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_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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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弗维尔改写理论视域下的葛浩文翻译策略研究———以葛浩文翻译的三部莫言作品为例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总第１７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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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社会科学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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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４ꎬ２０１９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７５

勒弗维尔改写理论视域下的葛浩文翻译策略研究

以葛浩文翻译的三部莫言作品为例

张㊀靖ꎬ王立莉

(哈尔滨金融学院商务英语系ꎬ哈尔滨１５００３０)

摘㊀要: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㊁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ꎮ美国翻译学家勒弗维尔提出ꎬ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要素ꎮ葛浩文在翻译中灵活使用归化㊁异化等策略ꎬ既注重保留异域民族特色㊁传递中国文化ꎬ又重视读者感受ꎬ通过改写等方法使译文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审美ꎬ从而使其译本在西方为较多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可ꎮ

关键词:勒弗维尔ꎻ改写理论ꎻ葛浩文ꎻ翻译策略ꎻ归化和异化ꎻ莫言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６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９３７(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３３－０５

基金项目:哈尔滨金融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勒弗维尔改写理论视域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 (Ｅ０１２０１７００２)

作者简介:张靖ꎬ１９７６年生ꎬ哈尔滨金融学院商务英语系教授ꎻ王立莉ꎬ１９６９年生ꎬ哈尔滨金融学院商务英语系副教授ꎮ

㊀㊀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引人注目ꎮ讲好中国故事㊁传播好中国声音ꎬ让世界了解中国㊁了解中国文化ꎬ扩大国际传播能力㊁文化影响力ꎬ从而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ꎬ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ꎮ从语言层面来看ꎬ翻译是指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ꎬ用以促进不同民族㊁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ꎮ然而ꎬ任何语言都离不开其形成的文化背景ꎬ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ꎬ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ꎮ因此ꎬ翻译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ꎮ近年来ꎬ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大放异彩ꎬ为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可谓贡献了重要力量ꎮ２０１２年１０月ꎬ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使其作品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ꎻ２０１５年８月ꎬ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ꎬ而雨果奖则被喻为科幻届的诺贝尔奖ꎮ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际上斩获大奖ꎬ一方面ꎬ自然是作家本身的才华和

勒菲弗尔翻译诗学视域下《活着》韩译本探究

勒菲弗尔翻译诗学视域下

《活着》韩译本探究

I刘木子丨大连外国语大学丨

［摘要］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理论为基础，从文类、人物原型、文学技巧等几个角度着手，探究了余华代表作《活着》韩译本中译者的改写策略。笔者认为，译本的可接受度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目标语的诗学范畴。诗学操纵可以深刻解释《活着》韩译本中的改写策略，使人们对《活着》韩译本产生全新的认识，对后续文学翻译文本评析产生积极作用。

［关键词］勒菲弗尔；翻译诗学；改写策略；文学翻译

1.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出现之后，翻译研究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而是以社会文化作为大背景。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操纵学派开始出现，操控学派强调的是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属性和翻译中的文化塑造。（张莉，2010：14）代表人物有赫曼斯和勒菲弗尔。勒菲弗尔（Lefbvere, 2004：26）在《翻译、改写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出，翻译理论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他认为，诗学因素主要由两个层次构成，其一是文学技巧、文类、主题、原型人物、关键场面和象征；其二是文学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即诗学的功能成分。

小说《活着》是余华的长篇代表作，该作品发表于1993年，在余华的众多作品中评价最高，影响最广。小说塑造了在大时代背景的变迁中历尽人生苦难却仍然乐观豁达生活的福贵老人形象。通过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死亡重复，凸显了活着的可贵。这部作品于1997年在韩国翻译出版，初版名为《令oRl吐衣》,2007年再版名为《电羽》。修订版相比初版措辞更为准确凝练，风格更加贴近原著。

安德烈_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在时事新闻翻译中的应用_王丽俐(1)

2009年3月第28卷第3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 on M ar .2009Vol .28No .3

收稿日期:2009-01-15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007059)作者简介:王丽俐(1986-),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学生。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在时事新闻翻译中的应用

王丽俐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翻译并非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翻译活动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翻译受语言及非语言双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的重要非语言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还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时事新闻的翻译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闻;文化;翻译;意识形态;勒菲弗尔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9)03-0128-02

