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考古学概论—曹兵武

最简考古学概论曹兵武著（2014年版）简介在两万字篇幅内，本文试图让读者基本上能够了解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程序，当代最新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及考古学所描绘的早期中国的大致图景。

目录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与简史 (2)延伸阅读：考古学文化、北京猿人、殷墟发掘 (4)第二节、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6)1.地层学与类型学 (6)1.1地层学 (6)1.2类型学 (7)2.环境考古学与聚落考古学 (8)2.1环境考古学 (8)2.2聚落考古学 (8)延伸阅读：考古发掘流程、公共考古学 (9)第三节、现代科技与考古学 (10)1.碳十四测年 (10)2.热释光测年 (11)3.古地磁测年法 (12)4.孢粉分析研究古代植被 (12)5.残存脂肪酸分析 (13)6.其他 (15)延伸阅读：水下考古学 (15)第四节、考古学勾画的早期中国历史文化图景 (16)延伸阅读：中国文明的起源 (19)德国著名考古学史家西拉姆说：“人类要想看清未来的100年，首先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①。

考古学就正是这样一门让人类回头去看自己过去500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的学科，它通过发掘、记录、整理、分析和解释人类在过去生产与生活中留下的物质遗存，拼凑、复原和认识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文化与历史。

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与简史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调查与发掘获得的古代遗物与遗迹等遗存，研究和复原人类古代生活与社会文化及其发展演变的一门科学。

同样是复原和研究过去，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的资料进行研究，而考古学必须经过野外调查和发掘，获得古代人类遗留的物质遗存，然后通过对这些物质遗存进行分类、比较、分析、综合，获得关于人类行为、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知识。

因此，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般被分为三个层次：处理资料的基础部分——考古学技术；从资料推测过去人类行为和复原历史的中间部分——考古学理论；推导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得出的抽象的关于规律的考古学认识部分。

具体地说，所有的考古学工作都涉及到以下四个层次的目标：1.发现、发掘、记录和保护过去人类的物质遗存，揭示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包括它们存在的物质性背景；2.重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的古代遗存所代表的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3.建立古代遗存的编年序列，进而建立一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史；4.提炼、解释由古代遗存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和文化过程所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兴趣由来已久，曾经尝试诸如神话传说、文献记载等多种方式记忆和认知过去。

现代考古学发源于欧洲。

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学者与皇帝曾经尝试比较系统地搜集古代的文物，进行带有研究和教育性质的展示。

从罗马帝国灭亡到中世纪这段时间里，对人类的过去感兴趣的人大大减少了，欧洲被认为是因为蛮族的入侵而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遥远的过去甚至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辉煌，都被认为是一种传说，只在那些神话和英雄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圣经》是当时人类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体系的惟一来源。

十五世纪中期肇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唤起了欧洲人对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又反过来诱发了人们寻找和收藏古物的兴致。

16世纪，一些人开始发掘意大利的罗马废墟，以为日益膨胀起来的古物市场输送原料。

在16世纪的西欧和北欧，一些古代的仪式性建筑引起了当时学者的特殊兴趣，比如对史前的巨石遗迹特别是英国的斯通亨基（Stonehenge）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一些人的研究甚至得到了王室的赞助。

1709年之后，对被公元79年维苏里（Vesubius）火山的喷发所淹没的庞贝(Pompeii)古城的连续发掘，成为当时人类重新认识罗马时代人类文化成就的一扇窗口，当1千多年前的历史细节和惨剧以实物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那种心灵的触动和感应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欧洲的旅行者开始有意识地对《圣经》的发源地中东地区进行大量的考察，在满足自己宗教感情和寻根之欲外，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源头的了解。

① [德] C. W. 西拉姆著，刘迺元译：《神祇·坟墓·学者——欧洲考古人的故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819年，丹麦的国家博物馆重新开张时，其馆长考古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J. Thomsen，1788-1865)首次用石器、铜器、铁器的古物划分方案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陈列，并认为它们代表了人类早期历史上依序发展的三个阶段。

1836年汤姆森在《北欧古物指南》一书中对这个三阶段说以及他划分的依据与道理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细化。

19世纪下半叶，三期说在欧洲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并被他的继任者瓦萨（J.J.A. Warsaae）用实际发掘的地层关系所证实。

三期说是史前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提出和被实际的考古发掘所证实，标志着以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基本方法论所支撑的考古学开始建立在严格实证的科学工作的基础上，剥开了笼罩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历史上的重重迷雾。

