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与朱熹理学的关系

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

他远绍孔孟以来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周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

它规模庞大，论证精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

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

13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

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

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学说已经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学说。

这一学说的形成与道家道教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

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

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

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2）”。

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3）。

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4），“又好佛老”(5).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6)。

朱熹的泛览群书，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他后来虽以集成儒家“道统”自居，专以儒学为本，但仍重视道家道教。

朱熹作《周易本义》一书，就继承了陈抟、少用的象数学。

陈抟是北宋道士，邵雍与道教亦有渊源(7)。

朱熹曾以“空同道士邹祈”署名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

《阴符经》和《参同契》是道教经典。

对此书进行考证研究，“非深于道者不能做”。

他用道士署名，是因“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8)。

其次，朱熹与道教徒有过密切的交往。

朱熹居福建崇安四十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为朱熹最早的密友。

从十四岁起，朱熹便与他们频繁往来。

除与本地道教徒交往外，朱熹还广泛结交外地道人。

他们之中很多不远千里，前往福建拜访朱熹。

朱熹为其作赠序者即有徐瑞叔、李尧举、南浦徐师表、清江周道士等人。

在与道教徒密切交往的基础上，朱熹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活动。

他曾经在家中专门另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

在同安做官时，因慕庄子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便取其中语名寓居之所为“畏垒庵”，并为文记之。

他曾多次创作步虚词，表达对道教的仰慕之情。

对导引之术，他也有所研究，曾与和刘韫诗中论之。

而游览道教名胜，与道教徒论道，更为朱熹所喜爱。

武夷山、庐山都是他常去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题诗、序跋。

朱熹还在道气修炼上下过功夫。

近代学者缪天绶在《宋元学案选注》中记载：朱熹曾作《调息箴》。

明代学者黄佐指出：“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

（9）历史上有些道教徒、方士正是把“玄牝”理解为老生之术。

就是说，朱熹的《调息箴》一书讲的是道教胎生养神的养生之道。

再次，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还表现在：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

虽然朱熹坚守儒学立场，在公开场合较少谈及老道，并且在讲到道家的时候都是使用批判的口吻。

他口口声声反对老子的空虚之“道”，认为老庄以“无”为宗，就是超脱人伦物理，逃避现实，就是违反封建纲常伦理。

但是在指斥的同时，也时有褒词，屡有肯定。

如他说：“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10）“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灭绝之未尽，佛则人伦已坏！”（11）这些言论表达了朱熹对于道教和道家若干思想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朱熹进行了一番以道补儒的工作，从而促进了他理学体系的形成。

可以说倘若没有对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援用，也就没有朱熹对宋代理学的完成。

朱熹理学对道教思想的援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理本论与道本论朱熹作为宋代理学之极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的标志性范畴是“理”。

而道家作为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他的标志性范畴是“道”。

朱熹认为道和理并非不可跨越，他们可以互相为用，互相过渡。

他说：“道即理之谓”（12）。

“‘道’字即《易》之‘太极’”（13），“若论道之长存......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14）。

他认为作为宇宙的绝对或终极存在，“理”、“太极”与“道”是一回事。

哲学作为时代思想的精华，它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成为人们共同享用的资源。

朱熹把“道”与“理”、“太极”视为同等序列的哲学范畴，这就接受了道家的影响。

因为“道”在中国哲学中虽是百家所共之的概念，但真正把它提升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的，则是先秦道家。

学界通常说中国哲学在魏晋以前偏重于宇宙生成论，其后属于宇宙本体论。

其实不然，像老庄的“道”，其中就颇具本体论之特征。

正是由于“理”、“太极”、“道”都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所以朱熹把他们沟通在一起了。

从构建理学本体论的需要出发，朱熹对“道”的属性作了规定。

首先，他认为“道”无所不包，它代表了宇宙的全体。

他说：“盖道无不包”（15）；“道之全体，固无不该”（16）；“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桀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17）。

其次，朱熹又强调道与物不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本无体......那无声无臭便是道。

”(18)第三，朱熹还提出道包体用说。

他说：“道之体用，其大天下莫能载，其小天下莫能破。

”（19）又说：“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全身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

”（20）就是说，道与器虽有行上与行下之分，但从体用相互联结、统一来说，至微之道是体，万有物象是用，整个世界不过是作为本根或原则的“理”的发用显现而已。

所以，朱熹的结论是“体用一源也，显微无间也”（21），并以此消融他说的理先体后用的矛盾。

倘若觅寻上述内容的踪迹，朱熹对道的规定至少是援用了道家的若干思维成果。

就拿他把道规定为宇宙的全体来说，像老庄把道视为有与无的统一，以及说道是“混而为一”的整体性的存在等，就昭示出道是无所不包的宇宙大全。

再拿他认为道与万物不同来说，这几乎是从老庄到秦汉道家所极力高标的内容，像老子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无状之状”“无物之物”来显示道与各种具象的差别等，就为朱熹对道的规定提供了得以凭借的思想材料。

