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略》第十章典籍藏书复习要点

《中国文化要略》第十章典籍藏书一、填空
1.中国古代典籍的构成主要有简册、帛书、纸写本和刻印本，甚至还包括石刻书籍。

简册也称简策，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书籍。

它是用毛笔蘸墨把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然后再一片片连接起来，成为一部书。

每根竹片叫“简”，我们习惯上称为“竹简”。

连接起来的竹片, 就称为简册。

连接竹片的材料，主要是麻绳和牛皮绳。

用牛皮绳连接的就叫“韦编”，所以成语有“韦编三绝”。

这种简册大约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

2.古文经指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著作。

汲冢古书指晋武帝时在今河南省卫辉市魏襄王墓中发现的数十车竹简，其中有今天所见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

这两次发现都是战国简册。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 其中有《尉缭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重要兵书。

1996年在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发现了三国孙吴竹木纪年简牍数万片,对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在古典文书方面数量最多、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3. 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不但出土了一批帛书，如《老子》、《易经》、《战国策》等，而且还有绘在帛上的三幅驻军分布图, 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

4.我国的纸写本书籍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但简册和帛书同时存在,古书名。

但“坟典” 一词却成为中国古籍的代称。

2.八索九丘：也是传说中的古书。

据孔颖达解释，记载八卦的书叫
“八索”，“索”是“探索”的意思；记载九州地理的书叫“九丘”, “丘”是聚集的意思，九州风气所聚，所以叫“九丘”。

但详细情况如何，没有人能说的清，因为从没有人见过。

3.四书五经：所谓“五经”，始于汉代。

汉武帝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开始有五经的说法。

汉代的五经包括《周易》、《尚书》、
《诗经》、《仪礼》、《春秋》，后来用《礼记》代替《仪礼》，把《左传》并入《春秋》，仍为五经。

“四书”的说法比较晚。

南宋时朱熹自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两篇，分章断句，同时加以注释，再
加上《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初习儒学的入门读物，这才开始有“四书”之称。

正是从此以后，历代的读书与科举，都以四书为本，以朱熹的注释为准。

四书五经合在一起，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和安身立命的根基。

4.熹平石经：又称“一体石经”。

指东汉熹平四年，由蔡邕等人用隶书写《尚书》、《鲁诗》、《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刻成46块石碑，立于洛阳南郊（今属河南省偃师市）的太学前。

5.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

指三国魏正始二年所刻的《尚书》、
《春秋》、《左传》等约二十七块石碑，立于洛阳南郊太学前，因经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成。

6.开成石经：指唐大和七年至开成二年所刻的“三礼”（《礼记》、《周礼》、《仪礼》）、“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再加上《诗经》、《尚书》、《周易》，合称为“九经”，后来又加上《孝经》、《论语》、
《尔雅》，合为“十二经”，立于国子监太学，是国内保存最早的石经, 现仍存于西安碑林。

7.广政石经：指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曾命刻《孝经》、《论语》、《尔雅》、
《周易》、《诗经》、《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等十种经书，因刻于广政元年，故称“广政石经”。

8.嘉祐石经：指北宋嘉祐年间，宋仁宗又命刻《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左传》、《孝经》、《论语》、《孟子》等九种, 称为“嘉祐石经”。

9.乾隆石经：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文人蒋萌在西安看到“开成石经”众手杂书，字体混乱，大不满意，便发誓以一体自书十三经，历时十二年方才完成，后献给朝廷，以三年时间刻成，共计六十三万余字, 刻石190块，名曰“乾隆石经”，现仍完好保存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夹道之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书。

10《通志》：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是仿《史记》体例所作，共200卷，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隋，有的篇章还写到唐，全书共五百多万字, 分为“帝王纪”、“后妃传”、“年谱”、“略”、“宗室传”、“列传”等部分，其中“略”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严格变化，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包括氏族、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金石、昆虫草木等二十个内容，对研究中国文化极有参考价值。

