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董必武怎样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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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强
年董必武怎样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

本文系统回顾了青年董必武的革命初心，梳理了董必武摈弃封建科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生历程，
旨在通过董必武的个人革命经历说明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内城南街一户清贫的秀才家庭。

青少年时期董必武也曾向往科举之路，在认识到清政府的专制腐朽后，追随孙中山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从一个封建秀才转变为民主主义革命者；辛亥革命后，民主主义救国理想破灭，他又在五四运动、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认识到唤醒人民大众的力量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由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救国的道路，从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梳理董必武怎样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回顾他的革命初心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清政府专制腐朽打断了科举之路
董必武的青少年时代在封
建帝制时期度过，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封建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曾向往过参加科举考试走仕途。

1903年，17岁的董必武连续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获得了附生学员资格，考中了秀才。

董必武的青少年时代，中华民族已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境地，劳苦大众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多重欺压，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身边一件件血淋淋的真实案例让董必武对阶级剥削，对腐败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朴素的阶级仇恨。

1893年，在黄安的东邻麻
城县宋埠镇发生的“教案”给董必武留下极深印象。

宋埠镇的一名外国传教士经常为非作歹，因强奸民女激起民愤，被当地百姓击毙。

清朝地方政府不但没有为民做主，反而镇压了涉案百姓，向教堂及传教士巨款赔偿。

此案在麻城、黄安一带流传很广，年幼的董必武也“对洋人的不满”，“仇洋人”。

1898年，黄安县遇上大旱，豪绅地主哄抬粮价甚至囤粮不卖的恶行引发了饥民抢谷风潮。

这
场风潮很快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它在董必武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十年后，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授课时常以黄安抢谷风潮为例，讲授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讲授阶级对立，用以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

给董必武刺激更大，影响他一生的，是他中秀才前后的两件事。

1903年，董必武到黄州府的贡院应试秀才，一位广饶县的廪生因入考场要被搜身与门卫发
生冲突，被当场击毙，主持考试的湖北省提学使又指使他人毁尸灭迹。

清朝官员视考生如草芥的行为激起了董必武等考生的强烈不满，掀起了为涉案考生鸣冤的一场风潮。

这场风潮尽管后来被清政府很快镇压下去，但是它反映了郁积在董必武等青年学子心中对清政府腐败的长期义愤。

同年，考中秀才的董必武又去省城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

乡下青年董必武碰见有官员乘轿进入衙府，他站在衙门口向里面探头观望了一下，结果被衙役掀翻在地，一顿毒打。

这一次的毒打，打出了董必武的满腔怒火，打断了他
的科举仕途，也彻底打破了他对
清政府的最后幻想，董必武弃考
回家。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董必
武还对子女回忆说：“哎呀，那一
次打得我好狠！为什么？就为我
不该往衙门里看一眼！这一打，
倒使我看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
革命团体引导走上了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青年董必武弃考乡试后，
1905年又赴武昌考上了新式学堂
文普通学堂。

在武昌，董必武结
识了革命党人刘静庵，在刘静庵
领导的革命团体日知会，他接受
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

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向访
问他的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斯
诺，讲述了他在文普通学堂的这
样一段特别重要的经历。

他说：
“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叫日
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日知
会这个团体规模虽小，由于刘静
庵的人格，对当时的社会却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那里是领导辛亥
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

”
“日知会有一个广泛地传播知识
的阅览室”，“我的一些朋友组织
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但我不想
参加，可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
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
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
地购买的”。

刘静庵（1875—1911），湖北
潜江人，1903年赴武昌加入湖北
新军，曾在新军马队第一营管带
黎元洪属下出任书记员。

1904
年，刘静庵参加位于武昌多宝寺
街的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活
动。

被逐出军营后，刘静庵在武
昌候补街的一个美国基督教圣公
会阅报室担任“司理”，并以此为
掩护，继续宣传革命。

1906年，刘
静庵在此处阅报室创立日知会，
被推为总干事，联络军、学、绅、
商各界。

董必武1905年8月考上
文普通学堂后，在武昌等候开学
期间，借住在日知会的宿舍里，
结识了刘静庵。

他虽然没有加入
日知会这一秘密团体，但他却把
日知会作为获取新知识的第二课
堂，在文普通学堂学习期间他常
来日知会阅读进步书报，参加各
种宣传革命思想的演讲会，
经过董必武在重庆留影
多次交往，刘静庵逐渐成了董必武转变为民主主义革命者的重要启蒙者。

董必武晚年向身边人介绍自己的革命经历时，称刘静庵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董必武所说的“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指的是当时日知会宣传民族民主主义的进步刊物。

董必武回忆说：起初“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许多良好的影响”。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日本出版，内容涉及政治、时事、地理、历史、军事，大量介绍法国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对近代以来的列强入侵也做过深刻剖析，这份报纸对早期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产生了广泛影响。

