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叙事研究的问题与新途

第31卷第6期肇庆学院学报Vol．31，No．62010年11月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Nov．2010收稿日期：2010－06－11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计划项目（2009400）作者简介：卢永和（1972－），男，湖南郴州人，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水浒叙事研究的问题与新途卢永和（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肇庆526061）摘要：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发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中的水浒叙事问题。

文学史形态的知识，遮蔽了对水浒叙事丰富性的全面认识；以《水浒传》指谓水浒叙事，遮蔽了水浒叙事的活态性质。

“经典”范式的研究模式难以挖掘水浒叙事的民族审美文化意蕴。

鉴于此，我们须依据“大文学”观，重绘一幅水浒文学地图，尽其可能恢复水浒叙事的文化原生态，由此呈现多元形态的水浒叙事所蕴涵的本土文化经验。

关键词：水浒；文学史；经典范式；新途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445（2010）06－0034－04伴随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古代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写成为学术热点问题。

种种学术反思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土文化意识所引发的“文学史”观的反思。

受20世纪新兴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西方知识体系和认知范式，遭到合法性质疑。

其中，文化人类学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核心学术观念，更是直接刺激了全球性的本土文化自觉意识。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一般性理解，各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个性。

在这种回归本土的文化背景之下，有学者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合法性问题进行深刻地学理反思：“从人类学认识所提倡的本土立场看，当今的文学专业人士在思考‘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问题时，只有对象素材是中国的，而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和问题模式都是照搬自西方的、现代性的。

”[1]在论者看来，“中国文学”的学术话语未经我们本土文化立场的反思，其导致的严重后果，即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硬性肢解、切割，由此遮蔽中国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发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中的水浒叙事问题。

一、文学史知识与水浒叙事的遮蔽受“作品链”的文学史观与西化文学观的影响，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中，水浒叙事的书写存在着严重的遮蔽。

自南宋以降，水浒故事逐步发展演变为两套叙事系统。

一套可称之为“经典”的叙事系统，它以小说《水浒传》为标识，侧重表现文人叙事的风格；另一套可称之为“民间”的叙事系统，它主要以民间文化形式存在，呈现出与《水浒传》迥异的艺术意蕴。

这两个故事叙述系统既独立发展，又交叉渗透。

从发展的时间顺序来看，民间水浒叙事比“经典”的《水浒传》更早；《水浒传》形成之后，民间水浒故事叙述继续以各种文化形式发展演变。

纵观水浒叙事史，经典与民间这两套水浒叙事系统各自演绎着自己的精彩。

但在“中国文学史”和传统学术研究视野中，《水浒传》藉思想的深度和文本的完善，取得水浒叙事的“正统”地位，被看作是水浒文学家族中最成熟、最完善的艺术形式；相反，其它的水浒叙事则是素朴粗糙的，被看作旁系和末流。

诚然，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任何文学史的书写都只能以点带面；但问题是，这种文学史形态的“知识”，遮蔽了对水浒叙事丰富性的全面认识，由此遮蔽水浒叙事的活态性质。

小说《水浒传》被视为“水浒”叙事的经典，由此成为水浒故事正统的讲述方式，而其它的水浒故事或为《水浒传》创作的题材渊源（《水浒传》成书之前），或为《水浒传》的改编（《水浒传》成书之后），由此形成《水浒传》即指水浒文学的刻板印第6期卢永和：水浒叙事研究的问题与新途象，从而遮蔽水浒叙事本身具有不断发展演进的内在活力的事实。

实际上，《水浒传》成书之前，各种水浒故事在宋代民间已广为流传。

据《宋史》、《癸辛杂识续集》和《大宋宣和遗事》等文献资料可推断，其时的水浒叙事未被定型，显得自由混杂。

孙楷第的《〈水浒传〉旧本考》指出，“水浒故事，当宋金之际盛传于南北。

南有宋江之水浒故事，北有金之水浒故事。

”[2]元代的水浒叙事也极其自由。

胡适曾指出，“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

”[3]有论者指出，“‘水浒戏’和《水浒传》都从说话话本获取素材，吸收养料，两者出现一些形似貌合之处。

……‘水浒戏’与《水浒传》同本同源，同出于宋元说话话本。

两者平行发展，并不构成源流关系。

”[4]《水浒传》成书以后，水浒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水浒传》的规范，但未完全定型。

有的水浒叙事明显不受《水浒传》影响，如明代阙佚的杂剧《宋公明喜赏新春会》的“故事不见《水浒传》所载”[5]。

在民间，各种水浒故事以民间说唱和传说形式加以演绎，其故事叙述与《水浒传》差异很大。

明末说书艺人柳敬亭演说武松故事的情景被张岱予以记载：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

哱夬声如巨钟。

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

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

"（《陶庵梦忆》卷五）[6]柳敬亭演说的武松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差异甚大，这是《水浒传》成书之后水浒叙事自由发展的一条重要证据。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

”[7]乡下人爱看的“武松独手擒方腊”故事在各种繁简本《水浒传》中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它属于《水浒传》之外的另一水浒叙事系统。

