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规范样本doc

试论我国公共部门以人为本的人事管理（姓名专业学号）公共部门是公共行政的载体，是支撑一个国家必须的组织形式1。

公共部门的成长、发展和变革无不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促进了我国公共部门管理的现代化进程，而“我国公共部门以人为本的人事管理”正是这一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蕴含着挑战和机遇的重要课题。

一、以人为本理念在公共部门人事管理中的地位（一）以人为本概念的解读“以人为本”作为一个语词，源于中国本土，史书记载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

据西汉刘向编辑的《管子》“霸言”篇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这里“以人为本”的主旨含义为，“统治”应以顺应民意为首要，最终目的是“御民”。

西方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humanism）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了人的自我觉醒、自我发现。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Humanism这个词，进入“后文艺复兴”时期，其广义用法被解释为人类的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与自我完善(self-perfection)2。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演进，现代Humanism语义在原意基础上逐渐丰富，除保留其“人的发展、人的完美、彬彬有礼、亲切仁慈、以及一种区别于神学的特别的知识学问（联想到文化的）”意涵，进而被高度抽象1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2（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1页。

为“从正面的角度指涉‘人的一般特点或属性’”1。

“以人为本”理念的回归并予以正面的认同，应当是我国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其重要标志是，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在论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列述五个“坚持”时说：“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明确将“以人为本”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

可以说我国从此打破了讳言“人性”的思想禁锢，必定会引发我们国家和民族“对人的意识的启蒙”和思想领域中“一种内在的深刻的革命”2。

从此，我国关于“人”的理论研究应当有了贴近和深入人本质的氛围。

今天我们再现的“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理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3，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意在注重“人”，注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与尊严，追求人的个性、人性、潜能的发展，主旨上涵盖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精髓。

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所体现的含义与humanism 是基本一致的4。

“以人为本”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一切从人本身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5。

这里的“人”，应是未被异化的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公共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是“经济人”，是普遍具有利益取向的人，这种利益取向具有完全平等性。

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定要基于对人的全面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普遍性的对一般人的理解，还必须关注对特殊性的个体人的理解。

（二）以人为本是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内在要求也许我们可以设想没有管理的人，但是不可以设想没有人的管理。

同样我们也不可以设想存在一种不涉及“人”的管理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管理之“以1（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208~212页。

2谭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

（出处）4笔者曾将“以人为本”直译为people-oriented和Human-oriented，虽然在英文网站上查找到这两个词语，但并没有对应的意思表述。

5该涵义参照了刘放桐先生有关“人本主义”的哲学观点。

人为本”，是管理本身的内在要求，毫无疑问，也是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内在要求。

纵观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管理理论日渐丰富，逐渐形成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定量分析理论、系统理论、权变理论等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对管理科学体系都有其突出的理论贡献。

人们往往将管理理论“以人为本”（humanism）的标志性阶段定位在行为管理理论时期，以梅奥的“霍桑实验”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为起点，并认为自此以人为本的理念才在管理科学体系中逐步发展、深化、丰富起来。

而古典管理理论时期，特别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期则被理解为：“目标是研究效率，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认为工人们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

只看重员工个体，而不是员工群体。

认为工人都是机器，必须像机器被使用一样地受奴役。

……且极为轻视劳动阶层。

”1这种认识长期以来给人们一个误导，即，认为泰勒及其“科学管理”体系是与“人本主义”无关的，甚至是“非人道”的。

——这与事实有着极大的不符。

事实上，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的建立，无不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其管理思想和实践方案无不体现了对劳动者劳动的尊重和对劳动者人格发展的重视。

在“人员素质”、“科学培训”、“科学定额”、“激励机制”等多方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这些精髓至今仍是包括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在内的我国当今现代化管理进程中“以人为本”实践体验的重要内容。

泰勒是把“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第一人，是历史上第一位对劳动（诸如铲沙子、搬运铁器、流汗、肮脏、辛苦的劳动）真正认真研究过的人，对体力劳动者的困苦寄予深深的悲悯和同情，竭力以自己理想中可行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状况，使他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有效率的劳动，获得好的生活，获得尊严，获得人格的发展。

