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修养与领导智慧

道德修养与领导智慧何良安(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 湖湘论坛关于道德，人们往往是这样理解的:对社会来说，道德是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强制的特殊规范体系;对个人来说，它是对人的种种规范要求和做人的品质，很少有人把道德修养和生活智慧联系在一起。

其实，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道德既是人生的智慧，也是“领导”的智慧。

一、道德修养是一种人生智慧首先，道德修养是个体确证自我的方式。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考证，“道德”(ethos)一词的原始含义是“居留地”、“空间”，意思是道德为人类开启了社会生活的空间。

人类生活既需要自然空间，更需要“精神空间”，没有道德提供的“精神空间”，社会如一盘散沙，个人则被社会排斥，正是道德把分散的个体联结起来，否则人类世界将与动物世界一样处于“自然状态”之中。

所以，孟子说:“夫仁，天下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

”(《孟子·告子下》)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野兽)，即人性是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社会性)的统一的话，那么人只有以道德的方式生活才能从自然性迈向超自然性，即人只有以具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才能成为人。

当人们平常说一个人不是“人”的时候，就是指这个人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

其次，道德修养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前提。

人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在孤立的状态下追求自身的价值和幸福，因此，能不能得到社会与他人的赞许与合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利害攸关的，道德修养于是就成为个人在社会或他人面前的通行证。

中国传统伦理中“德”“得”相通的原理，就直接揭示了道德修养之于自我实现的价值。

中国文化对德的经典定义是:“德者，得也”，这意味着在纯粹的道德领域中，它是相对于“道”而言的，个体分享、获得了作为普遍原则的“道”，便凝结为自己的德性，故“德”便具有“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之意;而在社会生活中是指“得于人”之意，其意思是说，“德”是“得于人”的原因和条件。

“德”“得”相通的原理可展开为多样性的结构内涵:第一，“得”必须“德”;第二，“德”为了“得”;第三，“德”必然“得”这是中国特有的道德信念;第四，“得”应当“德”;第五，“德”就是“得”;第六，“得”就是“德”，六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中国复杂的道德智慧，渗透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原理，是一种无功利的功利性，超功利的功利性。

如果说经济生活追求的是获得的话，伦理生活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

“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可以成为经济与道德的整合点;对个体来说，它要求人们树立有“德”才能“得”，以“德”获“得”的理念，正如孔子说的:“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大学·慎德》)一个人即使非常有才能，但是为人处事中没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就无从实现自我的价值，或者守着财富与权势却可能众叛亲离。

所以，“德，智也”，“大德者，大智也”。

第三，道德修养是个人幸福生活的保障。

人的富贵名誉需要靠道德的涵养，不能靠权势或其他外在条件来获得和长久保持，正如《菜根谭》里所讲:“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废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并且，权力和物质生活如果缺乏必要的道德范导，会导致感性欲望的片面追求甚至放纵，最终使人无福享受。

康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曾指出:“恰当地说，道德并不是如何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如何使我们配享幸福的学说。

”无德而无福还有一层意思是指无德者不懂享受生活，道德是一种开阔的人生觉悟，道德败坏则是一种蒙昧，按佛教的说法就是“无明”，对人生缺乏透彻的观点和领悟。

事实上，如果把幸福仅仅理解为荣耀、富足和权力，那么影响人生幸福的因素太多，超出了个人主观努力能控制的范围，因为财富、金钱、权势等外在条件不像德性那样始终与人同在，它们并不能无条件地为人所拥有，是“有待”的。

德性对于人生幸福来说则是“无待”的，可以随时随地发挥作用。

最后，德性本身是幸福生活的内容。

古人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意思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往往具有坦荡、宽容的胸怀和平静、淡泊的心态，得意不会忘形，失意也不会沉沦，不会因他人的成功嫉妒、失落，其心灵始终保持一种坦荡、舒展之乐;卑鄙、自私的人往往因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而导致精神上的不安，总是过着一种欠缺的生活，内在的快乐、精神的安宁、生活的美感与他们无缘。

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免却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种种烦恼，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自然有心灵的宁静和充实。

有“伦理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理性与幸福的一致关系有过经典阐述，他把人的心灵分为欲望、激情、理性三个部分，德性就是理性对前两者的驾驭和控制，也就是中道。

