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病坊研究综述

唐代病坊研究综述
祁晓庆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兰州　730020)
摘要:唐代病坊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近40年来学者们从病坊名称的变化、设置时间的界定、产生、发展的历史沿革以及与佛教寺院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搜集整理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敦煌文书的出现,为研究唐代病坊的内部运行机制提供了更加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相关材料的匮乏,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唐代　病坊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0)02-0095-09学界对唐代病坊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成果颇丰。

日本学者善峰宪雄《唐朝時代の悲田養病坊》①
、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事業の一問
題———養病坊につしっ》②两文是对唐代病坊进行研究的开创性之作。

国内学者关注病坊研究的时间较日本学者为晚。

孙永如《唐代“病坊”考》③
,主要对唐代病坊的渊源
及名称变化作了详细的考辨。

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④,主要从病坊在收养乞丐方面经历的废置变迁进行考察。

杜正乾《唐病坊表徵》⑤
探讨了病坊的设置时间、病坊的渊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并利用敦煌写本资料探讨了敦煌病坊的资产、经济来源、职事人员和医方等问题。

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⑥一文,主要针对刘俊文先生对敦煌
文书《贞观十七年八月高昌县堪问来丰患病致死案卷残卷》⑦中的“节义坊”一词的解释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之后,盛会莲在《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⑧
一文,在总述前人收稿日期:2009-05-20
作者简介:祁晓庆(1981-)女,甘肃敦煌人。

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历史文献研究。

　①　善峰宪雄《唐朝时代の悲田养病坊》,《龙谷大学论集》389-390号,1969年,第329-342页。

　②　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事业の一问题———养病坊につしっ》,《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8卷第2号,
1970年,第79-84页。

　③　孙永如《唐代“病坊”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90页。

　④　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人文杂志》1992年第6期,第87-91页。

　⑤　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1-127页。

　⑥　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年第3期,第页。

　⑦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年,第5页。

　⑧　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敦煌研究》年第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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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于唐代的病坊问题,从病坊产生的时间、病坊的隶属关系、病坊的经济来源、病坊的评价等四个方面重新对唐代的病坊做一全面的梳理。

此外,王卫平在《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①一文中也论及了唐代病坊。

以上是近40年来学者们就唐代的病坊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论述,纵观以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对病坊及相关名称的辨析
病坊一词始见于唐代,但往往与“悲田养病院”这一名称混用,学者们普遍认为悲田院、悲田坊的名称来自佛教,悲田,“可悲悯之苦难贫穷境界,向此境界而惠施,则得无量之福,故名悲田”。

“法轮谓供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施贫为悲田”。

佛教寺院还专门建有“养鳏寡孤独穷民之处”的悲田院。

②
悲田坊,见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途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

居西市悲田坊。

”③
五代时有蜀国的梓州射洪县令马鉴撰《续事始》五卷,其病坊条则云:“开元二十三年(735),断京城乞儿,官为置病坊,给康食焉。

近代改悲田院,或曰养病院。

”④悲田养病院自则天长安以来,就“置使专知”,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中辨正道:既然在长安时已出现悲田养病院这一机构,并有官府专员职掌其事,推测其渊源当亦早于长安时。

⑤
关于唐代的病坊,《唐会要》载:“开元五年(717),宋璟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会昌五年(845)十一月,李德裕奏云:‘恤贫宽疾,著于周典。

无告常馁,存于王制。

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

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

元(玄)宗不许,至二十二年(734),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

’”⑥
《事物纪原》记载与《唐会要》相同,即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禁断京城乞儿入病坊,病坊始此设立。

《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条亦有“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凛之”,足可资证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是病坊一词的初现时间。

以上是对悲田院、悲田坊、悲田养病院、病坊作为名称出现的时间和资料的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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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王卫平《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95-102页。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199l年,第2143页。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3《支诺皋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225页。

