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思想概述

《福利经济学》思路流程

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信札》从旁观者立场出发对现代（该书信写作于20世纪初，准确地说应当是近代）英国进行描述：“到处都是手段，却没有一个目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动机，而那个发动机本身又出了毛病，这就是你们文明呈现给我想象中的情况“，在回应“人类本身更多地是目的还是工具“这一议题上，西方世界尤其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更是被这一问题艰难地逼迫回应。生活于同时代的学者庇古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视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贫穷、痛苦与污秽，一些富有家庭招致损害的奢侈，笼罩在贫困家庭头上可怕的不确定性为罪恶，这便是《福利经济学》伦理价值的体现，追求着社会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关注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幸福感。

庇古将致力于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化为经济福利这一不良函数的最大化，在思考这一命题时，最先考虑“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对经济福利发生影响的某些原因“，提出“国民所得“和“收入分配“两大变量，显然这是从生产和分配两大领域来思考如何增加社会福利，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部分：①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②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影响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以及如何可行地增加社会福利。整个论证过程中，学者的大厦在不断地推倒，又重建，再推，再建，直到理想可以最大程度地贴合实际，庇古对研究对象进行分门别类地处理和细致精密地推理，环环相扣，感觉每一步都在踩着巨人走过的脚印，如果是错了，那就直接再走回来的洒脱。

大厦初建，最重要的是看根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就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福利是人的意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而福利经济学就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满足，搭建起心理状态的满足和实物状态的货币之间桥梁的是效用。所谓效用，是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在衡量效用过程中，假定了货币边际效用不变。在这种经济福利概念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和国民所得的关系，将经济福利概念和国民所得概念对等起来，对经济福利的研究转变成为对国民所得的研究，接着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①国民所得量的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②国民所得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针对第一个问题，虽然一国的经济福利大小与国民净产品的大小有关，但是当国民净产品产出规模变动时，却难以据此判断对一国经济福利的确切影响，因为其中牵涉到商品构成比重，在这里，假定了社会成员嗜好不变和购买力分配不变，与效用概念相联系，只有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福利的增加，因而要求产品结构符合社会需求结构，其增长才导致社会福利的增长，与后文“当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社会产品和劳务构成应当是奢侈品生产让位于必需品生产，美酒让位于肉类和面包”相呼应。针对第二个问题，庇古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说明，如果国民收入未减少，国民收入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其所以如此的根据在于：任何人在任何时期享受的经济福利，都依存于他所消费的收入而非所得到的收入，一个人越富有，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不容易增加经济福利。即使考虑一些生物学上，有关种族、精神结构或者教养程度的差异这些特例，也不会妨碍上述结论得出。

考虑到，经济福利对等于国民所得，国民所得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是福利经济学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部门中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因而后文重点考察，在现存法律制度下，如果让私利驱使下的私部门经济行为自由发展，则在多大程度上它能以产生最大国民净产品的最有利的方式（每一种用途的社会净边际产品价值均相等）促成一国的资源配置，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国家的行动有助于改善这种自发经济倾向的内在缺陷（私人净边际产品和社会净边际产品的背离），消除实施资源最佳配置的障碍。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如果不牵涉到信息不对称和资源转移成本，追求私利的倾向可以使得国民所得最大，但是现实中，信息不完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外部性、规模报酬引起的收益或成本变动引起的背离、垄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一致这些原因的存在，导致私人净边际产品和社会净边际产品的背离，考虑到往往涉及到契约双方以外的第三者，因而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措施。在考察国家干预措施之前，庇古首先考察了国家干预以外的一种可能性的矫正措施——成立所谓的“购买者协会”，在这个集团里，自产自销，抛弃了垄断等障碍能实现最大化，但是不可能成立。接下来考察国家干预对国民所得或国民收入的影响。政府该管什么？资源配置和最大国民所得存在差异就应该管；政府怎么管？津贴和税收；管到什么程度？实际产量等于理想产量（资源投入正好达到使投资的社会净产值在各种资源使用中相等的产出）。重点管什么？垄断。虽然垄断具有一定结构性上的经济性，且上述手段于垄断，毫无作用，因而庇古考虑如何让垄断产业像完全竞争下那样运行。提出两种间接控制方法--保护“现实竞争”法（阻止合并中产生垄断，摧毁已有垄断）、保护“潜在”竞争法(立法惩治联合抵制，保护准入)和直接控制的三种方案—对垄断产量和定价直接加以抗衡和干预（消费者联合会与垄断力量抗衡）、政府定价（正向设置价格区间，反向政府审批价格）、政府国营。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弊端，还需要考虑行业类型谨慎行动。

威廉 佩蒂曾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思考如何增加国民所得上，劳动是决定因素。在劳资纠纷方面，因为劳资纠纷造成的除了直接影响，也具有溢出效应，甚至可能造成产业瘫痪，庇古虽然推崇心理革命，往往实际上更需要劳资协调机制来实际减少纠纷，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劳动会议，定期讨论“工资工时部分和组织流程部分”。看待工时问题上，庇古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追求劳动力的再生产协调循环发展，而针对工资问题上，肯定计件工资和公平工资。计件工资是最佳的支付方式和最好的补偿办法，但是雇主认为雇员收入过多而减低工资，雇员可能预料到减薪而蓄意减少产出，不利于增加国民所得，因而工资必须是有效的，不能过低过高。公平工资问题上，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净产值，并使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得国民收入最大。由此标准，出现两种不公平，第一类是由于地区和职业间配置不优化，会造成雇员高额的流动成本，需高工资来减少流动；第二类是剥削导致的实际工资低于劳动边际净产值，需要政府干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庇古反对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因为高工资提升失业工人期望值，导致失业率上升，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不能适应多样人群的必需生活收入。同时，庇古提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是合理的流动往往会受到阻碍，导致产出效率下降，比如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转移成本和劳动动力歧视。在解决这些障碍中，需要政府的干预。

庇古认为，“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的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使国民收入增加已经在劳动和资源配置中提及，使穷人占有的绝对份额增加也是依据上文提过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货币边际效用也递减。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下”，把富人收入转移给穷人增加经济福利十分必要，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提出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政策。收入转移，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依靠富人的自觉性，但这是不够的，因而国家需要实行强制转移，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转移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转移是兴办社保和社会服务，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生产进行补助，给予补贴。为避免受救济穷人偷懒，庇古认为这可以与生产率联系起来，并强调效率优先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