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明清(戊戌变法前)史学哲学的转型

顾炎武对社会历史发展本质也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他认为历史发展最根本的是人文道德的进化。
“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 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 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更者则有矣：亲亲也，长长也、 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自春秋之并为七国，七 国之并为秦，而大变先王之礼，然其所以辨上下、别亲疏、决 嫌疑、定是非，则固未尝有异乎三世也。故曰：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 ——《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
（4）明清之际史学哲学的进步
第一，对历史道德和理性精神的认识富有辩证 色彩。对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的关系的理解有所深 入。
王夫之对正统论的批评以及黄宗羲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批 评，都已经把历史本质当成一种客观的逻辑力量，把它与具 体历史现象特别是王朝的兴替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超 越了具体现象的局限，开始用开放和发展的眼光去具体分析 历史本质的丰富的显现过程。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苟非定 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 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 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每 见抄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 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 ——《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的学案在具体撰述方法上也有一些特色。各学案都冠 以叙论，作简明扼要的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之传略。而传 略除介绍学者生平和主要学术观点外，还加以评析，指出他们的 学术精髓。然后节录名学者重要著作和语录，其中资料完全取自 原著。
“皆以全集篡要钩玄，未尝袭前之旧本也。”
——《明儒学案》
（3）顾炎武及其史学哲学
第一，历史考据学治史，特别注重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 反对驰骋议论。
“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史记志疑序》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 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 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 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 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 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 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 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所考核，总期 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对此又何多求耶？”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其二，王夫之对历史“命运”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 类历史有一种必然之势，从远古到他自己所在的时代，人类历史由 野蛮而臻文明，经历了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具体变化。
再次，王夫之还特别阐述了史学的功用。他认为史学 研究不能局限在历史的锁记述之上，而应该关注社会发 展的重大问题及其得失经验，以便后人从中得到启发。
同时，民族危机的暴发，也使知识分子由反思政治进而反思思想 与学术，从而出现了一大批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对史学标准以及史 学方法进行了重新认识，导致史学哲学出现新的趋向。
2、代表人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其史学哲学
（1）王夫之及其史学哲学
王夫之，又称王船山，汉族，湖南 衡阳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 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 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 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 “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 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 表之作。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 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 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谭嗣 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王夫之一 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 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 从天乞活埋”。
顾炎武，
顾炎武花很大精力倡导传统学术的经世致用，认为 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是“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 务”，是“修己治人的实学。”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 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 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 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 行事，以济斯世，于治世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日知录·与人书二十五》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考察政治的起源，认为 国家政治设施以及运行都是为了帝王个人的私利，君为 主，天下为客。 “（为君者）为天下 ” ——《原君》 “（为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 姓也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 民之忧乐。” ——《原臣》 “（法为天下）非为一己而立”。 ——《原法》
第三，章学诚还对史学的德、才、学、识作了深 入的论述。他认为史德即作史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 的道德素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和品格，他认为只有那些有严肃使命感和 实事求是的求真意识的人，才是史家的代表。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则经世之大略 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读通鉴论·卷六》
王夫之还特别论述了关于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
“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己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 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 失。”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 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已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 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 也” ——《读通鉴论·叙论四》
第二，章学诚特别重视史学的义理。章 学诚所谓史学之义，即包括史家的经世目的 和经世主张，也包括史家表述历史事实体裁 的独创性。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 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 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 忽人之所谨” ——《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读通鉴论·叙论一》 同时认为，从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虽非独盗逆之所可 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凡正统云者，都是对历史本质的世俗化理解， 都是把历史本质等同于一姓一朝的兴衰。
“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当其治，无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于正？ 当其乱，既不正矣，而又孰为正？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 正与不正之云邪。” ——《读通鉴论· 卷五· 叙论一》 若是从王朝兴衰立论，则不可能得出自圆其说的正统论，谈历 史本质，应该超出王朝局限，“循天下之大公。”
其次，王夫之还对人类历史的具体规则作过深入思考。
其一，王夫之对历代正统论进行了批评。
“正统之说，不知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 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乘以为统，而后可以为 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掩纂夺之迹，抑假邹衍五德之邪 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第三讲 、明清(戊戌变法前）史学哲学的转型
第一章、明清之际史学哲学的新趋向
第二章、乾嘉朴学与章学诚 第三章、以龚、魏为代表的史学哲学 第四章、传统正统史学精神的复兴 第五章、传统史学哲学的反思 第六章、中外历史的对比和历史进程的新认识
一、明清之际史学哲学的新趋向
1、史学哲学发生新趋向的背景
明清之际，中国思想学术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首先，中国古典哲学经过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几个阶 段的发展，基本的命题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已有条件进行回顾和总结。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成熟、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 已对旧有的经济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王夫之认为历史研究应强化主体意识，并详述了如何借鉴历史经 验的方法。
顾炎武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既强调史家的经世致用 的目的，又强调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性。
二、乾嘉朴学的史学哲学
1、乾嘉朴学。
重史籍的考校与史实考证，朴学家用治经得出的方法治史，形成了 史学考据学。其史学哲学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夫之从哲学角度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 了极富思辩色彩的剖析。他认为天道是人道的前提和基础， 人道是天道价值中心，离开了人类历史，自然历史过程也无 所谓道。 “洪荒无辑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 则今日无他日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耐用无射道，未有车马 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种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 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 其器则无其道，诚能言之也，而人特未之察也。” ——《周易外传·卷五》
为了提高史学研究的真实性，乾嘉朴学还丰富发展了古 代的有关学术方法，形成了考据学的一般原则。朴学家们运 用的最普遍的是归纳法。
2、章学诚及其史学哲学
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
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 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
——《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 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教，搜剔 遗逸，排篡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 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幽 微，下启后人津迷，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 学问也。今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 ——《章氏遗书·二十九·外集三·与正甫论文》
第二，对历史具体规则的认识也有所深入。
王夫之对自然之道与人道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得出了“天 之道，人不可以为道”（《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和“天者器、 人者道”（《思问录· 内篇》）两个相关结论。 黄宗羲对宋元明学术思想的研究，为后人研究历史现象的 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学术思想提示了方法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