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亚铜鼓同源异流论

中国—东南亚铜鼓同源异流论
作者：李富强，林成
来源：《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04期
摘要：中国—东南亚铜鼓史，就是铜鼓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发源而后向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传播的同源异流发展史。

铜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一是铜鼓在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等的互动中，充分汲取中原文化，进而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过程；其二是传入东南亚的黑格尔型铜鼓不断吸纳各地、各民族文化，纹饰推陈出新并创新发展出多种“新型铜鼓”，进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遍布中国和东南亚的铜鼓是历史上中国和东盟国家人民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典范，亦是如今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和宝贵资源。

关键词：铜鼓；同源异流；中华文化；本土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4.014
［中图分类号］K86；J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4－0087-12
一部中國—东南亚铜鼓史，就是铜鼓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发源而后向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传播的同源异流发展史。

在此过程中，铜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一是铜鼓在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互动中，充分汲取中原文化，逐渐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过程；其二是黑格尔型铜鼓不断吸纳东南亚各地、各民族文化要素，纹饰推陈出新并创新发展出多种“新型铜鼓”，逐步实现东南亚本土化的过程。

一、中国—东南亚铜鼓的共同起源
在铜鼓研究的百年史中，关于铜鼓起源的问题，学界曾众说纷纭。

1896年，奥地利学者森民诺（J.De. Schmelt）依据《文献通考》中“大铜鼓……出自南蛮，天竺之国也”提出铜鼓起源于印度[1]。

1898年，德国学者迈尔（A.B.Meyer）和夫瓦（W.Foy）根据铜鼓鼓身上的孔雀与大象花纹，提出铜鼓起源于柬埔寨[2]。

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黑格尔（Franz Heger）在《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中提出铜鼓源于越南北方[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铜鼓研究中心转移到越南河内，但研究人员仍以欧洲学者为主。

1932年，远东博古学院学者戈鹭波（V.Goloubew）在第一届国际远东史前学会上发表《金属鼓之起源及其分布》，提出铜鼓起源于东京南部和越南北部[4]。

此后，研究铜鼓的西方学者大多赞同戈鹭波的观点，他们追溯铜鼓之源头，仅到“东山文化”①而止步，认为越南北部一带出土铜鼓最多，必然是铜鼓的发源地，但此论断显然有失偏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日本等国学者成为铜鼓研究的主力军，对于铜鼓起源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一步。

1950年，凌纯声在《记本校二铜鼓兼论铜鼓的起源及其分布》中提出铜鼓源于中国中部“云梦泽”[5]。

1962年，日本学者冈崎敬在《云南石寨
山遗迹与铜鼓问题》中提出铜鼓源于云南滇池地区[6]。

虽然上述多数观点难以令人折服，但体现了东西方学者们孜孜不倦的探索历程，这也为此后进一步探究铜鼓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事业迅速发展，铜鼓研究热潮逐渐形成，中国学者对于铜鼓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提出了铜鼓起源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的观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云南楚雄、祥云、昌宁、弥渡多地出土做工粗糙、形制古拙的万家坝型铜鼓，为铜鼓起源于中国云南提供了考古类型学方面的依据。

北京大学和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运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算出楚雄万家坝第23号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期，或可早到春秋早期[7]，为铜鼓起源于中国云南提供了考古年代学方面的依据。

基于此，中国学者李昆声和黄德荣运用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从形制、年代、纹饰等方面多角度论证了万家坝型铜鼓是最原始的铜鼓，提出中国—东南亚铜鼓起源于中国云南的滇中至滇西一带的观点[8]。

此外，科技考古工作者运用铅同位素法分析了越南上农鼓和楚雄M23：160以及弥渡县青石湾鼓的铅同位素比值，发现三鼓矿料均来自滇西地区，进一步得出无论是越南还是文山地区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均可能是伴随着民族迁徙从楚雄和大理等地传播过去的结论[9]，这为中国—东南亚铜鼓起源于滇中至滇西一带提供了现代科学数据支撑。

至此，中国—东南亚铜鼓起源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识。

从目前学界研究来看，我国滇中至滇西一带能够成为中国—东南亚铜鼓共同的发源地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云南地区有着丰富的铜、锡、铅等矿藏。

