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叶永和蒋燕燕
最近我们在整理爷爷叶圣陶的日记。

在1957年的日记中，爷爷详细记录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改革等受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批评这件事。

时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的叶圣陶是这次语文教材改革的主要负责人。

查爷爷的日记，1952年9月1日，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说，“三年以来，种种之运动已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今后之教育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培养成各种合格之干部。

今日编定教学大纲，写撰教科书，均须在此意义上二植其基。

”另外提出“一切学习苏联之方针”。

9月20日，教育部编委会召开座谈会，对正在拟订的语文科目的教学大纲提出，苏联的教学大纲中，中学的“语法”和“文学”是分开的，课本也是分开的，语法教学的分量比较重，认为我国也应该照此办理。

爷爷参加了座谈会回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条他对此事的看法：“凡平日留心语法者，如叔湘、莘田、声树诸君，咸谓语法非万应灵药。

可以为辅助而不宜独立教学，使学生视为畏途。

此大可注意也。

”
当时教学改革问题中央非常重视。

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教育问题。

毛主席指出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

会议还决定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

中学语文学习苏联，分为《文学》和《语法》是教学改革中的大事，中央派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总管这件事，还定下限期。

其实爷爷对中学语文分为两科的做法并不满意，好容易才把小学的“国语”跟中学“国文”串在了一起，“课程标准草案”也才出台，中学语文教材经过选材、编辑、审定、印刷发往全国各学校，勉强按期完成，已经费了很大的工夫，怎么又要变了呢?但爷爷还是以大局为重，说决定既然已经做出，就该大家同心协力把新课本编得像个样子。

把《语法》改为《汉语》，由吕叔湘和张志公负责，爷爷
主抓《文学》课本，挑选的都是称得上文学作品的课文。

1955年，高中和初中，《汉语》和《文学》课本各六册，还按册编写了教学参考材料。

在全国70多所学校开始试用新课本。

为此，爷爷还代表教育部和人教社向语文教育界同人作了《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说明这次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这个报告由几位同人执笔，后又几易其稿，讲稿写好后，还分别送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和教育部党组审阅，可见当时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爷爷是在7月1日做的报告，听众近千人，绝大多数是中学语文教员。

工夫虽然花了很大，但是教材试用效果不理想，反馈回来的意见负面的居多，教师和学生都说负担太重，既难教，又难学。

这件事在教育界反响很大。

为此，毛泽东指责中宣部关于语文教材分类等问题是“教条主义”。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了推卸责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意孤行”。

此话一出，人教社一片哗然(卢元锴：《卢芷芬先生的出版生涯》，见《出版博物馆》2010年第3期)。

人教社受批评的时候，爷爷恰巧没在北京。

因为1957年3月2日，奶奶胡墨林病逝，爷爷万分悲痛，教育部和人教社为了让爷爷缓解痛苦，以休假的名义到南方去散散心，3月20日启程，5月17日回京。

在此期间，爷爷在南京参加了江苏省人代会。

回到北京后，爷爷听说陆定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了人教社语文教材改革，他很生气，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未经调查，明其原委，意若日此事为闭门妄为，贻害非浅”。

同天，《文汇报》和《教师报》的两名记者上门来访，爷爷虽然不想见，但又“势亦难却”。

爷爷对记者们说语文分科教学的经过，“此或为外间所不及详知”，并对陆定一的批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过了两天(6月2日)，《教师报》的记者把写好的稿子交给爷爷过日。

爷爷当晚作了修订。

第二天又把修改后的稿子拿到人教社，请卢芷芬、史晓风、朱文叔三位同志提意见。

爷爷又用了一小时再次作了修改
后，交给《教师报》。

6月4日吃过晚饭，胡乔木打电话到家里，约上门来访。

爷爷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
既而乔木至，告余《教师报》之一则访问报道稿已读过，系报社中之马君送与，缘其中谈改进语文教学之事，涉及乔木。

次为陆定一开脱，言陆常因病离京，关于语文教学方面之讨论与措施，渠实不甚详知。

至其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确有未当之处。

乔木又谓语文分科、文学课本编辑之经过，外间确不甚明晓。

今后最近期间，宜有所表明，使众周知。

上午已讨论过，拟由一负责同志在适当场合说明此事，唯尚未有具体决定。

次言既有此办法，访问报道似可不必刊载。

问余可否告《教师报》《文汇报》，撤去此稿。

至于何以不便批评陆定一，乔木未言，余亦不好意思问。

察其颜色，听其辞气，颇有希余必允之意。

余乃告以两报记者访问之经过，系他们欲知其事，非余拉他们来访。

余于陆之发言确愤愤，故径语记者。

今于语文改革之经过情形既有办法明告国内，余自可依乔木之意，以自己名义请报社撤回此报道稿。

惟希陆定一今后于任何公开场合，自言其前此发言之失当。

乔木含糊答应。

以下杂谈整风，颇融洽。

乔木坐一时许而去。

乔木特别叮咛，《文汇报》方面非余自请撤稿不可，不宜言及其他。

彼固深恐《文汇报》就此事做文章也。

胡乔木走后，爷爷立即打电话给秘书史晓风，请他转告两报记者文章不要发表。

吃晚饭时，爷爷与我父母谈起胡乔木来访所谈之事，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二人对此事的看法。

