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放歌舞台检阅

时代放歌舞台检阅
——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之启示
上海音乐出版社/李煞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丁晨
摘要：1949年后，中国文艺事业迎来了新的契机，文艺创作进入十分活跃的态势。

在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下，群众文艺、社会文化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各文艺会演也在此阶段开展。

1956年以检阅音乐创作、调研推广民族音乐为目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适时举办。

本文以“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时代背景，通过对已有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对“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影响进行总结与客观评价，从而引发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点滴思考。

关键词：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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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活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机构积极组织与筹备各项文艺活动，文艺会演如雨后春笋般积极涌现。

20世纪50年代初期，音乐建设事业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着。

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号召下，由上至下纷纷响应，积极举办音乐、戏曲等会演，那一时期，会演为国家选拔音乐人才、挖掘优秀作品提供了平台。

同时，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可行的参考方案。

1956年集全国之力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文艺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是一次成功的亮相与展示。

为期24天的“音乐周”。

24个日夜，展现了祖国大江南北丰富的音乐文化，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单位、不同团体联袂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音乐盛宴。

此次会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专业音乐成果的一次集中大检阅。

一、首届“音乐周”的历史背景
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举办，以会演的形式汇集全国优秀音乐作品进行展演，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音乐发展的面貌，从侧面反映这一时期音乐家的精神风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艺术成就通过舞台表演形式展示给大众。

1.社会背景
从1953年起到1956年，国家基本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变革。

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转好，全国人民一心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华夏大地百废待兴，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也是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重新起步，1950年后，文艺事业逐渐得到发展，民间音乐艺人、专业音乐工作者也得到社会的尊重。

大量优秀音乐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满腔热情创作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但终因种种原因使音乐无法传播，音乐创作也因此受到一定限制。

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及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
音乐创作以适应时代变化，使音乐艺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开始思考的问题。

2.文化背景
1949年以后，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及民主的政治环境为中国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音乐创作继续传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针。

一方面优先创作与人民群众相关、歌颂新中国崭新面貌及新音乐体裁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应时代变化要求，在指导思想和音乐创作观念两方面完成从战时体制到和平体制，从农村到城市的音乐创作转变。

根据新情况作出新调整，以崭新的音乐创作面貌适应新时期的音乐创作需求，并最大程度地调动音乐创作者的积极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一时期，大量文艺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军队，写下一批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军人保家卫国的优秀作品，深受群众喜爱。

例如，从1954年至1956年，发表创作歌曲达一万余首，并经过层层筛选，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体现出国家对于音乐文化事业的重视。

此时期获奖曲目，部分入选了全国首届音乐周展演，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

1956年4月28日及5月2日，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即“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在艺术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用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功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当时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对那一时期的音乐创作、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音乐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具有深远影响。

二、首届“音乐周”会演概说
1956年，是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不寻常的一年，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满怀希望与丰收的一年。

由中央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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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级政府协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此次会演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家，大家欢聚一堂，用音乐演绎共和国的欣欣向荣。

1.准备阶段
1956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及各地音协，发出《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联合通知》和举办音乐周的计划草案。

“音乐周”的举办旨在推动繁荣音乐创作，选拔优秀作品，检阅那一时期音乐创作发展状况，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3月15日，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召集23个省市的三十余名代表，举行音乐周筹备会议，对具体事宜进行了探讨，如作品选择范围、节目选拔工作，演出时间、场数，经费预算，宣传活动等。

6月14日，“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筹委会”在京成立，以下简称“筹委会”。

主任委员刘芝明、副主任委员陈沂、吕骥、马思聪、贺绿汀、周巍峙，秘书长孟波、副秘书长王友唐，委员赵讽、丁善德、缪天瑞、查阜西、李劫夫、程云等45人。

经过层层选拔，6月20日左右确定最后参演作品和代表团人数。

2.会演概况
同年8月，文化部会同中国音乐音协于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音乐周”，此次音乐周盛况空前，时间久、跨度长，共历时24天，名义上为“音乐周”，实则早已超出周的定义。