据《汉书》载，“俞元……怀山出铜”，“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盢町山出银、铅”，“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10]，即云南中部的澄江、玉溪、江川等地产铜，东部的陆良产银、铅，东南部的蒙自、个旧产锡。

《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永昌）出铜、锡。

”[11]永昌位于云南西部地带，产铜和锡。

《后汉书》亦不乏诸多记载，“（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12]2846，“（哀牢）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轲虫” [12]2849。

可见，滇池地区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腾冲、永平等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近代《中国矿产》记载，“云南省矿产，殆可称为无尽藏。

最要者为铜与锡……东川县产自然铜”，“建水县之回头山产黄铜及斑铜矿”，“巧家县境，为吾国产铜最富之地”[13]。

由此可知，云南中部的东川、南部建水、东北部巧家均是重要的产铜区，云南地区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为铜鼓的铸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云南地区有着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

在铜鼓创制之前，云南青铜冶铸技术已有一定发展。

从云南青铜时代早期②的重要遗址——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器可以发现，当时铜器的加工已有合范铸造、热锻和热锻后冷加工等多种方法[14]。

至万家坝铜鼓流行时期，云南青铜文化已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青铜器种类与数量进一步增多，使用地域也拓展到了滇中等地。

实际上，云南青铜文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如宋治民指出云南出土的三叉青铜剑是在北方青铜文化（主要指西北地带）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下产生的[15]。

李昆声认为，滇西北地区诸多青铜时代器物，带有明显的我国西北古文化“烙印”[16]。

云南地区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为铜鼓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支撑。

中国学者全面、客观、科学地论证了中国—东南亚铜鼓共同起源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提出最原始的铜鼓类型是万家坝型铜鼓的观点，如今已基本为国内外学术界认可。

二、中国古代南方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
铜鼓融汇于中華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流不断深入，互动越来越频繁，中原汉族亦在不断吸收周围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

中国古代南方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三个时期：春秋至秦汉、西汉至唐朝和宋元至明清时期。

在此进程中铜鼓形制不断完善，纹饰上中原文化要素不断增多。

（一）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中国南方铜鼓：地方民族特色十分浓郁
春秋至秦汉是铜鼓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该时期流行的铜鼓为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

两大类型铜鼓的纹饰是我国西南与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生动写照。

纹饰是文化流动的印记，早期铜鼓纹饰主题多样，其中不乏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纹饰。

从考古资料来看，万家坝型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的最早、最原始的铜鼓类型，纹饰相对简单，给人以稳重感，集中分布于滇中至滇西一带。

石寨山型铜鼓脱胎于万家坝型铜鼓，其铸造工艺更为精致细腻，铜鼓体量较小，纹饰十分华丽、繁缛，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上述两大类型铜鼓的创制者——濮越族群，均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为祈求人寿年丰，他们往往将太阳和牛等与稻作相关的自然现象和动植物视为崇拜对象，将其铸造在铜鼓之上。

自然现象纹饰主要包括太阳纹和云雷纹。

太阳纹是铜鼓鼓面最早出现的、最基本的纹饰，在万家坝型铜鼓上其仅有光体而无光芒，呈现出火焰或星星形状。

发展至石寨山型铜鼓，光芒数量变多，光体更加厚实，形状趋于完美。

《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

”[17]东君便是太阳神。

四季更迭，昼夜交替，雨雪阴晴均与太阳有关，故西南与岭南先民将太阳的形象刻画于铜鼓上，以示崇拜。

云雷纹零星见于早期铜鼓之上，云纹主要有单排云纹、双排云纹等形式，雷纹主要有回形雷纹、勾连雷纹等，因二者有时难以区分，故常合称为“云雷纹”。

《淮南子》云：“雷霆之声，可以鼓钟为也。

”[18]79《广东新语》载：“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云。

雷，天鼓也。

”[19]438钟鼓的声音可拟雷声，雷鸣则雨降，云雷纹饰寓意风调雨顺，体现了铸鼓民族对于云、雷的崇拜。

早期铜鼓上的自然现象纹饰不仅是西南、岭南先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是表达自然崇拜、寄托风调雨顺愿望的符号。

