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社会文化传承中的教育学探讨

苗族社会文化传承中的教育学探讨
作者：杨珂吴小花
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20年第04期
摘要：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文化传承与教育学所探讨的实为同一话题。

以往对苗族社会中传承问题的研究大多注重其表面特征，而对这种特征的形成过程缺少追索。

本文以盖赖苗寨的传承现状和当下的传承特点及传承人的亲身体验为案例，追问这种特点的形成根源。

在探究中发现，苗族传承机制是苗族社会各要素的有机联接，且在联接中呈现出传承智慧，对当下的学校教育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文化传承;教育人类学;盖赖苗族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4-0039-06
DOI：10.15958/ki.jywhlt.2020.04.006
Abstract：I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edagogy are actually the same topic. In the past， most research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Miao society focused on its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lacking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ses of current status of inheritance of Gailai Miao Village as well as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heritors，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Miao inheritance mechanism is an organic conne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Miao society， and the inheritance wisdom is presented in the connec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the current 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cultural inheritanc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Miao ethnic groups in Gailai
功能学派认为，无文字社会是通过口头传承来教育民众[1]，这就说明无文字社会中的口头传承与当下教育所实现的功能是相同的，两者所探讨的就是同一话题。

有学者将苗族的古歌传承方式划分为家族传承、拜师传承、社会传承三种方式[2]。

但这种划分方式无法道尽苗族社会中古歌传承的复杂形态，例如家族传承与拜师传承两类之间可能有所交叉。

就盖赖的经验来说，可能是家族血缘促成了师徒关系的结成，师徒传承就是建立在家族的血统机缘上。

而社会传承也与家族紧密相关。

苗族人的集会大多以家族为单位，能够在公众场合中接受传承的也多为家族中人，他们比血缘之外的人获得了更多的传承机会。

此种分类能够概括苗族社会的传承外在形态，但却无法从中获得更多教育学上的启示。

要想从教育学上来探讨，就需要在外在传承特征上更加精细深入地考察。

一、文化传承中的教育视角探讨
谈及教育，我们不得不从其最根本的定義开始探讨，而这定义的内涵可表述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传承[3]。

不可否认，在当下的话语系统中，人类社会的教育定义是处在不断狭隘化的历程中，教育从文化传袭这个本质中不断缩小，在其广泛的定义上附加上了很多要素，故此教育定义便具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教育指为教育的专业化提供手段。

要探讨传承中的教育问题，就必须先从定义上来切入。

人们对教育的定义已经包含了关于教育内容及任务的最核心洞见。

如此，便有必要从广义的教育定义开始。

“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

”[4]可见，从群体视角来看，教育所传授的内容包括两点，就是增进外在的生存技能及影响内在的精神世界;而从学习者个人来说，教育就是个人获得知识和见解的过程，个人的观点或技艺由此得到提高。

因此，广义的教育定义则可以在更广泛的范畴内来探讨教育，让不同群体的教育智慧能进入教育领域的视野，从而为狭义的教育提供借鉴。

而在多元文化下探讨教育问题，且追溯教育的广义定义，恰好是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基础。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文化传承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濡化过程，也就是指一个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在其成员中的纵向交接过程。

按照人类学的多元论观点，不同群体因为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群体特征而具有不同的纵向交接方式。

因此，深入不同的群体中获得其文化的传承特点是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目标之一。

而教育人类学的这种任务预设，就来自文化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这个前提。

文化的延续和存在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如果没有每一个文化群体长期累积而成的教育机制，该群体的文化很难展示它的活力和历史长度。

如此说来，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

文化是通过一个群体所形成的特定教育方式传达给下一代，而下一代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对文化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创造新的文化，这便是某个群体的教育实质。

从教育人类学的这个预设引申开去，对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言，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是文化创新的首要基础[5]。

人们只有以本群体中固定的教育方式来进行族内的文化续接，才能在续接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从而不会被不断发生变迁的社会价值所抛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传承和广义上的教育就是同义的，两者无论是从目的还是手段上几乎就是一致的。

基于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期被教育研究界忽视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他们各自的态度、情感和生活体验及其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影响”[6]，本文旨在人类学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作为教育者的传授者和作为被教育者的传承者的情感与体验，从中获得当地人在文化传承中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特点，继而深入探究这种特点的形成原因。