1905年以后，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主办的《民报》很快取代了《新民丛报》，成为吸引国内进步青年的时代潮流。

《民报》的内容更加充满革命精神，它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与康梁思想所鼓吹的“君主立宪”截然不同。

董必武后来回忆说，他在日知会阅读了《民报》刊登的《驳康有为革命书》《请看立宪党之真相》等文章后，思想上逐渐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的说教，认为其主张“落后”，接受了孙中山、章太炎等提出的民主革命思想。

董必武所说的“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还包括通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秘密传播的进步书籍和报刊，例如陈天华所著《警示钟》《猛回头》、邹容所著《革命军》等。

这些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被日知会的革命者秘密在
湖北传播。

据《文学社武昌首义
纪实》披露：当时在湖北军、学两
界流传的不下几万册，成为学生
和士兵的热门读物。

对董必武那
一代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还有
湖北留日学生李书城于1903年在
日本东京创办的《湖北学生界》，
这份面向湖北学生的“地下刊物”
针砭时弊，宣传革命救国思想，在
武昌的中等以上学校广为流传，
“几乎人手一册”。

董必武通过日
知会接触到这些书后，经常通宵
达旦地阅读，常被这些革命家救
国图存的思想所打动。

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期
间，董必武同刘静庵等日知会的
革命党人密切交往，深受其影响，
又在日知会大量阅读了进步的革
命书刊，深为这些民主革命先驱
的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思想所感
动折服。

经过深入思考和比较，
董必武下决心抛弃旧的仕途，也
摒弃康梁君主立宪的思想，接受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思想，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从武昌文普通学堂毕业后，
董必武因家贫中断了文高等学堂
的学业，于黄冈中学执教谋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
发。

执教刚刚两周的董必武受到
革命的感召，告别父母妻子，直奔
武昌。

董必武返回武昌后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革命军成立的汉口军
分府军需部担任秘书。

因敌军进
攻汉口，董必武又受命到供应前
线士兵粮食的第一粮台执行任
务，参加了保卫三道桥的战斗，继
而又参加了汉口保卫战、汉阳保
卫战、武昌保卫战。

以此为契机，
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董
必武实现了从一个封建秀才向民
主主义革命者的彻底转变，从此
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
斗的职业革命家道路。

26年后，
他在延安向海伦·福斯特·斯诺讲
述了这段改变他下半生的经历：
“我在新职位只教了两个星期的
书，革命就于1911年10月10日在
武昌爆发了。

我尽快地赶去参加
起义，三天后我到达武昌，就打定
主意参加工作了。

从那天起，我
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
作为职志了。

”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失
败破灭了民主主义救国理想
因为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
杀，更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敢发
动工农群众，不敢掀起彻底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
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
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
并没有完成，中国仍然是封建独
裁统治。

董必武的好友，湖北革
命党人蔡济民在1912年7月以沉
重的笔调写道：“风云变幻感沧
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金钱
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在这
种严峻的革命形势下，昔日的革
命党人被反革命势力屠杀者有
之，投靠反动势力觅得高官厚禄
者有之，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者
亦有之。

面对风云变幻，董必武
的选择是追随孙中山，继续投身
革命，为在中国真正建立民主制
度继续奋斗。

1914年7月8日，董必武在日
本东京加入了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卖国称帝后，董必武等人受孙中山派遣回国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因叛徒出卖，董必武被黄安县知事两次抓捕入狱，而且要“马上解省法办”，危在旦夕。

所幸，不久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被亲友营救出狱的董必武又赴武昌继续革命。

临别时，他为家人留下一首诗，表白了他的革命志向：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

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府从形式上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了旧国会，各省也恢复了省议会。

受表面的假象迷惑，一些主张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革命党人企图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民主政治。

在董必武等人帮助下，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成功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长。

由于湖北地方军阀的阻挠，詹大悲虽然当选议长，却无法上任，致使湖北省出现第一届议会后只有议员没有议长的荒唐局面。

这件事给了董必武深刻教训：在中国搞议会政治是不能成功的。

1961年10月，他在首都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深情地说：当时“有些资产阶级活动家，看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落得这样的结果，心灰意懒下来了。

但是，也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以为革命已经胜利地结束了，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在国会里争取多数，他们以为，通过议会斗争，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他们当然没有成功。

一部民国史，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不断破产的历史……在袁世凯失
败以后，中国政权仍然掌握在一
批大小军阀的手里，资产阶级共
和国仍然只是个空洞的形式。

”之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中国又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的
一块肥肉，各个帝国主义都在中
国扶植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军阀势
力，给他们钱，给他们枪，让他
们各据一方，彼此混战，镇压中
国人民，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资产阶级
想要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美妙方案，只能是梦想”。

