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的演讲活动钩沉与补正

老舍不仅是顶尖的小说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语言艺术大师，而且还是非常出色的演讲家。

早在1999年，舒济就编有《老舍讲演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据舒济统计，在整理、编辑《老舍全集》过程中已经“发现170多次有记载的讲演”。

[1]事实上，随着老舍研究工作的推进和发展，这个数据已经并将继续被刷新。

有意思的是，对读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全集》(修订版）所附《老舍年谱》（舒济、郝长海、吴怀斌编撰）与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老舍年谱》（修订版，张桂兴编撰），就会发现还是后者记录的老舍包括演讲在内的活动情况更为丰富和翔实。

但是，笔者目力所及，仅就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的演讲活动而言[2]，相关年谱资料的著录仍有遗珠，一些收入《老舍全集》的演讲记录需要继续补正。

一、讲座“文艺的创造”钩沉
1942年3月出版的《沙磁文化》第二卷一、二期合刊第23页“沙磁学术讲座”栏刊有《文艺的创造》一文，署名“老舍”。

鉴于抗战时期老舍主要在重庆生活，多次在相关学校与机构发表演讲，而抗战时期重庆报刊未见他人署名“老舍”的作品，而演讲内容与《老舍全集》所收文字的勾连，可以确定这位“老舍”就是舒舍予。

此文不见于《老舍全集》《老舍年谱》与相关传记资料，当是老舍的一次集外演讲记录。

先照录如次：
文艺的创造
本篇由本社记者笔记，有失原意处，由记者负责。

提到创造，普通有误认是种凭空玄想的东西。

以前文人确是坐在房子里玄想的，现
在也还有这种人。

曾经有人因洋鬼子从海那
边打过来，于是在海这边挖一条大沟，上面
盖起草来，鬼一子到，[3]便都陷在沟里，这
当然也是创造。

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的演讲活动钩沉与补正◎凌孟华
文艺确是想像的，但不是想入非非，而须根据人生经验，将事实重新组织一番，世上并不一定有这回事，但细微处都是人生经历。

不过表现的要比普通深入，感动能力也特别大。

创造最[4]重要是自信心，我要创造，我就有权力创造任何人或事，不要模仿旁人，因此就愈是自己清楚的就愈先写，有些人以为写东西，自己非有见解不可。

其实不然，合古今中外能有多少见解？所以见解倒不怕是别人的，表现的方法则要是自己的。

试分文为文艺与文学两方面，前者是具体的表现，指创造部门；后者是叙述记载方面，指研究部门的。

前者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后者如文学史声韵学等，懂得文学的，不见得能创作，声韵文学史之类，只可帮助创造，用为文学中创造的工具。

所以创造的人，固然要研究学问，但不要被学海所淹没，被学问关住了不敢动手，要知道有此[5]研究更要紧的，这就是生活，创造的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将学问渗透到生活里面去。

“渗透”两个字是个人甘苦中得来。

文人都欢喜说公道话，在战前很多文人专做同情下层阶级的文章，但对洋车夫却又拳打脚踢，这种人是不能将正义感渗透到生活里面来。

这种创造是虚伪的。

所以大学同学除上课上图书馆外，应该有些文艺活动，如组织剧团之类，光背莎士比亚，只是“字”；自己无生活经验写出来的东西，也只是“字”。

所以我们光坐图书馆是不行的，因为只客观的看旁人创造，总难望深刻。

抗战以来，文坛非常空虚，只是坐在后方梦想战场上，有炮响了，轰轰轰……。

机关枪，咯咯咯……！满纸轰轰咯咯，实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倒是真正在前线奔走的几个文人，写出的东西，比较充实。

故对于“生活”“文学”及其他各种学问都应吸收容纳，可以参加任何社团活动，
多一种活动，就多一种生活经验，要注意的
是在任何场合下不要利令智昏，不要忘了“诗
人”的立场，此处“诗人”指一般的文艺创
造家，即不忘文艺的观察和判断。