它虽然跟《史记》一样属于通史，但又突出了典章
制度的演变，为修史创立了一种新的思路。

到清代乾隆年间敕撰的《续通志》，时间与《通志》衔接, 分类与《通志》相同，一直写到元明两朝的历史，但写作班子又变成由皇帝任命的人员。

11实录：是忠实记录帝王言行的史书，故称“实录”。

它由汉代的“起居注”和“日录”发展而来，如汉武帝时就有“禁中起居注”。

我国最早的实录是南北朝时出现的两本《梁皇帝实录》，分别记录梁武帝和梁元帝的言行，今已亡佚。

现存的起居注和实录有：唐代温大雅的
《大唐创业起居注》、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宋代《太宗实录》的一小部分、完整的《明实录》和《清实录》。

12《通典》：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著，是一本制度史方面的史书。

其时间上至远古，下至唐肃宗、代宗之际，把历史典章制度分为“食货”
（记述土地财政制度）、“选举”（叙述科举选土、官吏考核制度）、“职官”（叙述官制）、“礼”（叙述礼仪制度）、“乐”（叙述乐制）、“兵刑”
（叙述军事和刑法制度）、“州郡”（叙述地理沿革）、“边防”（叙述境外邦国）等八典，全书以事类为中心，按朝代先后编次，不但汇集了各代典章制度的详细材料，而且引录了很多前人的评论，也写入了作者本人的看法。

因此后人评论此书，说它“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

13《文献通考》：南宋末年元代初年，江西人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并广泛搜集唐天宝末年到南宋嘉定末年的材料，写成
《文献通考》348卷，全书分为二十四考，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制度。

每一考都按时代排比，前有小序，说明考
订的新意；后附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给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4会要：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中的一类，只记述一朝一代的典章，具有断代史的性质。

此类史书的编撰始于唐代，由唐德宗时的苏冕首作《会要》，记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代史实，后又有杨绍复等人作《续会要》，记德宗以后史实。

北宋初年，王溥在二书基础上增补唐末史实，成《新编唐会要》，即现存《唐会要》，共100卷，分为帝系、礼、宫殿、舆服、乐、学校、刑、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货、四裔等类，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

之后王溥又做《五代会
要》，此后才有其他各朝的“会要”出现。

15版本：“版本”最初的含义非常简单，是指用雕版印刷的书本。

我国在出现雕版印刷以前，书本都靠手抄，这类书就叫“抄本”或“写本”。

版本最初的含义就是与抄本、写本相对而言。

可是，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图书典籍不断增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纸张、不同字体印刷的同一种书大量出现，于是版本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内容包括了书籍抄印的时代源流、纸墨刀法、装帧形式以及书籍的优劣等等。

如何科学的辨别不同的版本，比较各种印本和抄本的优劣，这就是“版本学”。

拿字体来说，宋代刻印的版本有肥瘦两种字体，瘦者学欧（欧阳询）、柳（柳公权）体，肥者学颜（颜真卿）体，元代版本则学赵孟^体。

因此，辨别字体成为辨别宋元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

明代以后，字体杂乱无章，单凭字体就不好辨别，必须同时依靠其他的标记。

16善本：所谓善本，就是好的版本。

清末的张之洞提出了“善本三义”：一要“足本”，即内容没有缺漏或删节；二要“精本”，即经过仔细的校对和注释；三要“旧本”，即时间比较老的本子，当时把时间划到明代和明代以前。

符合三条中的一条，即算善本。

今天，我们对善本的含义规定为“三性”：一是因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二是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性”；三是印刷考究、装帧精美的“艺术代表性”。

具体来说，符合下列情况都可归入善本范明代和明代以前刻印的图书；清代乾隆时期和乾隆以前流传较少
的印本和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政权刻印的图书；辛亥革命以前在学术研究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稿本和流传很少的印本和抄本;辛亥革命前有名人批注、提拔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和抄本；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等。

现在，已经按这些标准对全国各图书馆所藏的古籍进行了比较和鉴定，并且编印了《全国善本书目录》供研究者们参考。

这是建国以后古籍整理的一大工程。

17 “经、史、子、集”四分法：“经、史、子、集”四分法始于隋朝。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东汉以来的大量文献，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附佛、道二类，不列入四部之内，从此有了“四部”之称。