一、勒菲弗尔(L efevere)翻译理论中意识形态因素

的重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是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译作必须要忠实于原文,译者没有自主性,往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然而,翻译不是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除了语言因素的限制,翻译还经常受到一些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非语言因素往往对翻译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文

化与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结果的重要的非语言因素。

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论与“改写”论之再思

作者：程可杨晓麟

来源：《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23期

【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本文介绍了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本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和“改写”理论的要点，将其与西方先前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其所创导的理论观，希冀借此了解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影响。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派改写操纵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3-0008-02

一、引言

最早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引用“操纵”一词的是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1985，10），他指出：“所有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操纵。”译学界认为这个界定和操纵学派的核心观念极其一致，但是否为缘起还待补遗。译学界普遍认为翻译研究学派关于操纵的理论观发端于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张南峰，2002：19）。关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佐哈尔的理论倾向于关注“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却忽略了翻译对“的语”文化的影响（程可，2012：213）。针对这一不足，安德烈·勒菲弗尔对前人的翻译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的翻译思想包含了对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诗学研究及文化研究，融合了操纵学派和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操纵学派”理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向文化层面的飞跃，“文化转向”新趋势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促使翻译研究学派及其理论兴起后逐渐占据西方翻译研究主流地位。

操纵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由Lefevere和Bassnett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文化转向”，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和翻译操控的三个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Lefevere理论的肯定

国内的研究者对于Lefevere的理论，大多数采取肯定的态度，并对其理论进行各种各样的应用和介绍，其中郭颖和白彬的文章能够代表大多数的态度。文中认为Lefevere的理论，尤其是折射理论和文化三要素理论把翻译从语义层面的微观世界扩展到了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并肯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语言学和传统美学的研究范畴。

促进国内译界对宏观翻译的关注和研究。

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由于Lefevere和文化学派并不关注翻译实践尤其是译本分析评价的微观层面，而是从宏观入手，认为翻译应该以“文化”为单位进行，所以我国的研究，尤其是在理论的应用方面也都是从宏观着手来对比译本，打破了仅从而对于翻译而言，Lefevere认为翻译即为“改写”，而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编纂历史等都是“改写”活动。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从个方面论述了控制译者“改写”过程的因素：意识形态在形成翻译中的作用，赞助人的力量，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操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系统地阐释操纵这一翻译观时，也提到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他认为，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而是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力量，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赞助人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和地位要素，它们以不同的组合形式相互影响，意识形态对文本形式及内容的选择和发展进行制约；经济要素指赞助人给予作者或改写者一定的津贴或职位，使他们赖以生存，同时赞助人也会为作品的销售付版税或是请专业人士作为老师或评论员；而地位要素是指作品只有为赞助人接受，才有可能融入到某个支持的群体和其生活方式当中，即被读者认可。从之前的叙述不难看出，翻译活动的趋向和政治运动或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每次政治运动或革命都会有其发起人或组织，在他们的主张或呼吁下，翻译活动得以逐步展开。

论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操纵因素和改写手段

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论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操纵因素和改写手段

罗琴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近年来，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日益受到重视。在部分电影中使用网络语，并试图对原文进行增删、替换等操作，引发了广大媒体热议。从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出发，来探讨影响英文电影字幕中的操纵因素，即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国内文化语境和预期观众群的影响，以及在语言和艺术层面上的改写手段。

关键词：英文电影字幕翻译；勒菲弗尔；操纵因素；改写手段

作者简介：罗琴（1988-），女，四川南充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3-107-02

一、引言

1992年，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继承了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的“操纵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的本质就是操纵。他指出翻译要放在文化和社会大背景下进行, 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活动，而且“所有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Lefevere，1992）。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类型，许多外界因素操纵着这个转换过程，如赞助人与意识形态，国内电影惯用技法以及所面对的预期观众群，如此译者就不得不为迎合其所处时期的大众化视野观赏需求而超越了翻译转换时所遵照的“信、达、雅”和“音美、意美、形美”，追求一种能最大程度为预期观众群所能接受的改写。本文以有代表性的英语电影字幕的翻译为实例，着重讨论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操纵影响因素和以此采取的改写手段。