观察的东
西，或不免平凡，但不要怕平凡，自古至今
留传的作品，都是平凡的。

红楼梦上并没有
说林黛玉打死了老虎，大观园也并没有出妖
精，文艺家的责任，就是给每个平凡的东西，一个最妥善的解释。

更要注意的，每一个地
方都要充实。

虽是极细小节目，也要注意不
要只树立几根柱子，注意中间彼此如何接头，如何连络，这是记“事”的方面，“人”的
描写自然也重要。

不要把“人”看得太简单，弄得“黑白分明”，每个“人”都是负有一
部历史的，即如一字不识的农人，何以能慷
慨赴义，即是他承继了已往[6]数千年的历史，同时也开来了数千年历史。

描写“人”要有
深度，不要写成个扁的，平的只看到单纯的
善恶。

谈到风格，只要自己凭自己体会经验
写的东西，不渗杂不模拟旁人作品，久之自
然有独特风格。

综括以上所叙要点即是：一、创造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据实际经验。

二、文艺是具
体的表现，不是客观的叙述。

三、要学问渗
透到生活。

四、在万象中冷静观察。

最后还须提到的，要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呐喊正
义，要为正义而活着，要成功一个伟大作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要准备终身做个牺牲者，四十年五十年始终如一的尽瘁于创造，为社
会为大众献身，才能成功像杜甫莎士比亚荷
马但丁那样伟大的作家。

《沙磁文化》1940年12月5日出版创刊号，刊名由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书写，系月刊，16开本，版权页上编辑者署“沙磁文化社”，社
址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内”。

该刊常设栏目有《月谈》《论著》《学术研究》《沙磁生活》《文艺》《沙磁点滴》等。

该刊虽标明是月刊，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按时出版。

第二期到五期的刊期还相对稳定，分别于1941年1月15日、2月15日、4月1日和5月15日出版。

但第六期“夏令营生活特刊”的出版时间已是半年多后的12月15日。

第二卷则不但刊期不定，还经常合刊，所见最晚的一期是第二卷第九期，1943年4月出版。

刊有老舍集外演讲记录《文艺的创造》的《沙磁文化》第二卷一、二期合刊封面手书刊名落款“光炜”，当为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胡小石先生。

此期有“诗词特辑”，刊发胡小石、汪辟疆、唐圭璋、金毓黻等先生的诗词创作，还有李长之的诗歌翻译等。

此期的《编辑余谭》署名“陈剑薪”，应该是当时的主事者之一，曾在《国力》《文史杂志》《文艺青年》以及《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等报刊发表创作及研究文字，生卒情况不详。

其“至于内容，我们是力求充实，这一期，我们不想自我介绍，让读者们阅读去，批评去”[7]的表态颇为自信。

的确，从前面的介绍已经可以窥知本期内容的确称得上“充实”。

但编者的“不想自我介绍”却带给我们很大的困扰，无法得知关于老舍此次演讲的具体时间、地点、听众、反响等更多情况。

笔者仔细翻阅前后诸期《沙磁文化》，也没有这次老舍演讲的相关介绍。

也就是说，老舍的演讲记录《文艺的创造》目前还有许多的信息空白，不仅“由本社记者笔记，有失原意处，由记者负责”的“记者”情况不明，而且时间不确、地点难定。

只能大致推断其时间应该在1941年底1942年初，在1941年12月15日《沙磁文化》第一卷第六期付印之后，1942年3月《沙磁文化》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出版之前。

其地点应该在国立中央大学或四川省立重庆大学。

从同期《沙磁文化》之编者辑《沙磁动态》披露的“中大本年度‘学术演讲’风气盛行……而沙磁区学术演讲会及中国新闻学会的学术讲演也多在中大”[8]推测，很可能就在中央大学。

前面说过，我们断定《文艺的创造》的演讲者“老舍”，就是《老舍全集》的作者“老舍”的重要原因，是演讲内容与《老舍全集》所收文字的勾连。

这种勾连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可以选择几个关键词略举数例。

1.“平凡”。

演讲指出的“观察的东西，或不免平凡，但不要怕平凡，自古至今留传的作品，都是平凡的”，在老舍留下的好些文字中都有回响。

比如其《怎样写小说》就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复杂惊奇的故事呢，还是简单平凡的呢？据我看，应当先选取简单平凡的”，“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是极平凡的，而永远是动人的”。

[9]它们在看到平凡的价值，认可平凡的力量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2.“风格”。