“经部”包括儒家经典以及研究、解释这些经典的著作；“史部”包括了所有的史书以及研究、评论这些经典的著作；“子部”包括除儒家经典之外的兵、法、农、医、天文、算术等各家著作；“集部”包括历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如诗、词、赋、曲、散文等。

隋代以后，虽然也还有用“七分法”，但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三、问答.简述方志的种类。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

所谓“地方志”就是以行政区划为内容的历史书，“志”即“记”的意思。

它同时具备两种特性，一是地理的，而是历史的。

由于它所记载的内容相当广泛，所记载的地区又相当集中，所涉及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因此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是颇能反映我传统文化特色的古籍之一。

地方志的种类很多, 全国性的叫“一统志”，如《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一省的地方志叫“通志”，如《湖北通志》、《河南通志》等；郡、州、府、县的地方志则分别叫“郡志、州志、府志、县志”, 此外还有“关志、山志、寺志、庙志”，有的地方还有“乡志、村志”。

另外，地方志的名称也不都叫“志”，有的叫“图经”，即地图再加上文字说明，如宋代的《吴郡图经续记》；有的叫“考”，即“考证、研究”的意思，如清代的北京地方志叫《日下旧闻考》。

但绝大多数还是叫“志”。

1.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尚书・禹贡》记载战国以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实际上是我国地方志的雏形。

还有《山海经》，记载远古时的山川、形势、怪物等，也给后来的地方志以应有的启示。

秦汉时代已有记述国内风俗的地理书，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已特辟一部分为《地理志》。

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是东汉初年的《南阳风俗记》，专记汉光武帝刘秀故乡的风土人情，但后来失传了。

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是东晋常堀著的《华阳国志》。

“华阳”即今天的四川，此书详细记述了这一地区的政治沿革、风土人情、物产土俗和豪门大姓。

南北朝时的地方志著作明显的多了起来，但多已失传。

隋唐时代，由于天下一统，为便于了解全国州郡情况，朝廷诏令编写全国性的地方志，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政府编写地方志的传统。

如隋代的《诸郡物产土俗志》、《区宇图记》、《诸州图经集》和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都是由中央政府编纂的全国性总志。

唐建中元年，朝廷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送报中央，后又改为五年一次。

《元和郡县图志》就是宰相李吉甫在各郡县图经的基础上编成的一部总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各郡县的疆域、山川、要塞、沿革、启口、贡献、物产和名胜古迹，后因图亡，改名《元和郡县志》。

两宋时代，地方志的编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朝廷三令五申修志造图, 文人学士也加以关注，这就使地方志的数量大大增多，也使编写体例更加完备。

宋代以前的方志，其内容大多局限于自然地理方面，至宋代则扩大到人文历史方面，如由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体例沿袭《元和郡县志》，但又吸收《华阳
国志》的长处，于地理情况之外, 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等内容，又由人物详及官爵、艺文。

自此, 方志内容包罗万象，编写体例明显大变，使方志由地理类迈入史学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现存宋代地方志约有二十多种，大都体例完备，考证有据，记事审慎，说明宋代时地方志已经定型。

元代由于疆域广大，深感修志之重要，于大德七年完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尽录古今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形势、人物、风俗、±
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一统志，为明清两代编修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式。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对编写地方志都非常重视，各地修志工作蔚然成风，所修方志质量也较高。

明代志书达一千五百余种，今存四百余种。

清代是编修地方志的极盛时期，特别是乾隆、嘉庆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编修地方志的高潮。

清政府还明确规定各个省、府、州、县地方志六十年一修。

清代方志达五千八百多种，大大超过以前历代的总数。

2.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

因方志而有“方志学”。

方志学是在修志实践中形成和总结出来的理论见解。

我国的修志工作早有丰富的经验,但在清代以前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

清代修志进入极盛阶段，不少著名学者参与其事，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对如何修志产生了一系列看法，因而使方志学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

它的代表人物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他的史学论著《文史通义》，主张史学经世，揭露时弊。

他曾主撰《永清县志》、
《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对撰修方志有深刻见解。

由于对方志的性质、内容和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清代的方志学形成两大派别：一、历史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主张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志属信史”。