来自全国各地30个参演单位及团体四千余人参加此次会演，其中包括数十个少数民族近百名代表。

从民族团结的角度来看，此次音乐周也是一次民族大聚会。

“音乐周”期间，共举行29台音乐会，演出场次达91场，包括歌剧、交响乐、合唱及声乐套曲等各音乐形式的作品。

可以说在音乐专业创作、表演领域盛况空前，反响巨大。

音乐周在合唱《祖国颂》中拉开序幕。

此次音乐周在音乐作品展示上可谓百花齐放。

在参演作品中，既有新创作受广大群众喜爱的音乐作品，又有流传至今，视为经典的民歌小曲；既有为音乐周精心编排的成品音乐，又有早已成型久负盛名的名曲佳作。

其中在管弦乐方面有马思聪的《山林之歌》，李焕之的《春节组曲》等；在合唱与声乐套曲方面，有刘施任的《祖国颂》，时乐濛的《长征大合唱》及郑律成《幸福的农庄》等，其中《祖国颂》还被用于音乐周开幕式音乐使用。

在民族器乐方面，有笛子曲《早晨》、古筝曲《庆丰收》等。

经典歌剧《小二黑结婚》作为歌剧代表在音乐周也进行了展演，并取得不错的反响。

音乐周期间，组委会还举办了座谈会、展览会等一系列与音乐相关展示。

使各地代表不仅能在音乐实践方面得到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在音乐文化、音乐理论方面也能得到学习，以此增进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也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

8月5日，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筹备并主办的“中国音乐史料展览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拉开帷幕，除对参演代表团展览外，还对一般民众开放。

为期24天的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在8月24日胜利闭幕，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参加“音乐周”的部分代表并举行座谈。

座谈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并作出指导，就音乐创作中的“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参与座谈的代表有吕骥、马思聪、贺绿汀等著名音乐专家、学者。

此次座谈，为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把脉问诊”，指明了方向。

三、首届“音乐周”的影响
1.对音乐创作的影响
此次音乐周展演作品多运用西方技法创作，同时在作品中兼顾对民族性的保留。

主要表现在对民族传统音乐的发扬与运用，虽使用了西方技法进行创作，但并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借鉴西方浪漫派、古典派等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对民族音乐元素进行自觉的探索与融合，讲究音乐结合的有机性，不是简单进行和声对位，而是突出歌曲旋律之美，既具有时代特色，又不失民族风格。

仔细审视音乐周所展演的各类型音乐作品，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时代风貌及音乐家独具匠心的创作理念，各音乐作品通过创作者创造性的谱写化为动听的音响，大都具有歌唱性强、朗朗上口等特色。

作品大都能反映出乐观奋进的时代情绪，洋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豪情壮志，如：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刘守义和杨继武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等。

同时，此次展演不乏少数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如罗总贤《草原之歌》、美丽其格《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对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映，作品极具流传性。

此次会演让新中国的音乐家们备受鼓舞，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使他们迸发出对民族音乐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强烈责任感。

2.对音乐学术研究的影响
“音乐周”的举办是在“双百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会演全面展示了那一时期创作的中国作品、驰名的外国作品、“五四”运动以来萧友梅、黄自等创作的音乐作品及民族民间音乐，可谓是“百花齐放使广大民众和音乐理论工作者从舞台上获得感性的体会。

音乐学者第一时间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得到第一手资料，研究分析作品，总结经验，在短短的数天里，汇聚信息在乐界传递，如民族乐队的新编制、乐器改革在表现上的演奏成效、改编民歌反映的问题等，音乐家们怀着巨大的热情，对音乐进行评论，一场关于音乐大讨论正热烈地进行展开。

会演将留存于人们头脑中的改革理念付诸实践，用动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学者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找出音乐改革中的问题所在，为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会演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作品，“当时的文艺策略是，提倡在国内打基础，从民间选拔优秀节目到中央，中央各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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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文艺团体不仅有民间节目，还有西方技法创作的节目，因地制宜，真正地做到‘百花齐放’”①。

此次会演就音乐创作的“土洋之争”“中西关系”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各专家学者就音乐作品个案及音乐理论进行了集中交流，针对音乐创作中“不土不洋”“非驴非马”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中国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有机地结合。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时代规律下音乐创作的新发展，也为今后音乐创作提供了方向。