赞助人对佛经译场的影响以玄奘译场为例边立红

Vol.9No.11

2012年11月

第9卷第11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Nov.2012一、引言

纵观中国翻译史，佛经翻译从公元1世纪兴起到北宋初

期佛经翻译的衰落历时千年之久；对于中国文化，举凡宗教、哲学、文学、音韵学、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各个方面，无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还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开启了中国翻译史并奠定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础。

就佛经翻译的形式而言，起初大都是由个人完成的，后来随着翻译质量逐步提高和译经范围的扩大与深入，译经体制由个人单干到集体合作，译经范围由寺院到政府与寺院联合进行，由此衍生了具有中国特色译经传统———译场。译场制度始于南北朝的前秦时期，终止于北宋初年。总体来说，不同时期的译场规模不同，组织分工也不尽相同。以唐朝时译场为例，不仅分工明细、组织严密，而且从翻译活动的社会学视角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其中以玄奘译场尤为典型。

目前，关于中国古代译场的文章不少，但多以叙史为主，从理论高度分析译场成因及发展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本文从操纵三元素之一的赞助人视角来分析玄奘译场高度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赞助人在译场及整个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局限性。

二、我国古代佛经译场历程回顾

关于我国佛经翻译的历程，梁启超曾指出：“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末不足道矣”（陈士强，2001：168）。马祖毅也赞同这种说法：“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1998：18-19）而在这近千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译场译经是其主要形式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三大要素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勒菲弗尔;操纵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人物。翻译研究派原本起源于欧洲,勒菲弗尔以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乃至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工作和调整过程。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编纂历史、批评和编辑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而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Bassnett & Lefevere, 1990:8)

勒菲弗尔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翻译活动,强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翻译必会受其支配而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在他看来, “重写”就是“操纵”。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其积极方面即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表达手段等而有助于对文学和社会的演进。不同的历史时期改写要受意识

安德烈·勒菲弗尔译学思想述评

安德烈勒菲弗尔译学思想述评

魏婷婷

【期刊名称】《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1

【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和苏珊·巴斯耐特共同提出的“文化转向”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研究应侧重文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改写理论，将翻译视为译者对文学作品的操控。本文主要介绍了勒氏的翻译理论及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对其做出评析。

【总页数】3页(P68-69,72)

【作者】魏婷婷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基于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的述评 [J], 裴竞超

2.勒菲弗尔译学思想探究 [J], 邓江雪

3.安德烈· 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 [J], 陈海兵

4.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思想述评 [J], 张鸿凡;曾薇薇

5.安德烈·勒菲弗尔文学改写理论观照下《大卫·科波菲尔》的重译研究 [J],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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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控理论看我国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原因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晚清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兴盛状况和影响力，并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从译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方面分析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原因。

关键词：晚清小说翻译；操控理论；盛行；原因

一、晚清小说翻译的盛况

中国晚清翻译史（有学者也将之称为清末民初或近代翻译史）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翻译文学在此期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粗略统计，约250人译者共翻译小说2545种、诗歌近百篇、戏剧20余部，另有散文、寓言、童话若干。其中，小说翻译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其数量大约等于这一时期其它西书翻译的总和），而且类型全（社会、爱情、历史、政治、教育、科学、侦探，各路题材皆有包括，且后四种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

二、“操纵理论”概述

“操控理论”最早由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也是对文本的操纵，翻译活动是文本之间语言层面的互换，更折射出译语社会中政治、文化、文学等各种文本之外因素的作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文化体系、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翻译与语言发展以及教育等因素都参与操控翻译过程，并制约翻译文本的生产。操控理论最

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者(patronage)和诗学(poetics)，它们对翻译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阐释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主要原因。

三、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主要原因

（一）意识形态

本文所指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根据操控理论，翻译的目的、选材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译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译者自身意识形态。

英语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意识形态与白睿文《活着》英译本的翻译（1）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意识形态与白睿文《活着》英译本的翻译

姓名：***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英语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20080501

操纵理论和译者主体性下的译本对比研究—以小说《1984》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发布时间：2022-09-14T05:36:03.415Z 来源：《科技新时代》2022年第2月第4期作者：王玺旸王占斌[导读]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把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中。勒

