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 张明楷

危险犯初探－张明楷一、危险犯的概念一般认为，危险犯是与侵害犯（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便是危险犯。

或者说，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为内容的犯罪，属于侵害犯；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的危险为内容的犯罪，属于危险犯。

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罪，第116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第117条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第118条规定的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等，都是典型的危险犯。

刑法理论通常将犯罪分为实质犯与形式犯：实质犯是指将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内容的犯罪；形式犯则不以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只要实施了特定行为即成立犯罪。

据此，危险犯属于实质犯，而不属于形式犯。

刑法理论通常还将犯罪分为行为犯与结果犯。

虽然人们对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理解不同，但综合各种观点来考虑，危险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

例如，主张形式的犯罪论的学者一般认为，行为犯是指成立犯罪不需要结果发生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以发生一定结果为必要的犯罪。

但同时认为，有的行为犯侵害了法益（如侵入他人住宅罪侵害了住宅的安宁），有的行为犯对法益造成了侵害的危险（如伪证罪有导致误判的可能性）。

因此，结果犯与行为犯中都可能有危险犯；换言之，危险犯既可能是结果犯，也可能是行为犯。

主张实质的犯罪论的学者中，有人认为，“结果犯，是指行为的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具有时间间隔的犯罪；行为犯则是没有这种间隔的犯罪”。

有人认为，结果犯是通过对行为对象造成侵害结果进而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犯罪；行为犯是行为直接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犯罪。

根据这两种分类标准，危险犯显然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

……结果犯，是指不仅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据此，如果说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本身也属于危害结果，则危险犯是结果犯；如果说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本身不属于危害结果，则危险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

综合各国法律规定来考虑，危险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

例如，各国刑法规定的放火罪，都是结果犯，同时也是危险犯；各国刑法规定的伪证罪，都是行为犯，同时也是危险犯。

不难看出，实害犯与危险犯、行为犯与结果犯，是分别根据不同区分标准形成的概念，既不应将危险犯与行为犯划等号，也不能将危险犯与结果犯相等同。

由于危险犯是以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因而危险犯的成立理当要求发生侵害法益的危险。

因此，如何理解危险概念，便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这是因为危险概念具有多种含义。

从大的方面来说，危险包括“行为人的危险”与“行为（广义）的危险”。

前者是指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可以称为再犯罪的可能性；后者是指行为客观上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

显然，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危险，具体地说，是指“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

但是，根据以布利（Buri）为代表的主观的危险说，危险是人类无知的产物，它是由各个判断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观察来决定的。

因此，危险的有无取决于判断者的主观认识，而不是取决于客观事实。

根据以克利斯（Kriss）为代表的客观的危险说，危险是出现有害事实的客观可能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状态。

所以，危险的有无取决于客观事实。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

在人们得出有危险的结论时，一方面依赖于客观上存在危险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的判断。

事实上也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同一种行为，有人认为它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有人认为它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

可见，上述观点可以统一起来：危险是被判断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的状态或事实。

国外许多学者将危险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

前者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后者是指行为所导致的对法益的威胁状态。

于是，有人认为，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有人认为，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还有人认为，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

在笔者看来，将危险作上述分类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上却没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只是在某些隔离犯中才可能区分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但绝大多数犯罪是即成犯，而在即成犯中，人们难以甚至不可能区分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

例如，在行为人持枪追杀被害人但没有市中这一过程中，何时起产生了行为的危险、何时起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危险，是不可能明确区分的。

既然如此，将这种没有普遍适用价值的分类纳入刑法理论，进而要求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或是作为结果的危险，不仅没有现实意义，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会造成认定犯罪的混乱。

笔者倾向于在通常情况下将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与盖然性。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说，危险是行为所造成的一种状态，因而是一种结果；但是，一方面，这种状态取决于行为的危险，如果没有行为的危险，就不可能有所谓危险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不能明确区分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故可以根据行为的危险认定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

例如，我国刑法第116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要求“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因而属于危险犯。

如果破坏行为是针对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整体或者其重要部件的，我们就可以认定具有这种危险；否则就没有这种危险。

但“足以……发生……危险”的表述显然告诉我们，是行为足以发生某种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而不是指行为已经造成的危险状态。

因此，危险是针对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不可能成立危险犯。

此外，将危险犯中的危险一概理解为作为结果的危险，也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例如，在被告人以杀人故意从甲地邮寄毒药给乙地的被害人但没有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如果认为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则只有当被害人收到了该毒药时，才能认定被告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在此之前就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着手，这显然难以为我们接受。