20世纪之初，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地层学与类型学作为考古发掘与研究操作基础型原则，已逐渐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理解和接受。

同时，西方不少大学的讲坛上已正式开设考古学的课程，考古学中浪漫的骑士传统正在让位于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考古学家②。

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道哥拉斯（A. E.Donglass）苦心探索积累多年而得以成熟的树木年轮断代法使美国西南部的史前考古学首先具有了可靠的绝对年代断代标准，而美国古典时代的考古大师基德与考德韦尔等，也在经过长时间的发掘积累和器物分类排比以及一系列的区域性研讨、交流与综合之后，很快在树木年轮年代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美国西南部地区史前文化的比较精确的时空框架和区系类型。

与此同时，从澳洲移居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以“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为题，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成果进行了天才般的概括。

这个时期被称为考古学上的经典时代。

以考古学文化概念为导引，以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为支柱，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构建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这一阶段被称为文化史重建阶段的考古学。

1943年，美国人瓦特·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A Study of Archaeology），对传统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陷于繁琐的器物排队和以年代序列为目标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主张考古学还应当着重研究古代遗存的社会文化功能，通过系统的“缀合式研究”，全面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面貌。

1946年，美国考古学家威利在秘鲁的维鲁河谷组织了多学科综合的区域聚落考古调查，揭开了多学科合作研究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序幕；1949年，欧洲史前经济研究学派的先驱者格雷厄姆·克拉克引进孢粉分析等技术，对英国湖边遗址斯塔·卡尔的植物和其他考古遗存进行了细密的研究，复原出该遗址人类生活的若干细部情况，为当时的考古证据的提取和分析确立了新的里程碑。

从此，考古学除了关注王室宫堡、陵墓珍品以及年代学问题等传统趣味之外，也逐渐将目光投向古代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其他方面。

1960年代，考古学中的变革思潮终于汇集成以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新考古学运动——又称过程主义考古学，吸收当时流行的人类学、生态学、系统论和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主张考古学就是人类学，以研究人的适应演化和文化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动力学法则为目标，将人类文化遗存分为物质文化产品、社会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三个方面，提倡科学缜密的发掘和分析方法以及由物见人的考古学中程理论的建设，试图首先根据考古遗存研究复原人类的行为特征，然后进一步揭示文化中不同部分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规律性。

在20世纪之末，考古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自觉性和反省精神，80-90年代，以英国伊恩·霍德为代表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揭橥而起，考古学界一时流派纷呈，考古学家越来越关注考古解释的科学性、公正性和伦理性，对考古学史和服务于公众和社会的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空前兴盛。

今天，知识积累、技术和观念等的进步已逐渐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从繁重的年代排列和人类历史的时空框架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开始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考古学学科体系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及人类起源、食物生产的起源和文明与复杂社会的起源及② 以上参见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其对文化进步的具体影响这样几个对认识人类文化演进和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上。

尽管它们只是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的转变环节，但对它们的全面认识几乎涉及到考古学的全部认识成果。

如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线索，提出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假说，而且可以预期，对三大起源问题及其在文化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研究，依然成为21世纪考古学的首要课题③。

中国虽然有长达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是建立在田野考察与发掘分析基础上的考古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或科学家首先介绍进来的。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之始。

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带回了当时国外较为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

抗战以前，中国考古学家的发掘主要是在殷墟，主要是因为那里发现了甲骨文并且可以和《史记》的《殷本纪》相比较，希望通过发掘搞清商史；解放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展开，考古发掘逐渐多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以长达半个世纪对类型学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推广，最终以区系类型学说从实践和方法上证明了考古类型学在中国的成功，以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文化系统和六大文化分区演变的概括，建立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碳十四等技术的协助下，草绘了中国各地区古代特别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和演变谱系④。

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张光直先生所说的“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⑤，许多学者站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外的思考与探索，尝试了诸如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实验考古学以及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等工作，同时不少学者再次把目光面向国外，寻求了解隔绝了半个世纪以后国际考古学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向，翻译或编译介绍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步入21世纪之后，多学科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开始比较系统地探索时空框架以外的史前文化演变规律、遗址分布、商品交换、玉器铜器等的技术传播和材料来源以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史前社会复杂化的机制与原因等比较复杂和具有国际性意义的重大学术问题，并很快建立起具有广泛影响的如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科技考古等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