王玺旸王占斌天津商业大学中国·天津 300133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把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中。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种著名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活动受一些列翻译外部因素的限制和操控，包括翻译的自身性格和其所在社会环境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所有的这些都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以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对《1984》

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关键词：操纵理论；译者主体性；《1984》中译本；比较研究一．操纵理论和译者主体性操纵学派的理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已经萌芽, “操纵”一词广为人知却始于1985年由赫尔曼斯的文学翻译论文集《文学操纵:文学翻译研究》一书。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系统化, 勒菲弗尔出版了名为《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的著作，他以大量的实例证明文学翻译活动受一系列翻译外部因素的限制和操纵, 这些因素包括:由翻译者自身性格和其所在社会环境而形成的意识形态(ideology) 、诗学观念(poetics) 、赞助商 (patronage) 、论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 、编辑 (editing) 、读者反映 (reader's response) 等因素（Lefever，1992）?。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方法及策略的选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 忠实不过是译者在特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影响下所使用的一种翻译策略而已。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看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严复、梁启超翻译为例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ＮＯＶ．２Ｏｌ３Ｖｏ１．３５Ｎｏ．６
第３５卷
第６期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看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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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纾、严复、梁启超翻译为例
石新华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宜昌４４３００２）
时不能不考虑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名在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翻译
林纾在其２０余年的翻译生涯中，译介的作品多达晚清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家，
翻译活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值得翻译研２４６种，共１０００余万字。他的翻译与救国息息相关，
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文本对比是传统的翻译研究究者进行重点研究。要研究晚清文学翻译，首先必须重点，忠实和对等成为其评判的标准。当代翻译研究了解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动力。本文以林突破传统观念，把翻译活动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纾、严复和梁启超三人的翻译为例，探讨晚清社会意景中进行审视，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本的简识形态对译者的操控，包括对其翻译动机、翻译文本单转换，它更是一种受到诸多语言外因素影响的复杂和翻译策略等的操控。的文化和政治行为。“ 实际上，翻译活动时刻受到社

《孝经》英译及研究述评

Testing and Evalua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翻译论坛

General Serial No.114

2021

No.5

1张琪（1996-），女，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2王英鹏（1966-），男，博士，教授，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孝经》英译及研究述评

张

琪1王英鹏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孝经》英译已有近200年历史，但国内外对《孝经》英译研究仍未形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阅读和梳理《孝经》英译研究的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分类总结，然后对《孝经》英译现状进行分析述评。研究发现以往学者有从语言学、文化学甚至哲学视角对《孝经》进行研究，虽然途径多样，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孝经》英译及其在国外传播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希望未来包括《孝经》在内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能弥补不足，

并在传播策略和方法上加强具体和细化研究。关键词：《孝经》；英译；传播1.引言

《孝经》为中国传统经典十三经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重要地位，虽然篇幅短小，却言简意赅，其思想内涵尤为深厚，可谓是小篇幅承载着大智慧。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潮流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传教士“东来”，是中国学术文化西渐的开端，也标志着西方汉学的起源。传教士通过翻译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与此同时，与《孝经》有关的翻译活动也由此拉开序幕，陆续出现了多个英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孝经》共有8个英译本，分别是：（1）1835年，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发表了第一个《孝经》英文译本，该译本也成为中国孝文化外译的起始之作；（2）1879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了第三卷《东方圣书》，包括《书经》《诗经中的宗教》和《孝经》；（3）华裔汉学家程艾凡1908年发表英文版《孝经》；（4）美国汉学家、前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顾立雅于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汉语文言进阶》，其第一卷就是《孝经》，但并未对《孝经》进行深入研究；（5）中国译者刘瑞祥、林之鹤于1998年在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其《孝经》合译本；（6）2007

新闻语篇翻译的意识形态操控

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新闻报道应该是最公正、最客观的，新闻语篇的翻译也因此要坚持“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尽可能地为目的语读者呈现源语文本的信息内容和文化意义，但事实上情况却并非如此。意识形态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新闻语篇的翻译时时刻刻都受到它的操控。本文以《今日中国》英汉文版为例，从勒弗菲尔的操控论出发，探讨意识形态对新闻语篇的翻译目的、文本选取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标签：操控意识形态新闻语篇翻译翻译策略