泰勒也是第一个认为知识与劳动有直接关系的人，他还极力主张，提高生产效率所得应全部用于提高工人的收入。

这些都无疑是泰勒对管理科学人本精神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最伟大的弘扬。

由此可见，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主旨，散发着人性的理性光芒。

对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工人阶级）的关怀是泰勒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体现，为此他遭到了“社会主流”（上层社会）的1（美）彼得F·德鲁克：《完全的心理革命》，蔡文燕编译，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BCMI）内部交流刊物，2002年第4期。

排斥和歪曲。

回顾这段历史，意在复原“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管理科学中与生俱来的本来面貌，从而进一步说明，“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宏观理念在管理科学产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入到管理科学的肌体中了（参见图1）。

图1. 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人本图解资料来源：（美）里奇·格里芬(Ricky Griffin)：《管理学》，蔡文燕编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 年（第8版），第42页。

由此可见，管理之“以人为本”，是管理本身的内涵，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彰显历程，是管理科学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管理科学的根本属性。

如果我们从管理科学中抽掉“以人为本”的内核，管理科学便不复存在。

同理，以人为本无疑也是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根本属性，而且有着实践上的更加直接的应用价值，是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从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中抽掉“以人为本”的内核，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亦将无从谈起。

二、关于公共部门以人为本人事管理的思考（一）公务员的人本定位如果我们在公共部门这一特定范围探讨人事管理问题，必然是关于公务员的人事管理问题，必定要基于对公务员作为普遍性的“人”和“特殊的人”的全面认识。

而公务员其职业的特殊性也正是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焦点所在。

运用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分析考察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应当是公共部门以人为本的人事管理首先关注的问题。

让我们还是从“概念”开始。

目前，现代国家习惯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两大部门，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公共部门是与私人部门相对应的，因而其区别也是相对应的（参见表1）。

表1.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资料来源：胡象明：“关于公共部门界定的几个问题”，/uploadfile/2006326195941800.ppt公共部门通过整合社会资源进而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运用政治、法律、管理、经济等方法，来实现政府目标。

其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范围与种类不是由消费者的直接愿望决定的，而是直接由“公共部门”来决定，并且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具有“治理的正当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这意味着公共部门掌控着从每一个公民（纳税人）获取的“公共”积累的实际支配权，掌控着社会活动中相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实际裁决权（无论这些权力以何种方式实现），而这种“支配权”和“裁决权”原本属于“公民”，但“公民”却完全处于被动，即使出现谬误、错误、违法乃至侵害，“公民”也必须首先面对，即便有“法律援助”，也仅仅是补救，许多后果客观上是不可逆转的。

公共部门的职能决定了作为这一系列职能的执行者——“公务员”所掌控的主要资源就是“公共权力”以及该权力支配下的直接或间接的有形的公共资源，而这种权力又使之处在一定意义上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特殊的社会地位。

“公益人”（表1）所指代的“公务员”掌控着公民赋予的权力，承载着重大的公共利益，并且不得以谋求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而以公共利益的完美实现为最高价值取向。

因此，为了保证公务活动的公平与效率，要求公务员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知识能力，在公务活动中不谋私利，秉公办事，勤勉敬业；在社会经济宏观意义上代表全体公民努力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合理的收入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公共的福祉。

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应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公务员在选择了这一职业的那一刻起便主动地选择了这一切。

然而，我们并不能以上述内容为缘由将超越一般社会成员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泛化成公务员的人本“属性”。

但是我们又必须将上述内容作为对公务员加以人本考量的动因。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社会性表现为两种具体特性：其一，人有着以人的欲望为原动力的个人利益追求，这种追求使他表现为“经济人”的特性；其二，由于人是共同体的成员，他所处的共同体的价值在他的意识深层凝结为他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以及他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和作为共同体存在的一个因子的现实决定了他同时又是以“公共人”而存在的1”。

人的“经济人”的特性2，通过人的行为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而人的“公共人”的特性则通过人的行为赋予社会以整体性。

人是“经济人”和“公共人”的统一体。

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人的“经济人”和“公共人”的二重性也必然是“公务员”的本性，并不会因为公务员职业的要求而消失掉其“经济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