二、盖赖村及其文化传承现状
在探讨一个群体文化传承中的教育问题之时，必須将这一问题置于其社会文化背景中才得以阐释[7]，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本文的探讨区域——盖赖村的当下状况进行介绍。

盖赖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东南部，是该县久负盛名的苗族村寨。

盖赖村离县城17公里，从县城到达村里，必须沿着都柳江沿岸的蜿蜒公路前往。

可以说，地理位置的僻静，使得盖赖人的交际圈子局限于周围的苗族村寨、水族村寨中，有限的交际圈让盖赖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并使得外界的其他价值观难以进入村内，传统文化传承得以很好保存。

盖赖村苗语称为“Khat hlas”，也就是富裕的客人之意，盖赖就是苗语发音的音译。

可见，盖赖人天生就热爱自己的家乡，这种热爱对文化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

盖赖村下辖五个自然寨，分别是党柳、杨家中寨、杨家下寨、李家寨和地翁。

这五个自然寨为血亲家族聚居而成，其中杨家中寨和下寨是杨家聚居地，而李家寨则是李家人的居住区域，地翁为刘家人所居。

五寨不同姓氏之间可以互相结亲，村内的通婚率颇高。

由此，五寨之间既有寻求生存时的团结凝聚需求，也在家族间产生文化上的竞争。

由此而来的，就是五寨之间在生计生产上互相协助，亦有文化的禁忌，从而出现自然寨内或家族为传承边界的重要特征。

但五寨之间又长期毗邻而居，加上姻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出现了突破家族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同辈朋友”关系。

“同辈朋友”是指年龄相仿的、按照当地的分类大致为平辈的朋友关系。

这些同辈人的交往不局限于家族内，只要是谈得来的同龄人之间都可结成这种关系。

同辈朋友可以结成跨越家族的文化传承团体，是家族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盖赖村之所以成为三都县名声颇显的村寨，在于寨子内保存良好的苗族传统文化体系。

其中，吊脚楼工艺、蜡染技艺、芦笙文化体系、古歌等口头知识体系均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保存。

如果以单项的技艺来看，盖赖也许并不是那一带苗族寨子中最为突出的，但如此多的传统文化事项在盖赖这个特定的空间中都得以保存，其完整的资源优势便体现出来了。

按照教育的定义，本文也将盖赖的文化传承划分为技艺传承和影响其精神、品德的口头古歌类传承。

盖赖村当下传承最为完好的要数吊脚楼技艺。

吊脚楼是盖赖人的传统建筑形式，苗语称为“zaid leb”，也就是楼宅的意思。

鉴于盖赖山高坡陡的地理环境，盖赖村内的宅基都是在陡峭的山体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面积狭小且外临陡坡。

这种宅基决定了盖赖人想要修建房子只能采取吊脚方式，吊脚方式是能在有限的宅基上建筑出宽阔木楼的唯一选择，吊脚技艺也成为盖赖木匠必须掌握的本领。

地势决定了吊脚楼成为不可遗失的技艺，因此，这是盖赖目前传承状态最好的传统技艺。

根据寨子年长的木匠统计，寨内能独立主持吊脚楼修建的木匠至少有50人，这个传承人数与其他项目比较起来算是颇为庞大了。

如果说吊脚楼技艺是男性专司，那么蜡染技艺就是依靠女性来传承的。

在盖赖“白领苗”支系中，蜡染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女性的盛装，主要是盛装中的上衣的肩领及衣袖部分和整条下裙;二是作为家居装饰用，诸如女性常用的布包，家里常用的布帕;三是作为仪式场合用品，盖赖老人去世之时需要一张绘有特定符号的床单，作为老人的陪葬之物，据说这是逝者获得祖
先认可的凭证。