音乐周为广大专家学者提供了一次集中讨论的平台，让大家集中起来，就创作与表演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会诊”。

会演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对音乐实践进行一次全方面指导，更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创作者不再闭门造车。

从长远的角度看，此次会演对音乐学术思想、音乐学术研究及音乐理论探索方面提供了指导方向。

四、全国首届“音乐周”给予的启示
1.积极挖掘民间艺术，培养民间艺术人才。

此次音乐周的举办，对繁荣群众文化生活、丰富音乐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音乐周”给予音乐创作者们一次展示的舞台，展现了那一时期音乐创作者的成果及其创作能力。

时至今日，如《长征大合唱》等众多在音乐周进行展演的优秀音乐作品仍是当下许多乐团的保留曲目。

无论是以创作者还是学习者的身份，各艺术家都以饱满的热情去展示及学习他人的长处，用音乐去描绘歌颂新中国的灿烂图景。

此次会演节目数量庞大、形式新颖，更有部分作品首次亮相，一经演出，便引起强烈反响，如瞿希贤《红军根据地大合唱》、时乐濛《长征大合唱》。

这些作品气势磅礴，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并结合西方作曲技法，体现出那一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新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紧抓时代脉搏，体现艺术性的同时兼顾群众性与时代性。

音乐周的积极举办，为此后全国音乐创作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不仅为专业音乐创作做了很好的示范，也为丰富群众文艺生活提供了条件。

2.大力推进民族音乐创作，传承发扬民族文化。

那一时期，全国文艺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相继举办了音乐、戏曲、舞蹈等系列会演，挖掘了大量民间音乐作品，对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会演大规模调动了全国民间音乐资源，它不仅是一次音乐会演，亦是无形中成为一次特殊的民间音乐文化展演。

如此规模的民间音乐展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上而下对于民间音乐的重视与认可。

如潮州音乐、侗族大歌，在此期间都登上了“大雅之堂”。

除地方民歌外，各剧种如粤剧、沪剧等也纷纷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展示，其间还为民间音乐开设了专场，充分体现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

音乐会上大咖云集，管平湖、李廷松等名家各自展现高超的演奏技艺。

也正是在此次会演，大众第一次知道西安
鼓乐、第一次了解四川清音、蒙古长调。

“音乐周”展演可谓声势浩大，涉及人员之多、艺术品种之繁、表演形式之丰富也是盛况空前。

“在保护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上，音乐周工作委员会将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传统作为工作的重要职责之一，更明确地指出百花齐放的目的是为着更好发展民族音乐艺术。

”②由此，本次音乐周展演作品凸显民族音乐风格，使人民群众欣赏到历史悠久、品种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同时为音乐研究者提供研究线索。

音乐周关于民族音乐保护的讨论涉及从民歌到民族器乐，范围极广。

可见，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举办，无疑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再以原生态形式展现民间音乐，强调“美化”民间艺术的趋势在此次会演中开始显现。

结语
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是集全国之力举办的一次大规模的音乐盛会，集中展示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音乐创作、表演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可以说，第一届音乐周是新中国音乐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今天，我们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顾那段激情岁月，正是那段特定时期、特定形式的会演，影响了中国音乐发展以及民族发展的进程。

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改造旧舞台的行动之中，是中国音乐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象。

当下，现代媒介渗透每个人的生活中，新型传播工具开始取代舞台，会演的弦管锣鼓开始变得沙哑，如何通过现代媒介将传统音乐文化传播下去，是每位音乐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陈乾.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调查与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
②陈乾.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调查与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
参考文献:
[1]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2]陈乾.1956年全国第一届音乐周的调查与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
[3]张振涛.民间文艺会演的历史反思——保护民间音乐的一项措施[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3).
[4]冯长春.民族音乐文化身份的塑造——新中国成立17年的音乐民族化思潮[J].交响，2016(3).
[5]陈乾.“双白方针”指引下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J].神州，2011(11).
[6]陈乾.强音: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纪事[J].中国音乐学，2020(3).
注：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从田野到舞台的历史文化叙事——1950-1980年中国文艺会演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BD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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