为此，章学诚为编修地方志创立了“三书”体例，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历史派注重历史，志书内容比较详尽，材料大量采用官府档案，因此史料价值极高。

二、地理派，以戴震、洪亮吉为代表，主张方志要记述地理状况。

戴 震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 沿革”；洪亮吉也主张“一方之志，沿革最要”。

一般来说，地理派的 志书不重视历史文献，除地理部分外，人物、职官等项记载都比较简 略。

历史派和地理派各有特色，但以历史派的理论影响最大。

3 .方志的价值和功用。

因为地方志的记载十分详备,故而对各种研究工作都有极高的参考价 值。

自然科学方面的矿产资源、天文气象、蝗虫地震以及社会科学方 面的民俗民情、俗语方言等，在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

如 宁夏《隆德县志》总结了当地观察地震先兆的经验，归纳为“地震六 瑞”，对今天的群众性预报预测活动仍有参考价值。

乾隆年间编撰的
《曲沃县志》，考证出晋国都城新田不在曲沃而在侯马，为解放后在 侯马发现的“新田遗址”所证实。

近代，有人把地方志的功用总结为六个：
一、社会制度之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二、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
三、遗文佚事散在某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四、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
五、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隆之迹；
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实互证。

4 .简述我国官府藏书史。

据记载，周代的史官兼掌记事和收藏国家文献，这些文献就是那时的国家图书。

《史记》说老子是“周守藏吏之史也”，可算是 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秦始皇统一天下，兼并六国，使国家的图书总量大大超过周王朝的藏 书，但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却采取了 “焚书坑儒” 的措施，把秦国史籍以外的六、 六、
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尽行烧毁，只有科技性的书籍不在禁毁之列。

这一举动，造成我国藏书史上的第一次浩劫。

但相传当时有儒生二人把家藏图书偷偷运出咸阳，到达今湖南沅陵县西北的“二酉山洞”，至汉代才将藏书献出，“二酉藏书洞”由此成为著名的文化圣迹。

汉代建立以后，对文化事业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首先在未央宫内建筑了三座藏书楼，即“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从此确立了我国藏书史上的皇家藏书制度，习惯上称之为“官藏”。

为了防火防潮，汉代把藏书室用石块砌为“石室”，把书柜用铜皮包为“金置”, 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石室金匮“，并为后世所沿用。

由于汉代政府广开献书之路，秦代私人秘籍重新面世，国家藏书不断增加，到汉武帝时又在宫内增辟“延阁、广内”等殿阁专供藏书，宫外则有太常、太史、太学三处官署藏书。

汉哀帝时，皇家藏书已达三万三千余卷。

而且还是主要的书籍形式。

到了三国时代，随着造纸术的改进和纸张的大量出现，纸写本才取代简册和帛书，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

5.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写本书籍是晋人写的《三国志》残卷。

6.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和195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土的唐代《陀罗尼经咒》是目前我们所知较早的印本书籍。

7.中国古籍的最大特点就是包罗丰富和经典第一。

前者是面，后者是点。

前者是指包括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军事、经济、农学、医学、烹调及历代典章制度等，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表明了中国人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和贡献。

后者是指儒家著作在所有典籍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指儒家著作及研究和解释性的著作数量很多。

延续至今的古籍分类法依然是经、史、子、集四部。

历代对经书的研究，产生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经学。

因此，经学为尊，众学为从；经学为纲，众学为目，构成了中国近两千年的藏书特色和治学原则。

8.“十三经”之名是在明代时出现的，指《礼记》、《周礼》、《仪礼》、《左
传》、《公羊传》、《谷梁传》、《诗经》、《尚书》、《周易》、《论语》、
《尔雅》、《孝经》、《孟子》。

《孟子》是宋代时被列为经书的。

9.汉代以《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为五经，刻石立于太学，以昭示在校学习的学生，由此开创了我国石刻经书的传统。