这些实际的功用，使得盖赖的蜡染技艺得以继承延续，而这项技艺的实施者大多都是家中的女性。

除了技艺之外，盖赖村的口头知识体系承担着盖赖人日常知识储备、交际礼仪、道德修养、行为约束等诸多方面的教育。

即便是生活技艺的传承，也是在口头传承体系中才能找到其来源。

可以说，口头知识体系承载了盖赖苗族人世代生活的经验智慧，它以神话、神辞、传说、古歌等名义进行传承，是他们关乎宇宙来源、祖先根源、生产技巧等知识的传递。

其中，古歌这种口头传承方式最为常用，占据了口头知识体系的绝对比例。

古歌下又有多种歌类分类，是一个适合于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传唱的庞大体系。

三、盖赖文化的传承特点
从上文对盖赖村的介绍可知，盖赖村目前的传承项目主要是技艺的传承和口头歌类传承，这两种传承具有浓郁的当地特点。

1.以血缘的远近为主要传承依据，并以此为纽带衍生到姻亲之间的传承
在这个传承方式下，盖赖村形成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亲缘相交叠的传承样态。

盖赖作为一个自然行政村，下辖五个自然寨，这五个自然寨就是不同姓氏的家族聚居形成的。

正是因为当地人的传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因此，每个自然寨皆有自己更擅长的技艺。

盖赖村杨家上寨和杨家中寨为杨氏一族聚居之地，寨内最为擅长的便是吊脚楼手艺，这门手艺在盖赖主要由杨姓家族的男人们来传承。

现在杨家尚能用木工工具做木工的年长木匠是76岁的杨公，他的手艺自其父亲那里传承而来，到他的孙子已经传了四代。

作为杨家木工行当的领衔者，他亲自传授的徒弟为他的两个儿子、他的亲侄子、一个女婿、两个孙子。

从杨公的传授情况来看，传授者和传承者之间主要为直系血亲关系和由直系血亲衍生的姻亲关系。

当然，杨家寨内的其他木匠也有一些人偶尔上门求教，这些人是距离较远的血亲。

从杨公的传承关系可以看出，盖赖苗族的传承是以血缘为基本准则，血缘关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教授内容的广度。

苗族人是以父系血缘为聚居条件的，在条件许可下，血缘的远近决定了地理位置的远近，而这两个距离决定了师徒之间的交往密度，密切的交往当然为传承创造了条件。

同样是吊脚楼工艺的教授与传承，直系亲属间的传递内容明显更为宽广更成体系，所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而关系较远的旁系亲属只能在师傅闲暇之时进行零星技巧的传授。

基于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期被教育研究界忽视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他们各自的态度、情感和生活体验及其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影响”[6]，本文旨在人类学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作为教育者的传授者和作为被教育者的传承者的情感与体验，从中获得当地人在文化传承中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特点，继而深入探究这种特点的形成原因。

二、盖赖村及其文化传承现状
在探讨一个群体文化传承中的教育问题之时，必须将这一问题置于其社会文化背景中才得以阐释[7]，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本文的探讨区域——盖赖村的当下状况进行介绍。

盖赖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东南部，是该县久负盛名的苗族村寨。

盖赖村离县城17公里，从县城到达村里，必须沿着都柳江沿岸的蜿蜒公路前往。

可以说，地理位置的僻静，使得盖赖人的交际圈子局限于周围的苗族村寨、水族村寨中，有限的交际圈让盖赖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并使得外界的其他价值观难以进入村内，传统文化传承得以很好保存。

盖赖村苗语称为“Khat hlas”，也就是富裕的客人之意，盖赖就是苗语发音的音译。

可见，盖赖人天生就热爱自己的家乡，这种热爱对文化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

盖赖村下辖五个自然寨，分别是党柳、杨家中寨、杨家下寨、李家寨和地翁。

这五个自然寨为血亲家族聚居而成，其中杨家中寨和下寨是杨家聚居地，而李家寨则是李家人的居住区域，地翁为刘家人所居。

五寨不同姓氏之间可以互相结亲，村内的通婚率颇高。

由此，五寨之间既有寻求生存时的团结凝聚需求，也在家族间产生文化上的竞争。

由此而来的，就是五寨之间在生计生产上互相协助，亦有文化的禁忌，从而出现自然寨内或家族为传承边界的重要特征。

但五寨之间又长期毗邻而居，加上姻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出现了突破家族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同辈朋友”关系。