这
是董必武根据亲身革命经历得出
的结论。

1917年，段祺瑞、冯国璋等
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废弃了《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

为捍卫民主
革命的成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又发起了“护法运动”。

护法战
争开始后，为壮大革命党实力，
孙中山想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进
行“护法”，这就造成了护法军成
分复杂，良莠不齐。

队伍中既有
满腔热忱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的
革命党人，也有投机革命的旧军
阀。

董必武的挚友、辛亥革命首
义领导人蔡济民被孙中山任命为
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董必武也加
入靖国军成了蔡济民的主要助
手。

1919年1月28日，为谋取私
利，混入护国军的旧军阀杀害了
蔡济民。

董必武等革命党人得知
“蔡案”真相后，由湖北赶赴上
海，拜见孙中山、章太炎等同盟
会在沪主要领导人，向各方提出
申诉，要求严惩凶手。

孙中山、
章太炎等人手中并没有真正掌握
革命军队，除了在口头上表示义
愤和谴责之外，拿不出任何惩治
罪魁祸首的有力方案。

“护法军”
内部残杀屡屡发生，是辛亥革命
后“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体
现。

残酷的事实使得董必武陷入
空前的失望，辛亥革命、二次革
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屡屡失
败，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在哪里？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能不能走
得通？董必武在《忆友人詹大
悲》中回忆道：“鄂西靖国军同事
诸人推我到沪向各方申诉……各
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
要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
无结果，我那时只有在上海暂
住。

”极度失望惆怅的董必武在
上海暂住下来，却不料历史的发
展出现了新的转机。

人民史观确立标志着转
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因“蔡案”申诉无果，
滞留于上海的董必武恰逢五四运
动爆发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董必武看到了
普通民众行动起来的伟大力量，
深入学习、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
思主义更加让董必武坚定了人民
大众才是决定历史和革命成败的
决定力量。

中国革命要取得成
功，必须改弦更张，必须唤醒民
众、组织民众、依靠民众。

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
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所提出
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把战败国
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
交给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激起
了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五四运动在北京首先爆发
了。

为声援北京学生，5月7日，上海各界两万多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并示威游行，滞留上海的董必武等人以湖北善后公会的名义，作为国民会议团体之一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和游行。

为促进家乡爱国运动的发展，董必武于当日以湖北善后公会的名义，向湖北省内各民众团体发了一份通电，号召武汉各界投入这场爱国运动。

此时武汉的群众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发展起来，《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对这场爱国运动做了详尽报道。

5月10日，湖北15所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最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

苦于寻找救国之路的董必武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普通民众行动起来的伟大力量，看到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新的希望。

五四运动发生后，董必武在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政治思想最活跃的上海找到了新的信仰和新的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一关系一生转折的大事，他在1937年向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做了回忆：“五四运动发生后，我因革命工作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

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李汉俊的中国留学生刚从日本回来。

在日本，他曾经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他跟我谈了这些问题，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断定单在军队中做秘密工作是无用的，必须为人
民运动打下基础……我断定，革
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
为此想要办一张报纸或开办一
所学校。

”
董必武所说的“一个名叫李
汉俊的中国留学生”，是湖北潜江
人，曾赴日本留学，是中国早期的
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董必武滞留
上海期间的住处霞飞路渔阳里邻
近李汉俊的住处，董必武、李汉俊
等几个来自湖北的年轻同乡，时
常在一起讨论救国之道。

李汉俊
也就成为向董必武等人介绍马克
思主义的启蒙老师，李汉俊从日
本带回的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
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刊物以及
早期国内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书刊，就成了董必武等人学习了
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

由于
李汉俊的详细介绍和自己的刻苦
学习，董必武等人比较深刻认识
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马克思
主义的精髓。

经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
义，结合自己参加民主主义革命
近十年的实践，再加上对俄国十
月革命及五四运动的认识和了
解，董必武领悟到一条历史唯物
主义的原理：不是会党，也不是
旧军阀，而是人民大众，才是决
定历史和革命成败的决定力
量。

这条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人民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人民立场。

从此，董必武这位立
志革命救国的革命志士，义无反
顾地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的道路决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
指引，自觉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
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实
现了个人革命道路新的飞跃，踏
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新征
途。

1926年11月，董必武在为
纪念俄国十月革命9周年发表的
《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中，对此
做了鲜明的阐述：“中国以前从
事革命工作的人，多半偏重上层
的改造，而忽视民众的组织。

辛
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
而民众的势力太薄弱，民众的组
织太不完备，不能够拥护革命政
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
便与反革命派妥协而终于失败
了。

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被压
迫民众自由解放的先声，也是世
界民众势力表现发展的起点。

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经过了
这番的教训，才认识民众的势力
了，才晓得要得自由解放、和平
统一，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
众共同努力奋斗了。

”★
责任编辑/陈
洪
董必武和孙儿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