至善于此事表示不快。

满子之言颇妙，谓乔木此事，亦带冒险意味。

苟余坚决不肯嘱告记者撤稿，乔木亦无可奈何。

若加一按语，补叙乔木来访之事，见之于报端，则更难堪。

此非明示党方鼓励人家尽量批评提意见，实皆虚假耶。

满子此言，确为有见。

至善则谓日来报上所载似尖锐而实空泛之批评，甚至岂有此理之批评，登出无损于党之威信，故不以为忤。

余批评陆定一，中其要害，从而可见党中央亦复散漫不一
致，故惧其揭发。

至善之言，或亦有些道理。

第二天爷爷到了人教社，把昨天晚上胡乔木来谈的情形告诉卢芷芬和史晓风，上午开社务会议时，爷爷又把记者来访与胡乔木希望不要登访问报道之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几位党员副社长。

两天后爷爷和卢芷芬谈起此事，爷爷记下了谈话内容：
芷芬为余言，渠曾为陆定一设想，知余在报上发表谈话，应即有所表示，自认其批评不符事实，唯可言明于语文教学讨论之经过，确未详知，而今日所行之办法，则不以为然云云。

如是则昭示于众，高级领导能接受批评，为整风运动树一嘉范，同时仍不失批评语文教学现况之初意。

乃陆定一不出此途，而令乔木来就佘婉商，希余撤回其谈话，实为失态之举。

芷芬此言，甚有见地。

余亦思之渐明确，乔木之来，渠实失其立场。

(6月7日，日记)
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邀爷爷谈话，为胡乔木来访作解释。

爷爷在日记中写道：
大意谓余与党向为朋友，党固深知余，故乔木来找余。

乔木之来意，不在党怕受批评(人家批评重于余者至多)，而在为余着想。

其一，恐人家利用余之谈话。

目前阶级斗争复炽，已露端倪，发言反对共产党者不少，甚有匿名信件，于其时而余发表谈话，甚易使人混淆。

其二，余之社会地位，恐因此而有损云云。

余当即告董，余一时想不清楚，容徐徐思之。

唯乔木来时，并未言及此意，则为实情，，及于董为别，思索其事。

其一，余只批评陆定一之不明实况而乱作批评，并批评宣传部部内不通声气，与一般机关同病，并未反对共产党，与日来报上之怪论完全不同。

人家于余之谈话，无法妄事利用，苟人家强欲利用，责固不在余。

若谓余亦有作怪论者同样之见解，则余将与之公开辩论，使公众定其是非。

其二，余之社会地位何足惜。

人家苟知余欲言而不言，虽非受威胁，终为不坚强，恐更将看不起余矣。

如为写匿名信者知之，亦可致一匿名信于余也。

总之，董之解释，非唯不能使余释然，益且更增一重痕迹。

第二天是星期日，爷爷一早到人教社与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文叔、刘薰宇五位社领导谈对前一天“纯才所言之想法，认为其言殊无道理，以好意度之，只能认为不善于说话，亦即不善于思索”。

大家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尽力劝慰爷爷。

爷爷认为安亭说得比较中肯，他在日记中记遭：
安亭谓余之意在批评陆定一与宣传部，今彼方已知其事，当谋改进，则余之目的已达。

至于对人对事提出批评，为顾及其效果与影响，宜考虑表达之方式与场合。

在党内作批评，往往如是，某种批评于大会中提出，另一种批评于小组中提出，亦有私人晤谈时提出者，总之务求批评生效，且不生不良影响。

乔木之来意，或者即本此旨，余当即答安亭，其言余表同意。

这次谈话，大家总算是说服了爷爷，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现在看起来，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胡乔木找爷爷谈话，可能是为了保护他，唯恐言多必失，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有些话又不便直说，所以欲言又止。

爷爷因其“名”，未被打成“右派”。

但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中，因教材改革的这场风波，被打成“右派”的有14人之多(《卢芷芬先生的出版生涯》)。

《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