演讲强调的“谈到风格，只要自己凭自己体会经验写的东西，不渗杂不模拟旁人作品，久之自然有独特风格”，正是老舍独到的风格观之核心内容。

其《文学概论讲义》第七讲“文学的风格”得出的结论也是“风格是个性—包括天才与习性—的表现。

风格是不能由摹仿而致的，但是练习是应有的工夫”，[10]二者在不模拟（摹仿）、在练习中慢慢形成风格方面何其相似。

3.“表现”。

演讲所谓“文艺是具体的表现”，也是老舍反复表述过的主张。

其《人物的描写》就指出“第三，文艺是具体的表现。

真想不出怎样可以没有人物而能具体的表现出”。

[11]可见“表现说”在老舍文艺观中的地位颇为重要。

4.“批评”。

演讲中的“要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可以说是老舍一贯的观点。

其《又是一年芳草绿》就有“别人的批评呢？批评是有益处的。

我爱着批评，它多少给我点益处”[12]，从中不难看出老舍对批评的重视和对虚心接受批评的倡导。

以上抓住四个关键词粗略地梳理了《文艺的
创造》与《老舍全集》的文字勾连。

这些以似曾相识的面貌反复出现的文字勾连不仅是演讲者“老舍”就是舒舍予的有力证据，而且还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互文性”特征，传达着老舍关于文学创作问题的核心认知和基本观念。

继续发现、感知和分析它们的“互文性”，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老舍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观不无裨益。

细读老舍集外演讲记录《文艺的创造》，就会发现其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些特点。

一是幽默。

当我们读到“在战前很多文人专做同情下层阶级的文章，但对洋车夫却又拳打脚踢”，或是“红楼梦上并没有说林黛玉打死了老虎，大观园也并没有出妖精”，仍不免会心一笑。

二是针对性强。

从“所以大学同学除上课上图书馆外，应该有些文艺活动，如组织剧团之类”，以及“所以我们光坐图书馆是不行的，因为只客观的看旁人创造，总难望深刻”，我们不难感知到演讲的校园氛围与青春气息。

三是有世界眼光。

诸如“合古今中外能有多少见解”“才能成功像杜甫莎士比亚荷马但丁那样伟大的作家”等表达，都不局限于本土，而是放眼世界。

事实上，幽默、针对性与世界眼光也是老舍作为演讲家的诸多演讲的重要特征和独门绝技。

随手就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比如“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要是还存着的话，我一定把它们印出来!看谁不顺眼，或者谁看我不顺眼，就送谁一本，好把他气死”[13]，就体现了典型的老舍式幽默，本色自然，而又出人意料。

针对妇女辅导院的女性听众，就讲《妇女与文艺》，开篇就幽默地称“诸位先生：对这题目，恐怕讲不好，因为我既不是妇女，又不甚懂文艺”，谈及“写《黑奴吁天录》的那位女太太”[14]等情况。

1934年10月
3日老舍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演讲《诗与散文》更是体现老舍世界眼光的好例，起首就大段引述Arthur Symons的话，而Arthur Symons的话又有以“Coleridge 这样规定”开头；下一段又有“我
们再用Herbert Read的话看看吧”。

[15]不管是诗人及评论家西蒙斯·阿瑟、浪漫主义名家柯勒律治，还是当时更年轻一些的赫伯特·里德，都显示了老舍对英国诗人、诗论和文学的熟悉，显示了其世界眼光与开放心态。

值得指出的是，在“文艺的创造”之外，还有一些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演讲的线索。

比如徐中玉先生曾回忆1938—1939年就读中央大学期间，“‘中大文学会’曾先后四次请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到校讲演”。

[16]徐中玉是“中大文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在山东大学就曾师从老舍，在重庆也与老舍时有过从，回忆应该是可信的。

只可惜徐先生没有记下具体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信息。

再如1984年出版的《重庆大学校史》之“抗日战争时期”记载：“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师生视野，学校还邀请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先后来校讲演的有：郭沫若讲‘屈原’，老舍讲‘怎样学习文学？’……”[17]这次虽然有了演讲题目，但没有说明所本何处，演讲的具体时间和内容仍然难以考证。

希望随着老舍演讲材料的进一步发掘，包括这两次演讲在内的更多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演讲活动都能水落石出，重见天日。

