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精神

陶渊明精神

自古以来，陶渊明总是被看成是一个隐逸诗人，和周续之、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说他追求静谧安宁、真诚无欺的古朴社会，追求淡泊高远、任远委化、身无外求的人生，不肯沉浮应世，选择辞官归隐、躬耕自励之路。他的田园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陶渊明也成为历代士大夫无比仰慕的“隐逸高士”的楷模。但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陶渊明从“官场”到“隐居”，只是生活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他没有甘心于躬耕，藐视功名利禄，他一生在不停的追求。

1、他的追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最后一次归田前，主要体现在仕途上的追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陶渊明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其祖祖辈辈都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比较正统途径是，通过仕途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如在其诗《乞食》中，诗人引韩信的典故表示希望自己能象韩信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含蓄地表达渴望举荐的从政思想。“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陶的《杂诗》）的豪情，就是他的进取思想的反映。但是陶没有料到入仕任职的繁杂，官场中的上下级关系森严，同僚们的相互应酬和相互倾轧，以及注重门第出身，而不重才的风气。现实与诗人建功立业的追求和实现理想的目标向去甚远。以至出现了五次出仕五次归隐的曲折历程。由此可

见，陶渊明在仕途上的追求是十分努力的，并且可以说“屡败屡战”，前后五次徘徊于“仕” 与“隐”的矛盾中。从表面上看，归隐后的陶渊明政治兴趣已经冷淡，在没什么壮志了，事实上“在冰冷的外衣里，却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仔细阅读一下陶诗，那种“金刚怒目式”的诗句不胜枚举。直到诗人晚年，他的政治热情还没有减退。

二是归田后，由从政转向从文，达到以诗文传世的目的。陶渊明归田后的几十年，并没有沉醉于那种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因为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改变。“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陶渊明难免不受历史人物的影响。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么做官，要么归隐，只有能做官而不做的人，才有当隐士的资格。陶不做官，只能归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是通过仕途，仕途不通，只能转向“立德、立言”的文学创作。陶的归隐就是由从政转向从文。在政治上无法进取而求其次举动，这和孔子的当年所遇到的问题在情理上是相通的。陶的转变可以说是兼有时代的精神，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追求。陶不管是“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还是“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以及辞世前一年作的《有会而作》中“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的感叹。以诗文传世可以说是贯穿一生的追求，只不过归田后更侧重于之而已。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是贫苦的，但是“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贫”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物质生活的体现，安于贫困是一个道德的底线，陶渊明以这样的基本底线要求自己，遵循先师“忧道不优贫”的古训，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并在诗中赞颂了这些自古以来的贫士，像黔娄、袁安、荣启期：

关于陶渊明自然观念，陈寅恪曾谓之为新自然说，以区别嵇康等所持与服食养生相联系之旧自然说，又谓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顺化

任真：任其自然；自得：自己有所体会。凭任自己的体会。指写文章不受拘束，有自己的风格。

中国诗人歌颂自然的风气，由陶谢开始，后来王、孟、储韦诸家发扬光大，遂至几无诗不状物写景。但写来写去，自然诗终是陶渊明独步。许多自然诗人只知道雕绘声色，装点的作用多，表现的作用少，原因在于缺乏物我的混化与情趣的注入。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

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