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时间: 2012-03-21作者: 卢荻来源: 《范仲淹研究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北宋名臣范仲淹长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吸取其精华，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思想之中。他寒微之时，便立下“利泽生民”的雄心壮志，不能为良相，便愿作良医，上安社稷，下利生民。日后，他矢志不渝，从政时始终把利泽生民摆在首要位置，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关爱苍生，因此，成为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之一。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它包含着重民、爱民、养民、顺民、济民以及乐民等基本要素。范公的民本思想，在他的上书奏议中有大量的阐述，而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所反映。本文就其诗词中的民本思想作一梳理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唯邦本，重民爱民

范仲淹诗词中民本思想的基本要素之一是重民、爱民。

我国“以人为本”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其他一些古代思想家也都对民本思想作过论述。我国先哲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为君之本”，君由民立，国由民兴，故《尚书》

说：“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而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苟子则提出“民水君舟”之论。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范仲淹继承了儒家民唯邦本的思想，在《上执政书》中提出的首项改革建议，便是安邦本，措施是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弊。他认为民富才能国强，民安才能邦固。县令、郡守直接统治当地百姓，其得其失，与人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他主张裁减几百名不称职的县令，降黜和惩罚那些老迈懦弱、贪赃枉法的知州、通判，挑选任用一批较为精明强干的官员，以澄清地方政治，“为国家磐固基本”。

范仲淹认为，民众是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根本、最基础性的要素。因此在《君以民为体赋》中，提出君为民设，“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君应“正四民而似正四支”，“调百姓而如调百脉”，“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君应视民为肌体，而君则为肌体上之发肤，不能因发肤而毁本体。他还提出，人主“当用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他深刻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并且以管子提出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依据，撰写《政在顺民心赋》。强调：君以民为体，政在顺人心。明主施政，应“顺民心而平和”。他说，“政者为民

而设，民者惟政是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布政从民者，黎元克信；驱民从政者，群心不循。思柔远而能迩，必去逆而效顺”。他主张“政为民而设”，处处以民为本，围绕“为民”来制定治国方略。范仲淹在《周人》一诗中阐述了国家兴废关键是否顺天意得民心的道理。诗云：

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

不烦鱼火明天意，自有诸侯八百心。

诗中揭示：商纣失道，昏乱暴虐，涂炭生灵，周武王顺天意民心，率师到盟津，准备伐纣，大得人心，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过了两年，武王率诸侯共讨暴君，消灭商纣。

范仲淹民本思想在《四民诗》中作了充分的阐述，既表现了对农工商的同情，也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腐败，极力主张加以纠正。他建议皇帝效法先王：“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国俗俭且淳，人足而家给。”“先王教百_丁，作为天下器。”“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

在《四民诗?士》中，范仲淹将士、仕共论。士、仕作为统治阶层，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北宋前期，社会道德沦丧，士风、官风腐败，因此，范仲淹慨然发出感叹：“此道(仁义之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不辨)”，并且激切指斥士人，“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仲淹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士风败坏，长此下去，人们行为

失去准则，将会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

浇风扬羽翼”。他指出这种种现象，无疑给时人起警示的作用。他批评世人听信术士异端邪说，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范仲淹此诗，旨在警示士人要以德为先，极力提倡恢复儒家关于仁义忠孝的道德规范。

上层建筑中士风、官风的腐败，必然加深对农T商平民阶层的压迫与剥削。为此，范仲淹在《四民诗》中作了充分的揭露，并对平民百姓表示深切的同情。其《农》诗云：“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 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 罗绮如山人。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农与后稷，有灵

应为泣。”其《工》诗云：“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四海

竞如此，金碧照万里。”其《商》诗云：“经界变阡陌，吾商

苦悲辛。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坠者乱吾伦。……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这三首诗，都说明了农、工、商在为豪门贵族和官僚阶层忙碌服务，供其享受，自己辛苦劳动，所得无几。豪贵们不知节俭，范仲淹不禁发出呐喊，为百姓说话：“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

《四民诗》一方面针砭时弊，痛斥官僚贵族骄奢淫逸之风，批评“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

的侥幸心态，另一方面对日夜辛劳，不得温饱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长年累月颠沛奔波的商人表示关爱之情。此诗是范仲淹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它对现实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不啻是天外的惊雷警钟，给世人无尽的警示与震撼。

除《四民诗》外，范仲淹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还写下不少重民、爱民的诗词。景祜元年(1034)，范仲淹被贬谪睦州，当他所乘之船航行到淮上时，遇到了狂风的袭击，有诗云：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皎?出没多。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樟危如叶，傍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怱险中人。

在狂风的袭击下，范仲淹全家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危险，可他心中想的却是“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其爱民、忧民之情，实是感人至深。清初诗评家吴乔认为，范仲淹和杜甫诗歌所表现的人格极为相似。他指出，范仲淹这首诗“直是杜诗。余谓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诗，于希文验之矣。”诗中体现了一种由己及人的仁人之心。

在睦州期间，范仲淹还写了一首情节非常感人的长篇叙事诗《和葛闳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

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