二、演讲“怎样写文章”补正
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另一次演讲《怎样写文章》，虽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老舍全集》第17卷，并经张桂兴先生《〈老舍全集〉补正》（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做出14条补正，但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老舍全集》相关内容仍然存在一些失误，有必要进一步稍做补正。

（一）关于出处。

新旧版《老舍全集》及《〈老舍全集〉补正》都将《怎样写文章》的出处著录为“1945年4月20日《书报精华》第4期”。

《老舍年谱》还据此在1945年4月20日条录有谱文
“同日，讲演稿《怎样写文章》（胡塞记录）在《书报精华》第4期发表”。

[18]事实上，《书报精华》并不是最早刊发《怎样写文章》的刊物。

笔者翻阅由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亲任发行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国讯》第347期，就发现也刊有老舍的《怎样写文章》，此期《国讯》版权页标注的出版日期是1943年9月25日。

也就是说，《国讯》版《怎样写文章》比《书报精华》版足足早了一年半的时间，应当才是初刊本，而《书报精华》只是转载版。

有意思的是，学界对《国讯》这份坚持了17年的有相当品位和重要影响的民国期刊，这份贯穿八年全面抗战全程的有突出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综合性抗战期刊的梳理研究虽然还很不充分，但《老舍全集》和《〈老舍全集〉补正》的编者却并没有把它遗忘，都收录或补正了刊于《国讯》第374期（1944年8月15日出版）的《创作经验谈》。

先后载于《国讯》的两篇文章，有的被《老舍全集》编者发现，有的却失之交臂！更为遗憾的是，《书报精华》之《发刊词》明确将该刊定位为“一本杂志之综合，一本杂志的杂志”，所收《怎样写文章》虽未注明出处，但无疑是摘取自当时的书报，相关的编辑者完全有必要追溯其原始出处，或者做出相应的注释说明。

（二）关于记录者。

对于演讲记录稿来说，记录者可以说是仅次于演讲者的重要人物。

记录者的水平、学识、身份等都会对演讲记录稿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的不少演讲记录者都随着其记录稿名垂青史，为后世学人关注和研究。

这篇老舍演讲《怎样写文章》的记录者胡塞何许人也？其基本情况如何？《老舍全集》缺乏必要的注释，《〈老舍全集〉补正》也没有相应的按语，所见老舍研究资料也付诸阙如。

笔者也曾为之困惑许久。

直至翻阅《当代上海社会科学学者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查到“胡塞”条，才豁然开朗。

先将条文移录如下：
胡塞（1924.1l—1995.7） 湖北鄂城人。

1944年毕业于重庆民治新闻学校。

1988年获
新闻系列高级编辑职称。

1943年任重庆《新
闻周报》记者，1946年任上海《联合晚报》
驻南京特派记者，1947年任南京《中国时报》
采访部主任，1949年任上海《解放日报》记者、编辑，1958年任《青海日报》编辑，1980年
任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

曾任上
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媒体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的新闻报纸工作。

主编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导
报创刊五周年刊）。

1986年获上海市人民政
府颁发的记大功奖励证书。

[19]
由此可知胡塞的生卒年、籍贯、学历、职称、履历等基本信息。

但何以证明此“胡塞”就是记录老舍演讲《怎样写文章》的胡塞呢？一是民国时期以“胡塞”名行世的人物并不多见。

二是此条文里的“1944年毕业于重庆民治新闻学校”可以和刊发《怎样写文章》的《国讯》形成密切关联。

因为诸多资料显示，尚丁先生（本名孙锡纲）1944年前后已经是《国讯》的编辑，而尚丁也是毕业于重庆民治新闻学校，和胡塞有同学之谊。

民治新闻学校的创办者顾执中记得：“1943年4月至7月的这一学期，我们一共有学生59人，其中有新生胡星原、萧志廉、王成锋、张毅平、蔡皓、严默因、何健民、尚丁、於孝达、赵维新等50人，胡塞、李谟等则于先一期入学。

