不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但他所践行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其实是与儒家的思想追求相一致的。屈原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既然个人的理想与追求无法实现，那就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理念而殉道吧！“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的意志是这样的坚定，信仰是如此的牢固不可动摇。渔父面对这样的“顽徒”，最后报之无耐的莞尔一笑。他临走之前大声高歌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句话唱出了一个出世的智者的感悟与人生态度。一句大智大慧的话语，透露着旷达与淡然的处世之态，出世却并不是与世俗断绝一切联系，而是和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个体精神达到自由与无拘无束的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渔父踏浪而来，最后又高歌之后倏然而去，留给后世人无穷的想象与回味。他的旷达与淡然、精神的自由，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渔父”精神。

东汉时的严光严子陵，也是一位备受后世文人推崇的渔父形象。《后汉书·严光传》：“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令访之。……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4]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曾是同窗好友。当刘秀称帝登基后，严子陵隐姓埋名过期了渔隐生活。光武帝深慕其贤，得知他过着渔隐生活之后，特地派人去请他出山。然而严子陵始终不肯接受光武帝赐给他的官职和爵位，坚守自己的志向，过了一辈子的渔隐生活，一直到老死，都没有出仕。“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在“士固有志”的人生信念的支配下，严子陵毅然决然的拒绝出仕为官，拒绝高官厚禄，一直没有违背个人的信念和人生志趣，坚守恬适淡薄的渔隐生活。这不禁会让人想起孔子说过的那句话：“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严子陵正是用毕生的时光践证了这种坚定独立的人格精神。严子陵是真正喜欢渔隐生活的，他也确实一点都不想做官，即使有光武帝这样作为帝王的同窗好友的赏识与再三邀请，也难以改变其志向。所以在后世文人看来，这种绝对自由的追求与选

择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汪遵《桐江》一诗这样评价严子陵：“光武重兴四海宁，汉臣无不受浮荣。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5]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杯》诗云：“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6]盛赞了严子陵不慕功名富贵，坚守人格自由的气度与节操。范仲淹也有一首《严先生祠堂记》赞美严子陵风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7]从后世文人的这些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严子陵作为一个不出仕的典型形象的影响是多么巨大，每个后世文人每当厌倦仕途或者冒出渔隐念头的时候，都会找到他作为自己精神的依托。

《吴越春秋》中也有一个渔父形象，他帮助伍子胥成功渡江，逃离险境，而自己却葬身于江上。原文是这样叙述这段故事的：“与胜行去，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渔父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于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栗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8]伍子胥怀着父仇兄恨出逃，遇到一条大河挡住去路，生死命悬一线，情况十分危机。就在这时，一位渔父驾一叶小舟，飘然而至。这是伍子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遇到的一颗救命稻草，也许也是唯一的希望。伍子胥赶紧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呼唤渔父将自己渡至彼岸。渔父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伍子胥迫切的呼救，然而智慧的渔父观察周围的环境时发现有人窥探，于是他两次用渔歌的方式暗示伍子胥。终于他将伍子胥渡至彼岸，却发现其面有饥色。本来这个时候作为渔父助伍子胥渡河的行动已经结束，他完全可以马上转身离去。然而古道热肠的他却忍不住接着去帮伍子胥找食物，而这样做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伍子胥对渔父如此之恩难以为报，便拿出身上价值百金的宝剑以赠之。渔父拒不接受。打听其姓名，以图日后再报，渔父也始终不肯透露半字，只说：“得形于默”。不求任何回报，不留名姓，这是何其的洒脱与超然！渔父一开始就清楚，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