早期铜鼓上的动植物纹饰有着很强的写实性，其中植物形象较少，大多是动物形象。

早期铜鼓上的植物纹饰仅有谷穗纹，如罗泊湾M1：10鼓的鼓耳所展现的是稻谷的谷穗，反映了西南与岭南先民的“禾”崇拜。

动物纹饰则十分丰富，主要有牛纹、翔鹭纹和鹿纹。

牛纹是西南与岭南先民牛崇拜的体现。

在古代，牛既是农耕的重要劳动力，也是财富的象征。

西南与岭南地区稻作民族素有爱护耕牛的传统，时至今天壮族民间还有“牛魂节”，专门祭祀耕牛，以表达对牛的敬爱。

翔鹭纹是石寨山型铜鼓最为典型的纹饰，被设计于鼓面主晕，环绕太阳纹飞翔。

翔
鹭即鹭鸟，群居于稻田与湖沼之中，是西南与岭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生物。

潘世雄视翔鹭为鹤[20]，认为其“性通风雨”，探测天气变化，“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19]511。

易学钟视翔鹭为犀鸟，可以沟通幽冥，预报阴晴[21]。

实际上，当我国古代越族南迁至云贵高原和岭南时，鸟已成为从狩猎向稻作过渡的保护神[22]283。

铜鼓饰以鹭鸟，正展现了稻作民族渴求雨水的炽热祈望。

鹿纹多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腰处，如西林280号鼓腰的上半节，环绕一周的便是鹿纹。

西南与岭南自古多鹿，《广东新语》记载：“雷州之野多鹿”，“崖州左右旷野亦多麂鹿。

”[19]532-533实际上，鹿的形象在云南铜铸艺术中使用得相当普遍，晋宁石寨山M170出土过鹿雕塑，M3：65号铜饰物更是展现了豺狼撕咬，将鹿踩于脚下的场景[23]126。

将鹿铸于鼓面，多有期盼农业丰收与部族繁衍兴旺之意。

《广东新语》载：“鹿以清明前后三月生子。

子生三日始开眼，遇雨乃起而跑……鹿麛以雨而始跑，所谓雨化物之走也。

”[19]532古人将幼鹿遇雨起跑比作春风化雨、万物复苏、五谷萌发，象征风调雨顺。

早期铜鼓上的动植物纹饰是西南与岭南先民图腾崇拜和稻作文化传统的生动写照。

早期铜鼓纹饰民族气息十分浓郁，真实反映了西南与岭南地区先民独特的社会风貌。

这类纹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呈现了铸鼓民族的祭祀仪礼，另一类展现了铸鼓民族的风尚习俗，其中多数习俗又是祭祀仪式中重要的环节，因而两类纹饰还往往一起出现。

早期铜鼓纹饰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各种祭祀仪礼的记录，如羽人舞蹈、椎牛酬神等。

羽人舞蹈纹是石寨山型铜鼓上的主晕纹饰，舞者头戴羽冠，身着羽饰，扮成鹭鸟形态，翩翩起舞，进行各种祭祀仪式。

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古代西南与岭南先民“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乐诸神”[24]，人们希望通过歌舞祀神的方式取悦神灵，达到禳灾祈福的功利目的。

其中羽人所跳的祭祀舞蹈大致可分为“文舞”和“武舞”，不同的舞蹈祭祀对象各不相同，有的仰天求雨，有的祀日月山川。

如罗泊湾M1：10号鼓展现的羽人“文舞”纹，鼓腰处有20名髻缀翼形羽饰，上身赤裸的羽人，徒手模仿鹭鸟起舞，好似在娱神祈雨。

石寨山M14：1号鼓呈现的则是羽人“武舞”纹，该鼓的鼓腰有8个方格，方格内各有1或2名身着前短后长鹭尾裙的羽人，左手执盾牌，右手执兵器，舞蹈动作刚劲有力[22]82、99，恰似《周礼正义》所说的：“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

