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
一、纺织品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
毛残片，为东汉晚期。

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
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头部”（插图1）。

[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
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
（插图2）。

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

他的标志是手
持双蛇杖（caduceu）。

在有些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
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ArmyMedicalCorp）就以
此为标志。

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
双蛇杖图案。

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

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
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
于东汉时期）。

[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

左
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

复原后应为一
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
图4）。

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插图5）。

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
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
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

”[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

虽
然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
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
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

[6]此
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

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

整
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二、金银器等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
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
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

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
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
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

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
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

[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
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

[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
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

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
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
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
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
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

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
银盘（插图12）。

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

[17]盘
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

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

每颗葡
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

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
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

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

最里
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

这个银盘
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
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
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

初师
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

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
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

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
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
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u）。

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
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
国东部行省所产。

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
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

这样，林梅
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

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
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
化主体”。

[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
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

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
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

[19]
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

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
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

[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
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
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

”[21]1976年，甘肃省灵台
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

[22]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

20世纪中期，德国
的密兴黑尔芬（O.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
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
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

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
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

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

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
“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

[23]近来，我国学
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
伊朗语。

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
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

我国出土的这
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
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

[24]
三、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

到了
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

玻璃制
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

[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
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

在中国，至迟在
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

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

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

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
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
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
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
也是从西方传入的。

例如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
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
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

”[36]再如，云南李家
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

[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
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

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
纪前期就有所发现。

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
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

[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

[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

[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

[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

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

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

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

[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

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

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

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

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

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

[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

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
的长颈玻璃瓶。

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

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

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

[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

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

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

[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

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

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

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

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

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

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

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

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

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

又五件，先
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
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

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

”[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

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
成24个角的空心球。

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
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

直径1．3厘米，重2．7克”。

[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
的金粟粒（插图19）。

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
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
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
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

[48]但也有人指出，在
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

[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
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

[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
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

[51]解
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

在云南共
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
春秋晚期的24号墓。

[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
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

[53]蚀花肉
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

[54]此外，
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
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
笋坝的战国船棺中。

[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
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

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
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

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

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
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

[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
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
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
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
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
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
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
盒（插图23）。

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
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

[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
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

徐州东汉墓所出鎏
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

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艺术形象
中国发现的各种西方所制器物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证，除此之外，在有些中国本土创制出来的器物中，也可见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其中
最主要的是各种器物上的艺术形象。

狮子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亚洲则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中原地
区是没有的。

有些中外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即中国古代文献
所说的塞人）曾入居我国新疆地区，他们使用的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古老
方言，把狮子称为arvanai（形容词）、arauna（抽象名词），这些词汇
译成中文后就成了“狻猊”，所以先秦文献中的狻猊就是指狮子。

至于中
文中的“狮子”或“师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它是吐火罗A方言中
表示狮子的词汇iäk之音译。

[59]
张骞通西域后，流入中国的西域特产猛增，其中包括狮子。

《汉
书·西域传》说：“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
四面而至。

”西域狮子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外国的朝贡，
史书对此有多次记载。

《后汉书·章帝纪》说，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顺帝纪》说，阳嘉二年（公元）“疏勒国献师子、封牛”；《后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在章帝章和元
年“遣使献师子、符拔”；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
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可见，汉代进入中原的狮子，主要
来自葱岭以西地区。

东汉时期，被称为天禄、辟邪的石雕在中国流行（插图27）。

这两
种灵兽到底是以什么动物为原型的呢？目前说法不一。

有的认为它们与汉
族古代传说中的麒麟有关，或者是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翼兽发展而来的。

[62]有的认为，天禄的原形是西域的叉角羚（antelope），辟邪则是西域
的犀牛。

[63]有的认为它们实际上是狮子的造型，当然也融合了一些中国
固有的艺术观念。

[64]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天禄、辟邪是否就是狮子的形象，但东汉时期开始流行狮子石雕则是无疑的。

例如，山东嘉祥县武氏墓
群石刻中，有一对石狮，东西相对，“东石狮高1．26、身残长1．58米，右前爪下按一卷曲小兽，除尾巴和右后足残损外，其余保存基本完好。

西
石狮高1．28、身残长1．48米，石狮残损较甚，尾部、左前足和右后足
均残缺，嘴巴也略残。

”这两头石狮子都昂首张目，粗壮威武（插图28）。

从武氏石阙铭中可知，这两头石狮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
147年）建造的。

东汉之后，狮子这种外来的动物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
组成部份，并且日益深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今
天的舞狮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尼
雅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在第8号墓中，
发现了一块长18．5、宽12．5厘米的织锦，上面写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二行小篆汉字。

此墓的年代大约为东汉末年至魏晋前凉时期，更可能
是在魏晋前凉时期。

[6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的天文星占用语，此物无疑是中国制造的。

[66]但是，就在这件代表中国丝织技术水平
的织锦上，却出现了鸵鸟的图案，这就更使人叫绝了（插图29）。

因为
中国并无鸵鸟，这种体型巨大的鸟除了生活在非洲外，西亚的叙利亚、两
河流域北部也有。

[67]汉代中国人将鸵鸟称为“大鸟”或“安息雀”。

张
骞通西域后，西方国家将鸵鸟蛋及鸵鸟作为贡品送到中国。

《史记·大宛
列传》说，安息国就曾派出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
眩人献于汉”。

《后汉书·西域传》说，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
“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汉书·郊祀志下》还记载说，汉武帝在长安建造建章宫，“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曰：“立大鸟象也”，即把鸵鸟的石像安置于此。

尼雅遗址所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鸵鸟图案，表明当时中国纺织工匠对鸵鸟
这种西方动物已经比较熟悉。

自张骞之后，中原地区对中亚居民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史记·大宛
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

其人
皆深目，多须髯。

”这是汉族作家对中亚欧罗巴人种体质特征的一个比较
准确的概括。

后来西晋的张华还曾试图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不同种族的形
成原因进行解释，他在论述“五方人民”时说：“西方少阴，日月所入，
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汉代之前，中原地区认为西方是各种鬼
怪神灵出没的地方，西汉时期则已认识到西方生活着体质特征与汉民族不
同的种族，这种认识上的进步，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东西方交通发展之结果。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不少中亚居民来到
中原。

其中有外交使节，《史记·大宛列传》说“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有自来安息等到国的僧人，他们在中在译经传教；[68]还有大量的
难民，到中国来寻求安身之地；[69]当然也不乏商人与旅行者，《后汉书·西域传》这样写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在这些外来人员中间，主要为欧罗巴人种，可能还有一些尼格罗人种。

[70]
除了文献记载外，在汉代的各类艺术品中，也可见到一些外国人的形象。

例如在广州汉墓中，有一些随葬的陶俑灯座，陶俑的特征为深目高鼻，体毛发达（插图30）。

[71]“这些陶俑的特征同西亚和南洋群岛的人相似，反映了当时有少数西亚和南汉群岛的人，曾被商船贩运到广州后，沦
为富有人家家奴的形象。

”[72]
在张骞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西方杂技、魔术的传入，这在中国史籍中有多次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国的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类似的话也出现
在《汉书·张骞列传》中：“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
及犛靬眩人献于汉。

”颜师古注曰：“眩，读与幻同。

即今吞刀、吐火、
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

”可见，所谓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