如果认为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则被告人开始实施邮寄行为时，就是已经着手实行，可以认定为未遂犯。

因此，将危险犯中的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属性，在目前符合我国的实际。

二、危险犯的立法理由古代实行的是结果责任，放实际处罚的犯罪都是既遂犯、实害犯。

刑法发展的历史，是从两个方面对结果责任进行修正的：一方面是责任主义的兴起，导致即使行为造成侵害结果也不一定受处罚，即行为虽然造成了侵害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故意、过失等责任要素时，不得处罚行为人；另一方面是刑法的主观化的进化，导致即使行为没有造成侵害结果，也可能受处罚，于是在刑法上才出现未遂犯、危险犯等形态的犯罪。

在刑法典中规定较多的危险犯并且引起刑法理论进行激烈争论，还是19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各国的机械文明与技术文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蒸汽与电力成为变革世界的两大力量，工业化、技术化使当时的人们不禁惊叹与赞美，发明精神进而渗透到各个领域。

工业化的蓬勃开展，一方面使公共利益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公共危险迅速蔓延，于是公害问题、药害问题、交通事故日益严重，给公民的生命、身体、财产造成了侵害与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理论上要展开危险犯的讨论，刑法本身也必然增加危险犯的规定。

由此可见，由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度危险来源，危险行为一旦发展成为侵害行为，其对人的生命、身体、财产造成的损失就不可估量，因而必须在形成侵害前，对危险行为本身进行刑法规制，从而周延地保护合法权益。

这可谓危险犯的最根本的立法理由。

仅在刑法中规定和处罚侵害犯，不仅难以充分保护合法权益，还由于许多行为是否造成了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在构成要件上难以记述，在刑法理论上难以表述，在司法实践上难以认定，因此，立法者放弃侵害结果的要求，代之以独立的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从而避免牵强地认定理论上与实践上都难以认定的侵害结果。

从各国的刑法规定来看，这种情形通常出现在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上。

例如，伪证罪的侵害结果——对司法客观公正的侵害，通常是难以认定的；如将其规定为侵害犯，则难以准确认定行为是否客观上侵害了司法客观公正；将其规定为危险犯，则能合理地认定行为是否具有侵害司法客观公正的危险，因而有利于保护司法客观公正。

由此可见，由于危险处于侵害结果之前，故容易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危险；刑法的适用需要司法人员的操作，在将侵害结果规定为构成要件不便司法人员操作的情况下，就只能将该犯罪规定为危险犯，从而便于司法人员准确适用刑法。

即使在侵害结果容易认定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行为的客观要素或主观要素不能证明，而不能将侵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比较典型的是聚众斗殴罪。

众人斗殴，出现了重伤或者死亡的侵害结果时，由于场面混乱，难以判断死伤结果由何人的行为造成。

于是，刑法一方面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均承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聚众斗殴的行为本身规定为危险犯。

如前所述，结果责任的废止，导致了未遂犯概念的发达。

侵害犯的未遂犯也是一种危险犯，处罚某些侵害犯的未遂行为，同样也有利于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

但是，侵害犯的未遂犯没有独立的构成要件，因而仅设立未遂犯的处罚规定，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客观上的局限性，即仅处罚侵害犯的未遂，还不能规制危险的预备行为；二是主观上的局限性，即处罚侵害犯的未遂，必须能够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侵害的故意；对于没有侵害故意，或者不能证明侵害故意的行为，无法以侵害犯的未遂予以处罚。

反之，对于没有侵害故意的危险行为（如遗弃罪）或者不能证明侵害故意的危险行为（如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设立独立的构成要件并予以处罚，则能充分保护合法权益。

在故意的侵害犯（如故意杀人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发生侵害结果时，可以按未遂犯处罚；但在过失的侵害犯（如过失致死罪）因为侥幸的偶然原因没有发生侵害结果时，则由于过失犯没有未遂，不可能接未遂犯处罚，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

由于许多过失犯是行为人有意识地违反某种规则的行为造成的，如交通运输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但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行为人有意识地违反交通规则所致，于是，许多国家的刑法规定了故意的交通危险犯，而结局是处罚过失侵害犯的未遂。

如德国刑法第316条规定，饮用酒或者其他麻醉品，不能安全驾驶交通工具而驾驶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

这是处罚故意酒后驾车的危险行为。

酒后驾车过失致人死亡的，成立过失致死罪；酒后驾车没有致人死亡（也没有发生其他具体危险的——参见德国刑法第315a条和第315c条），则成立本罪，这显然是将没有发生侵害结果的过失行为规定为独立的故意的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