”[25]椎牛酬神是西南与岭南先民祭祀中的古老习俗，《明史》载：“劫胜则复椎牛祭鼓以为灵。

”[26]广南鼓的鼓腰便饰有“椎牛祭祀”图，图中立一高柱，柱下方系一头牛，牛前一羽人举斧相向，牛后一羽人扬钺下砍，周围另有20余名羽人，或饮酒助兴，或载歌载舞。

早期铜鼓的纹饰再现了铸鼓民族浩大而神圣的祭祀仪式，是其“祭之不敢慢”[27]的生动写照，亦是其巫术观念的表达。

中国学者全面、客观、科学地论证了中国—东南亚铜鼓共同起源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提出最原始的铜鼓类型是万家坝型铜鼓的观点，如今已基本为国内外学术界认可。

二、中国古代南方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
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流不断深入，互动越来越频繁，
中原汉族亦在不断吸收周围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

中国古代南方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三个时期：春秋至秦汉、西汉至唐朝和宋元至明清时期。

在此进程中铜鼓形制不断完善，纹饰上中原文化要素不断增多。

（一）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中国南方铜鼓：地方民族特色十分浓郁
春秋至秦汉是铜鼓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该时期流行的铜鼓为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

两大类型铜鼓的纹饰是我国西南与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生动写照。

纹饰是文化流动的印记，早期铜鼓纹饰主题多样，其中不乏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纹饰。

从考古资料来看，万家坝型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的最早、最原始的铜鼓类型，纹饰相对简单，给人以稳重感，集中分布于滇中至滇西一带。

石寨山型铜鼓脱胎于万家坝型铜鼓，其铸造工艺更为精致细腻，铜鼓体量较小，纹饰十分华丽、繁缛，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上述两大类型铜鼓的创制者——濮越族群，均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为祈求人寿年丰，他们往往将太阳和牛等与稻作相关的自然现象和动植物视为崇拜对象，将其铸造在铜鼓之上。

自然现象纹饰主要包括太阳纹和云雷纹。

太阳纹是铜鼓鼓面最早出现的、最基本的纹饰，在万家坝型铜鼓上其仅有光体而无光芒，呈现出火焰或星星形状。

发展至石寨山型铜鼓，光芒数量变多，光体更加厚实，形状趋于完美。

《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

”[17]东君便是太阳神。

四季更迭，昼夜交替，雨雪阴晴均与太阳有关，故西南与岭南先民将太阳的形象刻画于铜鼓上，以示崇拜。

云雷纹零星见于早期铜鼓之上，云纹主要有单排云纹、双排云纹等形式，雷纹主要有回形雷纹、勾连雷纹等，因二者有时难以区分，故常合称为“云雷纹”。

《淮南子》云：“雷霆之声，可以鼓钟为也。

”[18]79《广东新语》载：“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云。

雷，天鼓也。

”[19]438钟鼓的声音可拟雷声，雷鸣则雨降，云雷纹饰寓意风调雨顺，体现了铸鼓民族对于云、雷的崇拜。

早期铜鼓上的自然现象纹饰不仅是西南、岭南先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是表达自然崇拜、寄托风调雨顺愿望的符号。

早期铜鼓上的动植物纹饰有着很强的写实性，其中植物形象较少，大多是动物形象。

早期铜鼓上的植物纹饰仅有谷穗纹，如罗泊湾M1：10鼓的鼓耳所展现的是稻谷的谷穗，反映了西南与岭南先民的“禾”崇拜。

动物纹饰则十分丰富，主要有牛纹、翔鹭纹和鹿纹。

牛纹是西南与岭南先民牛崇拜的体现。

在古代，牛既是农耕的重要劳动力，也是财富的象征。

西南与岭南地区稻作民族素有爱护耕牛的传统，时至今天壮族民间还有“牛魂节”，专门祭祀耕牛，以表达对牛的敬爱。

翔鹭纹是石寨山型铜鼓最为典型的纹饰，被设计于鼓面主晕，环绕太阳纹飞翔。

翔鹭即鹭鸟，群居于稻田与湖沼之中，是西南与岭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生物。

潘世雄视翔鹭为鹤[20]，认为其“性通风雨”，探测天气变化，“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19]511。

