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资本化困境：粮食增产与农户增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3 年 第33 卷 第5 期CHINA POPULATION ，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33 No.5 2023

戚渊，朱道林，程建，等.农地资本化困境：粮食增产与农户增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33（5）：201-212.［QI Y ，ZHU D L ，

CHEN J ，et al.Dilemma of farmland capitalization ： between increasing food production and farmers ’ income ［J ］.China population ，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3，33（5）：201-212.

］

农地资本化困境：粮食增产与农户增收

戚

渊1，朱道林1，2

，程

建3，张嘉庆1，李瑶瑶1

（1.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193； 2.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自古以来，“耕者有其田”揭示了农地作为要素的生产功能，而“有土斯有财” 更是强调了农地作为财产的资产功能。如今，共同富裕热潮下农地再次跻身为政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更有要以进一步显化农地财产价值来增加农户收入的声音。农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护屏障；而同时，农地又是农户重要的财产，显化其资产功能可以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显化农地资产价值的直接结果无疑是抬高农业生产用地成本，在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式的限制下，这将是对农业生产者粮食生产激励的严重一击。当前，“毁约弃耕”“非粮化”和“非农化”现象频发，农地资产功能对生产功能的冲击逐渐为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风险。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共同富裕，必须科学把握农地生产功能与资产功能的合理尺度。如何在粮食安全与共同富裕的统一框架下权衡农地资本化问题？这不仅是对农地功能序位这一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更是关乎中

国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现实挑战的重要基础。基于此，该研究立足农户要素配置的决策逻辑，揭示农地资本化在粮食增产与农户增收中的两难困境，并测度200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未涉及北京、天津、上海、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农地资本化程度，利用门槛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对典型省份的790个微观样本开展实证分析，为中国农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方向提供科学支撑。

1　文献综述

1.1　农地资本化的基本内涵与测度方法

所谓“化”，即事物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过

程。那么，农地资本化也就是农地由资源状态向资本状态的转换过程。因此，界定农地资本化内涵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资本。在西方经济学派视域下，先贤们对资本内涵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类：①以马歇尔［1］、庞巴维

收稿日期：2022-06-29 修回日期：2022-11-15

作者简介：戚渊，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E -mail ： cauquan@ 。通信作者：朱道林，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E -mail ： dlzhu@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农业转型升级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农地资本化研究”（批准号：42171252）

。

克［2］为代表的流通获利派；②以亚当斯密［3］、萨缪尔森［4］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派。前者针对资本在交换领域的作用，认为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财货都可以理解为资本；而后者则聚焦资本在生产领域的作用，认为资本是生产性的投入物，用于进一步的生产过程。基于此，纵观学界对农地资本化的定义，绝大多数学者将农地资本化置于流通获利派的资本框架之下［5-9］。例如，曾福生等［7］认为，“农地资本化”就是把土地这种存量资产“盘活”，转化为可以增值的活化资本的过程。全世文等［8］将农地资本化理解为：农地的特定产权主体将土地的特定产权作为资本来运营，通过对农地特定产权进行交易实现土地资产增值的过程。不难发现，上述学者主要围绕“产权交易”与“增值”两个核心要素，诠释了农地资本化内涵。

当然，也不乏一些学者从资本的生产要素内涵理解农地资本化。有学者［10］在对农地资本化的定义中，提出农地在生产环节实现收益的过程也属于农地资本化。然而，全世文等［8］主张，产权主体将农地作为生产资料使用实现农地收益的过程并不属于农地资本化。作者认为，农地的经济属性决定农地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在中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土地仍然是决定农业绩效的关键，难以被资本替代。如果把农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的过程也视为农地资本化过程，只会掩盖农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考虑到当前在中国农地“三权”分置的制度环境中，农地经营权流转是农地市场的核心部分，故该文主要研究农地经营权的资本化问题，而不涉及农地所有权和承包权资本化问题。因此，同大多数学者一样，将农地资本化定义为农地经营权在市场交易中增值的过程。

然而，在农地资本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学界仍缺少一个科学表征农地资本化程度的指标。一些学者认为农地价格作为农地资本化的直接表象［11］，可以农地交易价格表征农地资本化程度。但是，由于农地资本化是强调农地市场现值与农地生产价值的相对水平，并非绝对值概念。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农地资本化程度的判断标准就是看土地租金是否明显超出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或粮食生产的合理水平［8］。但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农地资本化领域的专门量化研究并不成熟。因此，该文将从农地生产要素价值与农地市场现值的相对差距定量化探索农地资本化程度，以促进关键科学规律的发现。1.2　农地资本化的实现条件与实现方式

进一步，梳理学界对农地资本化实现条件的研究发现，当前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三点：①明晰性；②可交易性；③增值性。首先，任何一块农地都是土地资源，只有界定了产权归属的农地才能成为产权主体的土地，才能从资源转为财产。具体包括权利主体要明确、客体的界限要明晰以及权利内容的表达要清晰等［12］。其次，并非所有的土地财产都是土地资产，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存在可自由交易的市场，否则只能是僵化的土地财产［13］。当农地资产被允许进入市场，此时土地财产就变为可变现的、能够以货币计量的土地资产。最后，当土地资产被投入流通后，在运动中实现增值［14］，该过程也就完成了农地资本化的最后一环。

关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实现路径，学界当前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三条：①农地租赁，指出租者通过交易农地经营权获得收益的方式，是一种较为初级的农地资本化形式［15］。②农地入股，一般指以农地经营权参与股份合作，不同利益主体获得相应收益的方式。从权益实现程度来看，农地入股是较农地租赁更高级的资本化实现方式［16］。③农地抵押、农地证券化、农地信托等方式。虽然农地资产具备农地抵押、信托、债券的条件，但中国农地多以分散经营且规模较小，以上方式往往以价值大、规模大的资产为依托，目前以抵押、信托和债券的方式实现农地权益性资产的资金融通的方式还需要较长的过渡时间。但从权益实现程度来讲，是较农地租赁和入股更为高级的资本化实现途径［17］。

1.3　农地资本化的经济效应

随着农地流转市场不断发育，农地资本化的经济效应问题很快跻身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农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生活资产乃至资本，许多文献重点从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绩效［18］、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19］、扩展农业融资渠道等［20］方面论证了农地资本化的积极作用。作为生产要素，农地资本化通过促进农地要素流动，使土地经营权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了农地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21］。作为生活资产，农地是贫困人口最重要的财富，推动农地资本化将有效促进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22］。更有文献基于农地资本属性论证了农地资本化运营激活了僵化农地资产，从而为现代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提供了资本内生渠道，有利于解决农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23］。

但随着农地资本化问题的尖锐化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农地资本化潜在的风险开始暴露，首要风险当属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Liu等［24］考察江苏省农地成本与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关系发现，当土地成本超过3 514.35元/hm2时，农地成本的增加会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将进一步降低小麦产业的竞争力。而更全面的数据则来自于杜挺［25］的工作，大量调研数据表明，中国农地资本化已经推动农业用地成本迅速上涨。因此，防范农地过度资本化逐渐成为共识［26］。朱道林等［27］从土地基本属性出发，论证了土地“生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