”[20]也就是说，重庆民治新闻学校毕业的胡塞有条件在同学尚丁编辑的《国讯》上刊发自己记录的老舍演讲。

三是重庆民治新闻学校和老舍也有过直接的联系。

同样在顾执中的回忆录中，还有“民治新专于1943年春在重庆正式复校，我原是校长……舒舍予亦有几次来上课，教新闻写作”[21]的记载。

既然老舍在民治新闻学校上过课，胡塞作为民治新闻学校的学生，就有机会聆听老舍演讲，并做
好记录，交给同学尚丁，由尚丁在自己编辑的《国讯》上刊出。

这样，演讲者、记录者、编辑者之间形成清晰合理的逻辑链条，应当可以证明记录者“胡塞”与“辞典”收录的“胡塞”系同一人，也就厘清了记录者“胡塞”的基本情况。

至于“辞典”介绍的胡塞曾供职的《新闻周报》有没有此次演讲相关信息，还有待查证。

同时，学界对老舍此次演讲的时间地点等重要信息也似乎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

根据前面的材料，我们有理由大胆推测《怎样写文章》很可能就是老舍在民治新闻学校的讲课记录；至于演讲时间，就应该在1943年，在记录稿刊发日期9月25日之前，在1943年4月复校上课之后。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仍需进一步的材料发掘和论证。

（三）关于段落与文字标点差异。

在《怎样写文章》的段落、文字与标点等细节上，2013年新版《老舍全集》能和《书报精华》版基本保持一致，校正了旧版全集一些疏误之处，是难能可贵的。

对其相异之处，参以《国讯》初刊版文字进行校勘，有助于提高全集文字的准确度，优化相关研究的基本文献支持。

先谈段落的不同。

新旧版《老舍全集》的《怎样写文章》正文都是20段，但《书报精华》转载版和《国讯》初刊版均有22段。

全集版第六段末句在《国讯》初刊版与《书报精华》转载版均是另起一段，全集本合并段落可能缺乏依据。

全集本第十一段前三句在《国讯》初刊版与《书报精华》转载版均是独立成段，而全集本将它们和后段连在一起，也不知何故。

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也应该恢复22段的原貌。

次论文字的差别。

《〈老舍全集〉补正》所列14条补正意见中有12条被新版《老舍全集》采纳，进行了修正，极大地提高了文字的准确性。

但第1条和第11条似乎被忽略了，前者是“越”“愈”之别，完全可以保留原刊的“愈”。

因为“愈多”不仅在民国文献中经常出现，在21世纪仍不乏使用者，而且在《老舍全集》中，也并没有都统一成“越多”。

后者的“最”之有无，在表达程度上却有重要差别。

只有“最恰当”才能和前文的西洋“一字”说、“得尽力找出最恰当的字”与“再想想有没有第二个字比这个字更好”等形成呼应。

此处新版《老舍全集》明显脱字，当依据原刊与《〈老舍全集〉补正》意见进行修正。

此外，新版《老舍全集》第452页正13行“皇帝出场差不多老是唱慢板”之“皇帝”在《书报精华》转载版和《国讯》初刊版均作“黄帝”。

三说标点的出入。

也许是由于体例原因，《〈老舍全集〉补正》没有论及标点问题。

但是从理想的全集整理角度看，标点也不可轻易更改。

特别是有的更改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可能滋生新的问题，更要慎重。

标点出入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无问题，即是否断句，是否加标点；二是优劣问题，即加什么标点更准确，更妥帖。

有无问题如新版《老舍全集》第450页正4行“全想过了再写”与正6行“这样当然写不好文章”虽和《书报精华》转载版一致，但《国讯》初刊版在“想过了”与“这样”后均有逗号。

优劣问题如第452页正5—6行“我们要如何写？文字就得写成如何，必得使文字受我的支配”，《书报精华》转载版“如何写”后面也是问号，而《国讯》初刊版此处是逗号，显然这里其实并没有疑问的语气，不必用问号。

类似的标点差异还有多处，限于篇幅，就不再列举。

从更谨严的角度看，此则老舍演讲记录稿的个别内容表达也有必要略做辨析。

比如新版《老舍全集》第451页末行的“写人类是写事”，虽然在《国讯》初刊版和《书报精华》转载版都是相同文字，但明显是不通顺的。

这里的“类”疑有误，从文意看，或当为“还”。

若校勘为“写人还是写事”，就既可以连贯之前的“所以先得想过，然后决定从什么地方写，怎么样写的经济，漂亮”，也能够衔接之后的“使人笑，还是要使人哭，
总之，你必得用你的思想来支配文字”，使句子通顺、畅达。