易学钟视翔鹭为犀鸟，可以沟通幽冥，预报阴晴[21]。

实际上，当我国古代越族南迁至云贵高原和岭南时，鸟已成为从狩猎向稻作过渡的保护神[22]283。

铜鼓饰以鹭鸟，正展现了稻作民族渴求雨水的炽热祈望。

鹿纹多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腰处，如西林280号鼓腰的上半节，环绕一周的便是鹿纹。

西南与岭南自古多鹿，《广东新语》记载：“雷州之野多鹿”，“崖州左右
旷野亦多麂鹿。

”[19]532-533实际上，鹿的形象在云南铜铸艺术中使用得相当普遍，晋宁石寨山M170出土过鹿雕塑，M3：65号铜饰物更是展现了豺狼撕咬，將鹿踩于脚下的场景[23]126。

将鹿铸于鼓面，多有期盼农业丰收与部族繁衍兴旺之意。

《广东新语》载：“鹿以清明前后三月生子。

子生三日始开眼，遇雨乃起而跑……鹿麛以雨而始跑，所谓雨化物之走也。

”[19]532古人将幼鹿遇雨起跑比作春风化雨、万物复苏、五谷萌发，象征风调雨顺。

早期铜鼓上的动植物纹饰是西南与岭南先民图腾崇拜和稻作文化传统的生动写照。

早期铜鼓纹饰民族气息十分浓郁，真实反映了西南与岭南地区先民独特的社会风貌。

这类纹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呈现了铸鼓民族的祭祀仪礼，另一类展现了铸鼓民族的风尚习俗，其中多数习俗又是祭祀仪式中重要的环节，因而两类纹饰还往往一起出现。

早期铜鼓纹饰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各种祭祀仪礼的记录，如羽人舞蹈、椎牛酬神等。

羽人舞蹈纹是石寨山型铜鼓上的主晕纹饰，舞者头戴羽冠，身着羽饰，扮成鹭鸟形态，翩翩起舞，进行各种祭祀仪式。

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古代西南与岭南先民“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乐诸神”[24]，人们希望通过歌舞祀神的方式取悦神灵，达到禳灾祈福的功利目的。

其中羽人所跳的祭祀舞蹈大致可分为“文舞”和“武舞”，不同的舞蹈祭祀对象各不相同，有的仰天求雨，有的祀日月山川。

如罗泊湾M1：10号鼓展现的羽人“文舞”纹，鼓腰处有20名髻缀翼形羽饰，上身赤裸的羽人，徒手模仿鹭鸟起舞，好似在娱神祈雨。

石寨山M14：1号鼓呈现的则是羽人“武舞”纹，该鼓的鼓腰有8个方格，方格内各有1或2名身着前短后长鹭尾裙的羽人，左手执盾牌，右手执兵器，舞蹈动作刚劲有力[22]82、99，恰似《周礼正义》所说的：“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

”[25]椎牛酬神是西南与岭南先民祭祀中的古老习俗，《明史》载：“劫胜则复椎牛祭鼓以为灵。

”[26]广南鼓的鼓腰便饰有“椎牛祭祀”图，图中立一高柱，柱下方系一头牛，牛前一羽人举斧相向，牛后一羽人扬钺下砍，周围另有20余名羽人，或饮酒助兴，或载歌载舞。

早期铜鼓的纹饰再现了铸鼓民族浩大而神圣的祭祀仪式，是其“祭之不敢慢”[27]的生动写照，亦是其巫术观念的表达。

中国学者全面、客观、科学地论证了中国—东南亚铜鼓共同起源于中国滇中至滇西一带，提出最原始的铜鼓类型是万家坝型铜鼓的观点，如今已基本为国内外学术界认可。

二、中国古代南方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
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流不断深入，互动越来越频繁，中原汉族亦在不断吸收周围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

中国古代南方铜鼓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三个时期：春秋至秦汉、西汉至唐朝和宋元至明清时期。

在此进程中铜鼓形制不断完善，纹饰上中原文化要素不断增多。

（一）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中国南方铜鼓：地方民族特色十分浓郁
春秋至秦汉是铜鼓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该时期流行的铜鼓为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

两大类型铜鼓的纹饰是我国西南与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生动写照。

纹饰是文化流动的印记，早期铜鼓纹饰主题多样，其中不乏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纹饰。