马鉴《续事始》,《说郛》卷,涵芬楼百卷本,第3页。

高承《事物纪原》卷《贫子院》,中华书局,年,第页。

王溥《唐会要》卷《病坊》,中华书局,55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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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这几个名称所包含的内容,则各有不同,悲田院侧重于收容那些鳏寡孤独贫穷者,悲田坊侧重于收养乞儿,悲田养病院从开始时也是收养乞儿,这三者基本上属于佛教寺院管理,病坊的设置一开始似乎是为了收养乞讨者,即为乞讨者而设立的具有社会慈善救济职能的机构。

有研究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举证和论述,冯金忠先生列举了《北梦琐言》卷6言裴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常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唐人薛用弱所撰《集异记贾人妻》记载,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人京,居住在长安大宁里,“穷悴颇甚,每乞食于佛祠。

”裴休和王立即为此类乞讨者的例子,葛承雍先生认为“病坊是随着乞丐现象产生的”。

种种迹象都表明,开元二十二年(734)之前,这类乞丐并没有在病坊收容之列,而自开元二十二年玄宗禁断京城乞丐,则全部令病坊收管。

对此
胡三省注曰“京城乞儿有疾病,分置诸寺病坊”
①。

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并不严格区分这几个机构的不同之处,而是以“病坊”作为唐代社会救济机构的统称,因为无论是佛教寺院设立的悲田坊、悲田院,还是唐代则天长安时出现的悲田养病院,以及其后玄宗时设置的病坊,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为收容乞儿而设立的,而是范围更为广泛,而且唐代病坊的设置并不是唐代所仅见,而是具有悠久的社会历史,在这条历史长河中严格区分这一机构名称的变化是一件繁琐的事情。

二、逐步明确唐代病坊的设置时间
关于病坊的设置时间,学界争论较多,主要是围绕武周和贞观两种观点。

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有日本学者善峰宪雄、道端良秀和中国学者孙永如。

而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和中国学者王卫平则更加明确地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为武周长安年间(701-704)。

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主要是《太平广记》卷95《洪昉禅师》中关于病坊的记载。

《太平广记》
云:“(洪)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

”
②《神僧传》卷6《洪昉传》也载:
(洪)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

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昉曰:“讲经之事诚不为劳,然昉病坊之中,病者数百,恃昉为命。

常行乞以给之。

今若留连讲经,人间动涉年岁,恐病人馁死。

今也固辞。

”
③洪昉禅师的这一举动被则天获知,并尊其为师,且下诏曰:“昉所行之处,修造功
德,无得遏止。

”④后来,武则天于长安年间设专使负责悲田养病事宜,“悲田养病,从
7
9唐代病坊研究综述①②③④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4“僖宗广明元年十一月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7页。

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6年,第633页。

《大正藏》,第5册,第页。

李昉《太平广记》,第635页。

1910990
长安已来,置使专知”①。

上述学者就是根据这一记载,将唐代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了武周时期。

盛会莲先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但就此将病坊产生的年代定在武周间,似乎有些晚,至少洪昉禅师在龙光寺所设的病坊并非最早的”。

②
持贞观说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刘俊文,他根据敦煌文书《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贞观年间。

葛承雍先生也持此说③,但冯金忠先生却对这一看法持否定态度,两位先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刘俊文提出主张的一则材料,即阿斯塔那九一号《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引录如下:
(上缺)
何射门□(陀)□门陁辩:被问
□□(知)委先不与□亲,若为肯好□仍
显是□者。

谨审,但门□得粮然□为营
饭食,恒尔看□□(来)丰虽非的(嫡)亲,
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
闲(娴)官□见师为疗,又更不陈文记。

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

如其不信,
乞问同住人(康)□问依实,谨辩。

贞观十七年□
(中缺)
□八月十二□(日)□射既称好
(供)□□(知)委,先不与来□亲,若为肯
好供给□不觅医治,仍显是□看并问坊
正,来□(丰)□患,若为检校不□致令非
理□
(中缺)
既为改更,物(更)□知此。