三、演讲“创作经验谈”指瑕
《怎样写文章》之外，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的另一次演讲之记录稿《创作经验谈》虽已收入修订版《老舍全集》第17卷，但也有一些瑕疵。

《创作经验谈》初刊《国讯》第374期，1944年8月15日出版。

对读初刊版、《老舍全集》版、《〈老舍全集〉补正》及《老舍全集》修订版相关文字，发现修订版《老舍全集》一方面吸收了《〈老舍全集〉补正》的意见，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对《〈老舍全集〉补正》进行了必要的补正。

比如《〈老舍全集〉补正》第7条录原刊文字“切不要急急的将自己的作品在未成熟前即就发表”之“即”在原刊中实为“而”，且“成熟”后脱一“之”字，这在修订版《老舍全集》中已经得到了纠正。

第427页正3行“短篇小说是西洋的写得好”也校正了旧版全集有而《〈老舍全集〉补正》忽略的“短篇小说”后衍一“就”字的错误。

但有的瑕疵却延续了下来，比如第426页倒6行“这也就是说”原刊作“这也就在说”。

这本是《〈老舍全集〉补正》关于此篇的14条意见中的第13条，却没有被《老舍全集》修订版吸收，这应当是修订者认为“是”比“在”更通顺，坚持做了修正所致。

就如同第424页正11行“于是我尝试去写第二部小说《赵子曰》”，《〈老舍全集〉补正》指出“我尝试去写”原刊作“我的嗜好写”的第
6条意见没有被采纳一样。

但在我们看来，有理由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固然可贵，但不加注释的处理容易让人误以为原刊就是如此，还是加注为宜。

同时，如果说“就是说”与“就在说”的一字之差是因为手民之误，还可以理解，但是“尝试去”与“的嗜好”的三个字的差异恐怕就难以用手民“误植”来解释了。

“我的嗜好写第二部小说《赵子曰》”固然有欠通顺，但把“的嗜好”三个字都进行修改可能还是过了一点，手民一般是不会犯这样连续三字的错误的，何况前后几期《国讯》的“误植”并不多，可见《国讯》之“手民”水准尚佳。

所以，很可能“嗜好”并没有错，表示“爱好”“喜欢”，强调写作《赵子曰》的积极性很高。

只需把“的”改为“就”，似乎也通顺了。

再如第424页正7行“慢慢的利用我在教育界作事之中的经验”原刊作“慢慢地利用我在教育界作事之中的经验”。

这其实是《〈老舍全集〉补正》指出过的问题，关于此篇的第4条意见包含了《老舍全集》的两处文本瑕疵，一是“的”原刊作“地”，二是“教书”原刊为“作事”，只是后者加了下划线以示区别，而前者没有加。

这就导致《老舍全集》修订版在吸纳《〈老舍全集〉补正》意见时，只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

既然原刊是“地”，处理为“的”有什么必要呢？同样在《老舍全集》修订版中，甚至就是在第17卷中，就既有不少“慢慢的”，也有很多“慢慢地”。

严格说来，“地”也更为准确，毕竟“利用”是动词。

当然，还有的瑕疵是《〈老舍全集〉补正》也忽略了的。

比如：①第425页正7行“所以在《赵子曰》里面风凉话非常多”之“里面”后原刊有一“的”字，②第425页正11行“关在房里仅仅靠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之“仅仅”原刊为“仅”，③第426页正7行“去发掘人们的真理”原刊作“去掘发人们的真理”，④第426页正10行“或者‘天气很好’之类的言语”的“或者”原刊作“或是”，⑤第426页倒9行“过五年十年”原刊作“过了五年十年”，⑥第427页正10行与11行两个“谦卑”原刊均为“歉卑”等。

其中③⑥的“掘发”与“歉卑”虽然没有“发掘”与“谦卑”的使用频率高，但在当年的作家如巴金、萧军、芦焚等的笔下时有出现，在如今的出版物和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为尊重原始刊物计，是可以保留的。

至于第①②④⑤的脱字、衍文或误植，更是应该按照原刊予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