“同辈朋友”是指年龄相仿的、按照当地的分类大致为平辈的朋友关系。

这些同辈人的交往不局限于家族内，只要是谈得来的同龄人之间都可结成这种关系。

同辈朋友可以结成跨越家族的文化传承团体，是家族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盖赖村之所以成为三都县名声颇显的村寨，在于寨子内保存良好的苗族传统文化体系。

其中，吊脚楼工艺、蜡染技艺、芦笙文化体系、古歌等口头知识体系均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保存。

如果以单项的技艺来看，盖赖也许并不是那一带苗族寨子中最为突出的，但如此多的传统文化事项在盖赖这个特定的空间中都得以保存，其完整的资源优势便体现出来了。

按照教育的定义，本文也将盖赖的文化传承划分为技艺传承和影响其精神、品德的口头古歌类传承。

盖赖村当下传承最为完好的要数吊脚楼技艺。

吊脚楼是盖赖人的传统建筑形式，苗语称为“zaid leb”，也就是楼宅的意思。

鉴于盖赖山高坡陡的地理环境，盖赖村内的宅基都是在陡峭的山体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面积狭小且外临陡坡。

这种宅基决定了盖赖人想要修建房子只能采取吊脚方式，吊脚方式是能在有限的宅基上建筑出宽阔木楼的唯一选择，吊脚技艺也成为盖赖木匠必须掌握的本领。

地势决定了吊脚楼成为不可遗失的技艺，因此，这是盖赖目前传承状态最好的传统技艺。

根据寨子年长的木匠统计，寨内能独立主持吊脚楼修建的木匠至少有50人，这个传承人数与其他项目比较起来算是颇为庞大了。

如果说吊脚楼技艺是男性专司，那么蜡染技艺就是依靠女性来传承的。

在盖赖“白领苗”支系中，蜡染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女性的盛装，主要是盛装中的上衣的肩领及衣袖部分和整条下裙;二是作为家居装饰用，诸如女性常用的布包，家里常用的布帕;三是作为仪式场合用品，
盖赖老人去世之时需要一张绘有特定符号的床单，作为老人的陪葬之物，据说这是逝者获得祖先认可的凭证。

这些实际的功用，使得盖赖的蜡染技艺得以继承延续，而这项技艺的实施者大多都是家中的女性。

除了技艺之外，盖赖村的口头知识体系承担着盖赖人日常知识储备、交际礼仪、道德修养、行为约束等诸多方面的教育。

即便是生活技艺的传承，也是在口头传承体系中才能找到其来源。

可以说，口头知识體系承载了盖赖苗族人世代生活的经验智慧，它以神话、神辞、传说、古歌等名义进行传承，是他们关乎宇宙来源、祖先根源、生产技巧等知识的传递。

其中，古歌这种口头传承方式最为常用，占据了口头知识体系的绝对比例。

古歌下又有多种歌类分类，是一个适合于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传唱的庞大体系。

三、盖赖文化的传承特点
从上文对盖赖村的介绍可知，盖赖村目前的传承项目主要是技艺的传承和口头歌类传承，这两种传承具有浓郁的当地特点。

1.以血缘的远近为主要传承依据，并以此为纽带衍生到姻亲之间的传承
在这个传承方式下，盖赖村形成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亲缘相交叠的传承样态。

盖赖作为一个自然行政村，下辖五个自然寨，这五个自然寨就是不同姓氏的家族聚居形成的。

正是因为当地人的传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因此，每个自然寨皆有自己更擅长的技艺。

盖赖村杨家上寨和杨家中寨为杨氏一族聚居之地，寨内最为擅长的便是吊脚楼手艺，这门手艺在盖赖主要由杨姓家族的男人们来传承。

现在杨家尚能用木工工具做木工的年长木匠是76岁的杨公，他的手艺自其父亲那里传承而来，到他的孙子已经传了四代。

作为杨家木工行当的领衔者，他亲自传授的徒弟为他的两个儿子、他的亲侄子、一个女婿、两个孙子。

从杨公的传授情况来看，传授者和传承者之间主要为直系血亲关系和由直系血亲衍生的姻亲关系。

当然，杨家寨内的其他木匠也有一些人偶尔上门求教，这些人是距离较远的血亲。

从杨公的传承关系可以看出，盖赖苗族的传承是以血缘为基本准则，血缘关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教授内容的广度。