一、引言

自有翻译研究以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静止的语言层面的分析，他们注重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关系，尽管对于翻译标准的描述各种各样，不胜枚举，但不外“忠实”“对等”。例如，严复在《译例言》中说道，译事有三难：信、达、雅；鲁迅更是强调“直译”“宁信而不顺”，尽量忠实于原文；林语堂则指出“翻译的标准有三：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等等。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之后，翻译研究开始走上“文化转向”道路，“忠实”“对等”的传统翻译标准的统治地位受到颠覆和震撼（蒋骁华，2003：24～29），翻译研究的焦点开始从静止的语言层面分析转向动态的文化层面，不再只关注译文和原文的表面对等，而是将研究放置于历史、文化、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注重传达出原文深层次的意识形态。80年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在《文学的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研究模式——操控论。他在书中写到“从目标文学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Hermans，1989：214）。90年代，以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为代表的文学翻译“操控学派”完全跳出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框囿，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有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控。（Bassnett & Levefere，1990：13）

浅析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理论新的思考。其中勒菲佛尔的“翻译操控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较为突出。本文试阐述翻译操纵论的诞生背景和其三大操控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翻译操纵、改写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译学界众多翻译理论家，如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强调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性。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1这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种转向将翻译置于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因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其意义、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关联和参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2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

二．翻译中的操纵

过去人们认为译者不应在翻译过程中掺入主观思想,要隐藏个性，译文应以原文为依据,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韵，做到“忠实”和“对等”。如德莱顿曾把逐字逐句的翻译比作“戴着镣铐跳舞”；杨绛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即“仆人”不仅要受原著这个“主人”的操纵，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不过最近20年随着“操纵学派”的崛起，译界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翻译即改写”，阐述了“改写”的作用及研究“改写”的原因，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有所启发。而改写即操控，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载体和新的表达手段等推动文学和社会的演进。而改写受到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及赞助人（patronage）三个因素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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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9-12-16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9Y B A 005)

作者简介:刘彬(1974-),男,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

刘彬

(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摘要:建国初17年间(1949)1966),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经历了从主要译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到广泛引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古典和经典英美文学作品及亚非拉反殖民主义作品的过程。从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等因素来看,在当时翻译政策和文艺思想指导下引入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巩固新生共和国政权、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赞助人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 (2010)04-0093-05

0.引言

对于建国17年(1949)1966)的文学成就,许多当代文学评论家都认为没有太多评论的价值。德国汉学家顾彬(W 1Kubin)曾说道:/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0(2008

:12)在国内,丁帆、王世沉认为,建国后27年文学(包括文革10年)缺乏现代性元素。(1999:58)笔者认为,翻译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途径,译介则是促进本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1949至1966年这17年间文学译介的发

展过程长期以来未被论及,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许多人误以为17年没有什么文学译介或译介成就不大;二是以为17年文学译介完全意识形态化了,没有什么研究价值。(方长安,2002:79)本文运用勒菲弗尔翻译即操控的宏观理论,研究建国后17年的文学翻译状况,用实证的观点来探讨该时期的基本倾向,客观地描述其中的特色和取得的成就,认为全球本土化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必然趋势。

1.翻译即操控论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由来已久,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却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勒菲弗尔(A 1Lefevere)、赫曼斯(T 1H er m ans)和国内蒋骁华、王东风等学者针对意识形态对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的操控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以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更加系统,更加完备。勒菲弗尔明确提出,翻译当然是改写;一切改写,无论意图如何,都反映一定时间阶段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

态;改写是在权力操控下进行的,有助于一种文学和一个社会的进化。他进而提出:重写可以引进新观念、新流派、新词语;因此翻译史也是文学的革新史,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史。(L e fevere ,

2004b :

v ii)

勒菲弗尔操控论的详细描述体现在其

5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6一书中。勒菲弗尔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3

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在这里,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应理解为由用于规范我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它对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以及主题的选择和展开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L e fevere ,

2004b :

16)

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所信奉的,也可能

是某个赞助人以某种限制形式强加给译者的。(L efe -vere ,2004b :41)