此宜问□节义坊正麹伯恭□十八。

一恭一一。

□□(恭)辩:被问来丰身(患)□
为检校,不申文牒,致□理而死者。

谨
审:其□(来)□四月内,因患至此,丰
89敦　煌　学　辑　刊 2010年第2期　
①②③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3年。

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第页。

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第页。

198
82
87-91
(前)
□赵儁处分,令与坊□□(置),即于
何射门陁□人至,□即报。

□
(下缺)①
同一件文书资料,缘何两位先生得出不同的观点呢?盛会莲指出“主要原因是对‘□节义坊正麹伯恭’一句的断句不同”,“冯金忠将‘节义坊’理解为普通之里坊,麹
伯恭自然为坊正。

”②并认为“为营饭食”,“见师为疗”亦说明该坊是一个收养病人的
机构。

并综合文书材料给出的其它信息,得出与刘俊文相同的结论“该坊为‘病坊’无疑。

”
对于唐代病坊设置的时间,冯金忠先生指出“并不是说贞观时代不可能出现病坊”,而是“当不晚于贞观之世”,他是根据《续高僧传》卷25的一条关于石头城(今江苏省江宁县)一疠人坊的记载加以推测。

僧人智严在贞观末,“往石头城疠人坊住,
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

郭璞注曰“疠,疫病也,或曰恶疮”③。

疠,即俗语
中所说的“癞”。

石头城的病人坊具体创始时间难以考证,但当不晚于贞观之世。

盛会莲又运用佛教相关资料作为佐证,在分析武周说和贞观说立论根据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综合前文论述,在南北朝时期汉译佛教典籍中,病坊一词早已出现。

贞观十七年(643)前,有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应该已经存在,只不过管理部门尚不明确。

到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政府对悲田养病“置使专知”,但这也不能理解为病坊初设,也不应该理解为是政府对病坊管理的开始。

只是此前政府对病坊的管理情况,目前尚未找到史料记载,但似乎不能就此断定此前政府对病坊未做管理。

此后病坊在诸州得以推行。

”
这一观点虽然较前两种比较明确指出时间限定的观点而言显得过于宽泛而又有不着边际之感,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不武断的观点恰恰说明这一问题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的探讨,给予我们更多的空间去挖掘更有力的证据来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

三、追溯中国古代病坊设置的历史渊源
虽然学者们探讨的重点是唐代的病坊,但是大家都承认我国古代病坊历史渊源甚
早。

病坊在唐代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④9
9唐代病坊研究综述①②③④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页,定名为《唐贞观十七年(643)何射门陀案卷为来丰患病致死事》。

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第页。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西山经》,成都巴蜀书社,5年,第页。

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第页。

822:19841-8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与其性质相类的孤独院和养济院,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周成王执政时,曾在成周大会的会场旁设立过为诸侯治疗疾病的病坊①。

后魏宣武帝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使医治之”。

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全国大旱,蝗虫成灾,诏令“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③。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九月下诏,“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

”④齐武帝永明中,太子长懋与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馆以养穷人”。

⑤梁普通二年(521)春正月,武帝下诏,“置孤独园以恤孤幼”。

⑥这一机构在隋唐时期臻于完备。

据记载,隋朝的西京大兴善寺,还出现了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

到了唐朝,设置在寺院,起源于南北朝,收养贫病孤老人员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逐渐得到了发展。

唐代的病坊正是其前的孤独院和养济院发展的余绪。

“先秦以来的恤贫济弱、扶助病残的人道主义精神是病坊的思想基础,而西汉以降的六疾馆、孤独园等则为病坊作了组织及形式上的准备。

”⑦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唐以前的孤独院、养济院为官府经办之衙署,具有矜孤恤贫治病这一社会慈善救济职能,没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可与统治阶级共执权柄,参与其政。

而到唐代,由于佛教实力的空前显隆,悲田养病院或病坊的经办权在唐统治阶级与佛教寺院间频繁更迭。

⑧
也有研究者将中国古代病坊的发展历程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主要是指中国上古时期;发展阶段,主要指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比较成熟阶段,即隋唐两宋时期;十分完备阶段,即指从元代到明清时期。