苗族人是以父系血缘为聚居条件的，在条件许可下，血缘的远近决定了地理位置的远近，而这两个距离决定了师徒之间的交往密度，密切的交往当然为传承创造了条件。

同样是吊脚楼工艺的教授与传承，直系亲属间的传递内容明显更为宽广更成体系，所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而关系较远的旁系亲属只能在师傅闲暇之时进行零星技巧的传授。

基于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期被教育研究界忽视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他们各自的态度、情感和生活体验及其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影响”[6]，本文旨在人类学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作为教育者的传授者和作为被教育者的传承者的情感与体验，从中获得当地人在文化传承中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特点，继而深入探究这种特点的形成原因。

二、盖赖村及其文化传承现状
在探讨一个群体文化传承中的教育问题之时，必须将这一问题置于其社会文化背景中才得以阐释[7]，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本文的探讨区域——盖赖村的当下状况进行介绍。

盖赖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东南部，是该县久负盛名的苗族村寨。

盖赖村离县城17公里，从县城到达村里，必须沿着都柳江沿岸的蜿蜒公路前往。

可以说，地理位置的僻静，使得盖赖人的交际圈子局限于周围的苗族村寨、水族村寨中，有限的交际圈让盖赖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并使得外界的其他价值观难以进入村内，传统文化传承得以很好保存。

盖赖村苗语称为“Khat hlas”，也就是富裕的客人之意，盖赖就是苗语发音的音译。

可见，盖赖人天生就热爱自己的家乡，这种热爱对文化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

盖赖村下辖五个自然寨，分别是党柳、杨家中寨、杨家下寨、李家寨和地翁。

这五个自然寨为血亲家族聚居而成，其中杨家中寨和下寨是杨家聚居地，而李家寨则是李家人的居住区域，地翁为刘家人所居。

五寨不同姓氏之间可以互相结亲，村内的通婚率颇高。

由此，五寨之间既有寻求生存时的团结凝聚需求，也在家族间产生文化上的竞争。

由此而来的，就是五寨之间在生计生产上互相协助，亦有文化的禁忌，从而出现自然寨内或家族为传承边界的重要特征。

但五寨之间又长期毗邻而居，加上姻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出现了突破家族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同辈朋友”关系。

“同辈朋友”是指年龄相仿的、按照当地的分类大致为平辈的朋友关系。

这些同辈人的交往不局限于家族内，只要是谈得来的同龄人之间都可结成这种关系。

同辈朋友可以结成跨越家族的文化传承团体，是家族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盖赖村之所以成为三都县名声颇显的村寨，在于寨子内保存良好的苗族传统文化体系。

其中，吊脚楼工艺、蜡染技艺、芦笙文化体系、古歌等口头知识体系均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保存。

如果以单项的技艺来看，盖赖也许并不是那一带苗族寨子中最为突出的，但如此多的传统文化事项在盖赖这个特定的空间中都得以保存，其完整的资源优势便体现出来了。

按照教育的定义，本文也將盖赖的文化传承划分为技艺传承和影响其精神、品德的口头古歌类传承。

盖赖村当下传承最为完好的要数吊脚楼技艺。

吊脚楼是盖赖人的传统建筑形式，苗语称为“zaid leb”，也就是楼宅的意思。

鉴于盖赖山高坡陡的地理环境，盖赖村内的宅基都是在陡峭的山体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面积狭小且外临陡坡。

这种宅基决定了盖赖人想要修建房子只能采取吊脚方式，吊脚方式是能在有限的宅基上建筑出宽阔木楼的唯一选择，吊脚技艺也成为盖赖木匠必须掌握的本领。

地势决定了吊脚楼成为不可遗失的技艺，因此，这是盖赖目前传承状态最好的传统技艺。

根据寨子年长的木匠统计，寨内能独立主持吊脚楼修建的木匠至少有50人，这个传承人数与其他项目比较起来算是颇为庞大了。

如果说吊脚楼技艺是男性专司，那么蜡染技艺就是依靠女性来传承的。

在盖赖“白领苗”支系中，蜡染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女性的盛装，主要是盛装中的上衣的肩领及衣袖部分和整条下裙;二是作为家居装饰用，诸如女性常用的布包，家里常用的布帕;三是作为仪式场合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