诗学形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原型、情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旦诗学形态形成,就会在文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约束其必须取得社会认同。

(Le fev ere ,

2004b :

26)

赞助人是指那些可以促进或阻

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可以是一些个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权力机构、出版

第33卷第4期2010年7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 f PLA U n i versity o f Fo re i gn L anguages

#93#

商,以至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L efevere,2004b:15)运用勒菲弗尔的这种观点来研究我国17年的文学翻译,对整个翻译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并对翻译的组织形式、题材的选择、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等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出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典型特点。

2.意识形态对译介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推行的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其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执行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在该总路线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文艺路线规划着一切文化活动,该路线将文艺工作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强调了列宁提出的/齿轮与螺丝钉0的关系。这种文艺思想一直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当然包括文学翻译。

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推崇的是在某种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了(canon ized)的文学翻译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扬,有的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反帝反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残酷的进步意义0。(查明建,2004:88)1959年,卞之琳等人在总结建国10年的翻译成就时也说道:/我国人民解放前特别需要苏联文学,解放后就更特别需要苏联文学。10年来,我们进行了许多伟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进行着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就特别符合我们思想教育和艺术借鉴的不断增长的普遍要求。0建国初期公开的宣传和强调使苏联文学的高大形象深入人心,直接影响了17年文学翻译的读本和对象选择。/据出版事业管理局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旧俄)文学艺术作品共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6518%强(总印数82005000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14%强。0(卞之琳等,1959:41)

在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下,认同、择取外国文学变成了一种有计划的行为。5译文6杂志所选作品突出反映了这一宗旨及特色,这基本能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方面,在建国初期(1949)1961)受到了苏联文学思想、作品以及文艺理论的极大影响。在5译文6中,我们可以看到,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家的论文都无一例外译自苏联作家。如:5莎士比亚论6(莫罗佐夫,5译文61954年5月号,曹葆华、岷英译)、5乔治#戈登#拜伦6(叶利斯特拉托娃,5译文61954年6月号,李相崇译)、5马克#吐温论6(奥尔洛娃,5译文61954年8月号,张由今译)等。另一方面,集中介绍了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指导思想的名家作品,如托马斯#哈代的5彼特利克夫人6(5译文61954年9月号,李相崇译)和亨利#菲尔丁的5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6 (5译文61954年10月号,萧乾译,潘家洵校)。

1959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决裂,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使我国的政治和经济总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亚非拉成了/世界革命的根据地0,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0。这一时期,大量的亚非拉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被介绍到我国。5译文6杂志1958年9月和10月号连续推出了/亚非国家文学专号0,11月号推出了/现代拉丁美洲诗特辑0; 1959年2月号主要刊登的就是亚非拉文学的翻译作品,4月号则又开辟了/黑非洲诗选栏目0。这样,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了亚非拉国家文学的翻译热潮。仅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越南文小说、诗集就达21种,其中包括素友(T1H uu)著、李亚舒译的5越南儿女6和江南(G1N a m)著、岱学译的5南方风暴6等优秀翻译作品。(邹振环,2000:289-290)这种对于亚非拉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翻译扩大了中国读者的外国文学视野,丰富了外国文学翻译的对象,客观上纠正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作家创作外来资源上的偏颇格局,显然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3.诗学形态对译介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在翻译诗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法国学者梅肖尼克(H1M eschonn ic)自1973年提出翻译诗学理论之后,又出版了多部著作(M e-schonnic,1982;1985;1999),对翻译诗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英国学者斯坦纳(G1Ste i n er)则称其代表性专著研究的对象为/翻译的系统诗学0(S teine r, 1975),而勒菲弗尔也在其著作中对诗学和翻译诗学问题进行了讨论(L efevere,2004a;2004b)。国内中国语言文学学者在讨论篇章诗学相关问题时,倾向于对诸如字、词、句等显性指标进行规约化分析,而翻译学目前还没有相类似的诗学观规约理论。在翻译诗学研究方面,斯坦纳等人强调诗的文化方面,勒菲弗尔在此发展了斯坦纳的观点,并逐步将其进行规约性解构,而在我们关注的建国17年中,诗学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当时,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落实在捍卫、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个中国社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