⑨这种将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政策的发展分阶段进行论述的方法值得一试,只不过这种划分的依据及合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探讨唐代病坊的产生与佛教的关系
宋代高承著《事物纪原》中关于唐代病坊源于佛教悲田养病院的记载:
《事始》曰:开元二十二年(734),断京城乞儿,官署病坊给廪食,亦为悲田院,成为养病院,记之为其所始。

按《唐会要》曰:开元五年(717)宋璟、苏001敦　煌　学　辑　刊 2010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徐建云《我国古代的医疗卫生机构之考察》,《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68-169页。

王汲《事物原会》卷6,南京: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汉书》卷12《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

《魏书》卷7下《高宗纪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页。

《南史》卷44《齐武帝诸子长懋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0页。

《南史》卷7《梁武帝纪下》,第201页。

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第页。

杜正乾《唐病坊表徵》,第页。

高永健《中国历代社会救济政策之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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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7
20004
廷页奏:“悲田院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所称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

”至二十三年(735)乃分署于诸寺。

推长安中初置使之文,则知其前有类。

而《事始》所记乃给廪食所始,谓兹事之于此者,非也。

宋朝又因之,以僧院名
福田,今亦曰悲田也。

①唐代的病坊起初仅分布在两京附近的佛教寺院,牛肃《纪闻》中有陕州洪禅师建病坊的记载:“于陕城中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

寺极壮丽,
远近道俗,归者如云。

”②武宗“会昌灭佛”以后,病坊无人主管,武宗听取李德裕的
建议,令“恤贫宽疾,著于周典,无告常馁,存于王制,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

各于子录事蓍年中,拣一人有名
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

”
③后来病坊不仅推广到民间,而且范围也由两京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州镇,就连远在西陲的敦煌也出现了病坊的设置。

成为定制,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福利机构,也成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以上材料的整理,研究者普遍承认,病坊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初名悲田养病坊,由佛教中类似的组织发展而来,“所称悲田,乃关释
教”④。

“病坊自创始便与寺院及僧众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终唐之世,无论从其名称抑
或主持者身份来看,病坊都具有浓重的佛家色彩。

”
⑤这主要是学者们就唐代则天对养病院“置使专知”,“病坊”名称自官府定名以后,病坊机构与佛教关系的论述,而实际上,正如冯金忠先生所言,“终唐之世,无论从其名称抑或主持者身份来看,病坊都具有浓重的佛家色彩,但在强调佛教思想影响的同时,决不应该忽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在与儒、道斗争的同时吸收儒、道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因子,一步步中国化、世俗化,到隋唐时已经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

只有将病坊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才不致于为表象所迷,从而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佛教催生了病坊的产生,其外壳是佛教的,但内核却是儒家
的。

”
⑥五、病坊的内部运营机制———以敦煌文书为研究中心的考察弄清楚了唐代病坊名称的变化由来、病坊设置的时间、病坊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及1
01唐代病坊研究综述①②③④⑤⑥高承《事物纪原》卷7《贫子院》,第360页。

李昉《太平广记》卷437《赵叟》。

王溥《唐会要》卷49《病坊》,第863页。

董浩等《全唐文》卷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第5页。

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第页。

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第页。

7047224-7221-81-8
与佛教的关系,病坊内部运营机制的研究则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由于材料的稀少,这一问题迟迟悬而未决,幸好有敦煌相关文书的发掘为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力证。

杜正乾、冯金忠、盛会莲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注。

敦煌文书P12626v《唐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牒》中保存了一则病坊材料,移录如下:
91 病坊
92　合同前月日见在本利钱,惣壹伯叁拾贯柒拾贰文:
93 壹伯贯文本,
94 叁拾贯柒拾贰文利。

95　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惣玖伯伍拾斤贰拾枚1
96　合同前月日见在什物,惣玖拾肆事:
97 铛叁口,一受贰斗,一受壹斗,一受伍胜。