实现了三者的协调，人有德性，心灵和谐，也就获得了幸福。

现代医学、神经化学也证明:善良的品性、淡泊的心境是健康的重要保证。

良好的心理状态，能促进人体分泌更多有益的激素、酶类、乙酰胆碱等，这些物质能把血液的流量、神经细胞的兴奋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有这种心理学的事实，现实生活中才有孔颜之乐的根据:“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礼记·中庸》)而对于贪赃枉法者来说，常常会心累如斯:看到电视上贪官受审的镜头血压升高，听到警笛声响心惊肉跳，面对山珍海味没有食欲，身卧高级席梦思床辗转反侧，终日里就像塞着一颗定时炸弹，还不能向人倾诉，只能哑巴吃黄连，把一切苦水往自己肚里咽。

心贪既不能心安，生活亦已失去真义。

二、道德是一种领导智慧首先，道德修养是获得“领导”资格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的核心和真谛，就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施以德政。

缺乏德治，就会动摇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党员干部个人缺乏道德修养，就要丧失为官的资格。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就是制度严，党管党则要靠政党自律，靠官德建设。

然而，对以德治国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认为以德治国与法治国相左;二是认为以德治国是要求老百姓的。

实际上，以德治国非以道德治国，不是传统的德治主义，不与法治相左。

以德治国也不是以德“治”百姓，而是指只有具备德性的人才有治理国家的资格。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提出过“贤人政治”，儒家也有“政者，正也”的经典论述，在当代则有罗尔斯关于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分，他认为政客是没有德性的，因为政客只关心位置和选票，只搞政绩工程，只为在争斗中获胜，政治家关心下一代，政客关心的是选票，这些都表明了道德修养之于治国资格的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提倡“内圣外王”，就表明了治人先治官的道理，这里的逻辑是:“内圣”而后“外王”，“内圣”是根据，是“外王”的理由，而不是“外王”为“内圣”辩护，“外王”成为“内圣”的理由。

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两者的关系都不能颠倒，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二，道德修养是领导者非权力影响的核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在知识经济年代，人类社会的管理已经从权力影响时代，过度到能力影响时代，再到了魅力影响时代。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魅力就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一种超出了普通人的品质标准，因而被认为是超自然所赐、超凡的力量。

显然，这种魅力主要来自能力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社会管理中，权力只是因为对被领导者的利益构成影响而发挥作用，而就素质能力而言，在知识经济年代，领导者的能力和知识素质确实不一定比下属高。

因此，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就成为了非权力影响的核心。

道德人格能对被领导者的思想、情感构成无形的重大影响，与前者相比，这种影响是主动的、内在的、高层次的，权力只能显赫一时，人格魅力可以穿越时空。

正如古人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诚服也”。

外在的权力可遇不可求，而人格的魅力则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达至高明的境界。

因此，魅力官员首要的追求是德义昭卓，把内在的善良、温和、淡定、和谐延伸到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各个方面。

完全可以说，一个领导对待道德的态度，决定了其发展的高度。

第三，道德修养是领导者的最大财富。

把道德与财富联系起来，直接的意思是道德也是一种资本，能带来财富。

西班牙领导行为学家阿莱霍·何塞·G．西松在他的成名作《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为什么美德如此重要》一书中指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除了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外，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而不应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牟取利润，损害其利益相关者，这与帕雷托最优状态规律的利己不损人的道德原则是相通的，因为道德资本丰富的人，或以专业及卓越而驰誉的公司，将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并获得更丰富的收益。

因此，领导力就在于通过领导者自身从事善德行为来培养被领导者的善德行为。

把道德与财富联系起来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指道德修养是穿越时空的千秋功业，正所谓“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也曾说: “一个人对时代和历史进步的意义，在其道德品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重要”。

对领导来说，古人讲的立功、立言、立德，立德是第一位的，领导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他在追求和奋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

领导应该是一本书，这本书记载着领导的德、能、勤、绩、廉，不管你是否愿意，群众都在读你，这是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区别所在。

下属多半可从领导的讲话、决策、管理、处理问题的过程，读出领导境界的高低、能力的强弱、形象的好坏，从而达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