至于朱熹提出的道包体用来说，这也与道家的运思方式有牵扯。

因为当老子道家把道视作有与无的统一，以及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蜒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22）时，就意味着道包有无，并以“无”为体而以“有”为用。

但是，老子道论的根本缺憾，在于他把道归结于“无”时，走向了对仁义礼法等社会性规范的否弃。

而朱熹却以道包体用协调了作为宇宙本体“理”与封建伦常之间的之间的关系，把仁义礼智的人伦道德和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视作道和理的显现。

朱熹将道和理对说，既强化了“理”的本体论地位和宋代理学的“道统”特色，又克服了其理先气后所导致的离体、用而为二的矛盾，因而大大完善了宋代的理学体系。

然而，朱熹所作的这种完善，恰恰是他以道补儒的结果，倘若他只停留在以“理”释“理”的论域而不以“道”对说，那是难以将其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的。

（二）宇宙生成论朱熹论述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的理论是在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邵雍的先天象数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太极图》和《先天图》的来源和传授，历代学者有很多记载，说法不一，但都认为来自道家，传自道士陈抟。

朱熹在对二人的学说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比较后，分别对先天说和太极说加以扬弃和取舍，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

第一，关于宇宙形成的顺序。

朱熹肯定了《太极图》、先天学的说法，认为“先天之数，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八为卦；太极之数，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为五行，而遂下及于万物”（23）。

前者是以八卦相错产生万物；后者以五行运动变化出万事万物。

八卦、五行都由“一”推演而来。

在先天、太极二说中，朱熹则更多地采用了太极之说。

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和，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24）。

“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万物，这是宇宙形成的顺序。

关于“无极而太极”，朱熹再三说明，不是“无极”之上有个“太极”，而是说“太极”的转性是“无极”。

陆九渊曾指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

”老氏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也。

‘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

”（25）尽管朱熹多方辩解，说“‘无极’之字，乃周子灼见道体”，而《老子》“复归于无极”中的“无极”乃“无穷之义，......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26）。

实际上是欲盖弥彰，反而道出了周敦颐的“无极”确出自《老子》。

朱熹之所以否认这一点，是为了维护其理学的“道统”地位，以便对付陆九渊“此老氏宗旨”的斥责。

第二，宇宙演变的形式——动静变化。

按朱熹的看法，宇宙形成的图式是“太极——阴阳、五行——万物”。

但是“太极”是怎样产生“气”，“气”又是怎样演变成万物的呢？朱熹认为这是动静变化的结果。

这种动静变化的思想，直接来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实际上则导源于《老子》。

《老子》已把动静看成一对矛盾，认为事物是运动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事物如此反复无常，捉摸不定，不如回到永恒的静止的“道”处。

所以“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27),就是说“静”处就是“道”，是万物之根本，万物应回到道的本原。

《老子》把万物的运动看成是暂时的，“道”是静止的、永恒的。

《老子》没有把动静作为一对范畴明确提出来，但对“动”和“静”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论述，只是把“动”和“静”片面绝对化了。

动静关系经过王弼、周敦颐到朱熹已经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一方面，朱熹认为太极之所以产生万物，是因为它包括万物之理，万物是动的、静的，所以太极也包含动静之理。

太极有动静之理，但动静是有形的，太极是无形的，所以不能说太极是动静。

另一方面，他认为太极包含动静之理，万物有动有静，但动静是没有先后的。

他说：“一动一静，循环无端”（28），动静互为条件，动极生静，静极生动，循环无穷。

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运动过程，但是朱熹不能回答本体论中谁先谁后的问题，仍然提出了“静者为主，动者为客”观点，这实际上已偏向周敦颐的“主静”说，而与《老子》的“归根曰静”相通了。

因此，朱熹宇宙生成理论援用了道家哲学若干材料，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黄干《朱子行状》《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三《刘胡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三《刘胡诸儒学案》《朱子语类》卷一零四《朱子年谱》卷三上《朱子年谱》卷三上，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朱子》《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六子部《明儒学案》卷五十《诸儒学案》《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五《通书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答程泰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集注泰伯注》《太极图说解附辩》《周子全书》卷二《朱子语类》卷三十六《朱子语类或问》《中庸或问》卷二《朱子语类》卷十六《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语孟集义序》《老子》十一章《朱子语类》《朱子语类》《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一）》《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书》《老子》十六章《周子全书》卷一《太极图说章句下》《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语类》卷十二《老子》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