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评价

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评价(2)
白居易的诗文流传很广泛，然而历代对其评价则不一致。

元稹评价白居易的诗文：“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

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

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对白居易推崇备至。

然而杜牧为李戡所作的墓志铭，就记载了李戡对元、白的批评：“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

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后世许多人批评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也非常多，为白居易抱不平，甚至认为杜牧是假托李戡之言，挟怨报复。

然而亦由此可见在唐代，对白居易的评价已有不一致的状况。

五代、宋元对白居易评价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

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

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

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

”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

”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

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

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

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

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

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

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

”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

”的评语。

辽朝皇帝曾亲自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翻译为契丹文字，命臣子们阅读。

金代，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

”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
明清对白居易评价
明代后七子的王世贞、清代神韵派的王士祯不喜爱白居易的诗作。

相对的，公安派的三袁对白居易的评价相当高。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袁宏道将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相提并论;袁中道亦赞同兄长们的意见。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此外，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白居易、元稹等的生活方式、政治态度、道家学问甚持批评。

说到白居易、元稹等沉迷于酒肆嬉游书画诗歌，虽然称名士，实则非国家之栋梁、君王之心膂。

“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

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

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

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

”
中国近现代对白居易评价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

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
推崇。

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然而钱锺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日本对白居易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

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