10.国内保存最早的石经是唐时刻的开成石经。

乾隆石经是我国现存东汉皇帝崇儒尚文，也重视图书的收藏和利用，当时的图书一般都藏在东观、兰台、仁
寿阁、宣明殿和太学等处。

为此，汉桓帝时特设“秘书监” 一职，专管收藏艺文图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专职国家图书馆馆长，此后历代相沿此职。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皇家藏书屡遭厄运。

有些帝王因为喜弄文墨，偏好诗书，即位后总是广收奇书，藏于秘阁，所以藏书量也能达到可观的数目，可是一遭战乱，便被焚抢一空。

如梁武帝藏书因侯景叛乱全部被焚，其子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继续藏书十四万余卷，但在被西魏军队俘虏前，下令将所有藏书付之一炬。

隋唐时代，一统天下，经济和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对图书的收藏也更加重视。

唐太宗时，虞世南、魏征、颜师古相继出任秘书监, 广购天下图书，并从五品官员的子弟里挑选书法好的人抄写，然后统一收藏于秘书监。

唐玄宗时甚至诏令“公卿世庶之家”献所有异书, 由国家组织专人抄写后收藏，为此新辟“集贤书院”和“丽正书院” 为校正图籍之所，由秘书监等人负责分类编目，共录图书四万八千余卷，加上新旧收藏，使那时的官藏总数达到十六万余卷。

宋元以后, 官藏仍有发展，但日益发展起来的私藏，却使官藏黯然失色，并且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灿烂之花。

清代的官藏不但是前代官藏的继续，而且深受私藏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诏令搜集天下珍贵典籍，天一阁曾以家藏珍书献之，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见范家藏书百年不派人去宁波查看天一阁的建筑设计，其后仿天一阁式样分别在承德避
暑山庄建“文津阁”、在北京紫禁城内建“文渊阁”、在圆明园内建“文 源阁”、在沈阳旧宫建“文溯阁”，合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

另外考虑到江浙文化发达，特在扬州建“文汇阁”、在镇江建“文宗
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在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圆明园的文源阁被英法 联军焚毁，现在尚存四阁，《四库全书》尚存四部，以承德文津阁所 藏最完整，现存于北京图书馆。

沈阳文溯阁所藏存于甘肃图书馆，杭 州文澜阁所藏存在浙江图书馆，北京故宫文渊阁所藏则在台湾。

6.简述私人藏书兴起和发展。

私藏在我国也是很早的。

孔子讲学，没有一点藏书恐怕是不行的。

史书记载的战国名辩学家的 代表人物惠施“有书五车”，算得上是当时的一位藏书家，因此我们 比喻一个人学识丰富，常说“书通二酉，学富五车”。

但因那时的书 都是竹木简牍，藏书是很不容易的。

东汉中叶造纸术发展推广以后，书籍的传抄才变得比较方便，私藏才 可能起步发展，汉末蔡邕才能够家藏万卷。

魏晋以来盛行卷轴抄书，至唐犹然，书肆也比前代增多，中唐时的李 泌是那时的一位大藏书家，据说藏书量达三万卷。

唐代中期出现雕版 印刷以后，特别是进入宋代，手抄书籍多半被雕版刻印所取代，官刻 私刻并行发展，因此私人得书比较容易，官僚士大夫藏书成为一种风 气，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如王溥、宋敏求、司马光等。

他们常 广求奇书，筑室收藏，所藏书目，甚至盛于官藏。

到了明代，印刷业更加发达，私藏也更加兴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 书家和藏书楼（阁）。

特别是文化比较发达的江浙两地，私藏的活跃 世所罕见。

现今保存的藏书楼仍以浙江为最多。

明清两代著名的藏书楼有：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范钦，明嘉靖年间建，天一阁上下两层，以
“天一地六”的模式建成，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意；汲古阁，位于江苏常熟，毛晋，明末清初建；
绛云楼，位于江苏常熟，钱谦益，明末清初建； 海源阁，位于山东聊城，杨以增，清代道光、咸丰间建;［百百］宋楼，位于浙江湖州，陆心源，清末建，像现代图书馆一样向 阁”、在杭州建“文澜阁”,
阁”、在杭州建“文澜阁”, 合称“宫外三阁” 或“南三阁”。

其中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