釜壹口,受伍斗。

凡盆贰,凡灌叁,钅巢肆具,
98　刀壹口,镢壹具,锹壹张,泥漫壹,四尺床子二,八尺床贰张,食柜壹, 99 药柜壹,药杵壹,药臼壹,口契单壹,步硙壹合,食单壹,
100　钅敖子壹面,按板壹,手罗壹,恜巾贰,白氈伍领,席伍领
101　绯絁被叁张,盘壹面,甑壹口,瓮大小伍口,椀拾枚,匙箸各拾口
102　木盆壹,食合拾具。

103　合同前月日见在米,惣壹硕　陆斗捌合①
李正宇先生认为是唐天宝年代(742-756)敦煌郡病坊基金、利息及物资设备之决算单,并认为赖此可了解古代医事活动之一端②,谭真先生认为似乎是州医学校之“附属医院”,(地方性医学校都设有养济院,并收养着一部分病患者)或“州立医院”③杜正乾据P12626号文书正面载有敦煌郡官署衙门所司之长行坊、郡草坊、宴设厨、阶亭坊、广明等五戍物资,而病坊列入其中的情况,“由此可初步断定敦煌郡病坊的性质当为官署之职事部门,排除其为敦煌佛教寺院经办的可能性。

”④并从此件文书所反映的病坊的资产、病坊的经济来源和病坊的职事从员及医方等三个方面对这一文书所反映的敦煌病坊的相关状况作了探究。

⑤
之后,冯金忠先生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正史资料加以互相印证和比对,得出“病坊实际上是一个以工助赈,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慈善机构”的结论。

盛会莲则利201敦　煌　学　辑　刊 2010年第2期　
①②③
④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76页。

参见李正宇在《甘肃省志》附录《敦煌遗书选录》对“病坊”的注文。

谭真《教煌隋唐时期医事状况》,《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5年,第6页。

杜正乾《唐病坊表徵》,第页。

杜正乾《唐病坊表徵》,第页。

19940
121-127
121-127
用文书当中的“壹伯贯文本,叁拾贯柒拾贰文利”的记载,详细计算和分析了敦煌地区官府支与病坊的利钱数额,“该病坊的本钱相当于244石小麦、353石粟,这个数目并不小,利7316石麦、106石粟。

此条关于病坊本利钱的记载,反映了唐代病坊的设置
广泛及官置本钱收利以给病坊政策的执行状况。

”
①敦煌文书P 12626v 《唐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牒》的发现,为学者们研究唐代敦煌地区病坊内部运行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则文书反映了唐代病坊设置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敦煌等西域边远地区,病坊属于官府管理,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官府利钱收入,病坊内有专门的职事人员,病坊内物资齐全,是集医疗、救济、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社会慈善机构。

六、对今后研究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理清中国历代与“病坊”相类似的社会救济政策及机构设置。

对于中国古代病坊的历史发展脉络已经有学者作了研究,如高永健《中国历代社会救济政策之研究》、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宋立、王培《试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但论述往往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无法系统地反映历代病坊的设置情况,所依据的材料也比较零散。

2、加强对唐代病坊职事人员的设置情况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比较侧重病坊政策的考察,而对于病坊职事人员的选擢、构成、职责等的研究不足,主要是受资料的限制,相关资料比较匮乏,因此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搜集、整理相关资料。

3、唐代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与病坊设置的关系的研究仍是空白。

唐代的医疗卫生事业是由国家主持办理的,由唐代开办的医疗卫生设施较之前代更加完善。

京城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当时全国的医药中心。

唐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卫生机构以及医药教育设施。

面向社会的医疗卫生设施,唐政府在京城长安设置有太医署等,作为全国性的中央医疗卫生机构,同时也是全国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贞观三年(629),唐朝下令各地开办医学校,在各都督府、州设置医学博士、助教,并规定学生名额,要求博士们在“百药救民疾病”中培养地方医药人员。

同样属于医疗救助事业,二者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唐代中央政府对这两者的政策分别是什么?如此等等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3
01唐代病坊研究综述①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第页。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