从考古资料来看，万家坝型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的最早、最原始的铜鼓类型，纹饰相对简单，给人以稳重感，集中分布于滇中至滇西一带。

石寨山型铜鼓脱胎于万家坝型铜鼓，其铸造工艺更为精致细腻，铜鼓体量较小，纹饰十分华丽、繁缛，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上述两大类型铜鼓的创制者——濮越族群，均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为祈求人寿年丰，他们往往将太阳和牛等与稻作相关的自然现象和动植物视为崇拜对象，将其铸造在铜鼓之上。

自然现象纹饰主要包括太阳纹和云雷纹。

太阳纹是铜鼓鼓面最早出现的、最基本的纹饰，在万家坝型铜鼓上其仅有光体而无光芒，呈现出火焰或星星形状。

发展至石寨山型铜鼓，光芒数量变多，光体更加厚实，形状趋于完美。

《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

”[17]东君便是太阳神。

四季更迭，昼夜交替，雨雪阴晴均与太阳有关，故西南与岭南先民将太阳的形象刻画于铜鼓上，以示崇拜。

云雷纹零星见于早期铜鼓之上，云纹主要有单排云纹、双排云纹等形式，雷纹主要有回形雷纹、勾连雷纹等，因二者有时难以区分，故常合称为“云雷纹”。

《淮南子》云：“雷霆之声，可以鼓钟为也。

”[18]79《广东新语》载：“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云。

雷，天鼓也。

”[19]438钟鼓的声音可拟雷声，雷鸣则雨降，云雷纹饰寓意风调雨顺，体现了铸鼓民族对于云、雷的崇拜。

早期铜鼓上的自然现象纹饰不仅是西南、岭南先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是表达自然崇拜、寄托风调雨顺愿望的符号。

早期铜鼓上的动植物纹饰有着很强的写实性，其中植物形象较少，大多是动物形象。

早期铜鼓上的植物纹饰仅有谷穗纹，如罗泊湾M1：10鼓的鼓耳所展现的是稻谷的谷穗，反映了西南与岭南先民的“禾”崇拜。

动物纹饰则十分丰富，主要有牛纹、翔鹭纹和鹿纹。

牛纹是西南与岭南先民牛崇拜的体现。

在古代，牛既是农耕的重要劳动力，也是财富的象征。

西南与岭南地区稻作民族素有爱护耕牛的传统，时至今天壮族民间还有“牛魂节”，专门祭祀耕牛，以表达对牛的敬爱。

翔鹭纹是石寨山型铜鼓最为典型的纹饰，被设计于鼓面主晕，环绕太阳纹飞翔。

翔鹭即鹭鸟，群居于稻田与湖沼之中，是西南与岭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生物。

潘世雄视翔鹭为鹤[20]，认为其“性通风雨”，探测天气变化，“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19]511。

易学钟视翔鹭为犀鸟，可以沟通幽冥，预报阴晴[21]。

实际上，当我国古代越族南迁至云贵高原和岭南时，鸟已成为从狩猎向稻作过渡的保护神[22]283。

铜鼓饰以鹭鸟，正展现了稻作民族渴求雨水的炽热祈望。

鹿纹多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腰处，如西林280号鼓腰的上半节，环绕一周的便是鹿纹。

西南与岭南自古多鹿，《广东新语》记载：“雷州之野多鹿”，“崖州左右旷野亦多麂鹿。

”[19]532-533实际上，鹿的形象在云南铜铸艺术中使用得相当普遍，晋宁石寨山M170出土过鹿雕塑，M3：65号铜饰物更是展现了豺狼撕咬，将鹿踩于脚下的场景[23]126。

将鹿铸于鼓面，多有期盼农业丰收与部族繁衍兴旺之意。

《广东新语》载：“鹿以清明前后三月生子。

子生三日始开眼，遇雨乃起而跑……鹿麛以雨而始跑，所谓雨化物之走也。

”[19]532古人将幼鹿遇雨起跑比作春风化雨、万物复苏、五谷萌发，象征风调雨顺。

早期铜鼓上的动植物纹饰是西南与岭南先民图腾崇拜和稻作文化传统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