要言之，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来看，水浒叙事是一种典型的“活态文学”，其本身具有不断衍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水浒叙事的活态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故事内容的衍变，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戏曲、说唱、传说、绘画和娱乐游戏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并存，由此构筑了一个具有民族文化审美趣味的大水浒叙事空间。

以文本固化的《水浒传》来笼统地指谓水浒叙事，显然遮蔽了水浒叙事“活态”发展所包蕴的本土文学经验的丰富性。

二、水浒“经典”范式研究的困惑以《水浒传》涵概水浒叙事，体现在研究观念上，亦即“经典”范式的研究模式。

学者高小康先生从学理层面概括了这种研究模式的特点：“传统文艺学与其他经典人文学术有一种相似的来自古希腊的学术传统局限性。

……。

这种知识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经典学术的最基础特征就是把认识的对象规定为客观的、固化的‘文本’，相信人类文化的成果就凝聚在经典的文本中。

所有研究都是解读、阐释和评价文本的活动。

尽管人文学术在不断更新，研究对象在不断变化，但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观念至少在中国的人文学术界尤其是文艺学界似乎从未动摇。

”[8]118由于把小说《水浒传》看作是水浒叙事的经典，水浒叙事的研究实际上集中于《水浒传》的研究；同时，对《水浒传》的批评阐释暗含“文学经典”的理论预设。

恩格斯所说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9]，可看作文学经典标准的高度概括。

基于传统经典标准的批评框架，《水浒传》凸显了它作为经典文本的价值。

《水浒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的形成与演化”、“作者”、“版本考证”和“文本阐释”等几个方面。

且不说以《水浒传》涵括水浒叙事所造成的研究视野的偏狭；经典范式的研究模式在《水浒传》研究中也遇到了许多学术困难，关于《水浒传》的各种学术纷争的根由即在于此。

比如，有学者用不同的文献材料和方法探讨《水浒传》作者的情况，但总的来说，目前这个问题仍是言人人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在版本研究方面，连功力深厚的研究专家马幼垣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我研究《水浒》之初，即寄厚望于版本，以为只要配足存世罕本，进行详细校勘，必能找出《水浒》成书的演化历程。

待我花了超过二十年，终集齐了天下所有珍本，摆在眼前的事实却很明显。

此等35肇庆学院学报第31卷本子之间的异同只能帮助理解今本《水浒》出现以后的后期更动，而不能希望可借揭示自成书至今本出现这时段内曾发生过、却未见记录的种种变化。

我相信揭秘的关键在内证，而非在现存诸本之间的异同。

……追查下去却困难重重。

可以找出这类内证的范围很有限，指认起来更是全凭一时的灵感，无法强求。

”[10]关于《水浒传》思想主题的阐释，则有“忠义与盗魁”、“革命与反革命”、“革新派与守旧派”等矛盾观念的争鸣。

总体来看，批评者往往从某一社会思潮背景或理论观念出发，预先假定结论，然后再从《水浒传》文本中抽取几则片段材料加以论证。

批评者所用的材料挂一漏万，只截取于己方观点有利的材料，而不顾反方也能以同样的批评原则和方法，得出相反的结论（差别只在于各自所用的支撑材料不同）。

可见，这种批评阐释具有很强的辩论色彩：从各自的角度而言，立论言之凿凿，谁也无法驳倒对方，但细究其实，却存在明显的偏颇。

高小康先生深刻地指出这种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的不足：“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制为文本，实际上意味着把文本背后、使文本得以产生和更新的活的文化过程忽略了。

仅仅通过文本研究而认识的文化和文化史只是固化了的文化化石；而在文本背后鲜活生动地延续、发展着的文化过程才是真正的文化和真正的历史。

因此，西方经典人文学术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遇到的真正问题可能不是阐释文本的困难，而是对真实的中国文化活动的遮蔽。

”[8]118总之，如果固守“经典”范式的学术理路研究《水浒传》，其研究无论怎么精细，都无法充分挖掘水浒叙事所蕴涵的民族审美文化精义。

三、水浒叙事研究的新途前文已述，文学史形态的知识，遮蔽了水浒叙事文化意蕴的丰富性，尤其是遮蔽了水浒叙事的民间文化审美趣味。

从纠偏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重绘一幅水浒文学地图。

“水浒文学地图”的概念，是受杨义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观点的启发而提出的。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来反复提及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论题，这个论题源于他的“大文学”观。

杨义先生指出，大文学观“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兼融了古代杂文学观的博大，从而在现代理性的综合思维中，创造性地还原出文学一文化生命的整体性。

也就是说，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人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11]19；“由于大文学观的学理空间非常博大，……这种舒展和深入的巨大潜能，强烈地摇撼着固有的在纯文学观体系中的文学史写作框架，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

”[11]20在基本思路上，水浒文学地图的描绘，依据“大文学”观，力图打破纯文学观视域下的文学史写作框架，尽其可能地恢复水浒叙事的文化原生态，其目的是在同等的文化价值平台上，呈现小说、戏曲、说唱、传说以及“非文本”的文化娱乐活动等多元形态的水浒叙事所蕴涵的本土文化经验，从学理观念层面上阐明：水浒叙事本身具有衍生发展的内在活力，能够滋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