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行之有效的战略

马歇尔计划：行之有效的战略
制定马歇尔计划，从左到右：杜鲁门、马歇尔、保罗?霍夫曼、阿福瑞尔?哈里曼（? AP Images）
（本文由大卫·埃尔伍德撰写，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物《历史学家谈美国》[Historians o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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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行之有效的战略
作者:大卫·埃尔伍德
它一开始并不是个计划，甚至有些老手认为它一直没有变成计划。

它的副主管哈伦·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只称其为“一连串的临时安排……持续的国际偶发事件。

”然而，这个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更为人知的名称是“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却成为二战以来最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项目。

在种族隔离政策终结之后，南非人呼吁一项马歇尔计划。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东欧和俄罗斯人也要求得到他们在1947年被前苏联剥夺的马歇尔计划。

出于对非洲分崩离析的担忧，英国政府在2005年提议国际社会依据马歇尔计划的准则联合干预非洲事务。

马歇尔计划的传奇性已具有同它真正的历史功绩一样的强大力量。

1955年，研究该计划的权威历史学家指出了当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词中一个段落里的“建议”是如何“迅速演变成一项规模巨大而富有活力的国际事业的：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它对许多人具有许多不同的含义”。

50年后，马歇尔计划的声誉之高，以至此话依然适用。

设想诞生
1947年春出现的三个情况催生了这项援助西欧的美国新计划。

首先是战后欧洲大陆在1946-1947年因严冬而转向恶化的物质生活状况。

第二是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失败。

杜鲁门主义明确表示要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对抗苏联的施压，但是未能指明一条建设性的令所有各方可行的道路。

第三是1947年3月至4月国务卿马歇尔在针对解决德国未来问题而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上遭遇的艰难经历。

马歇尔在二战结束时从五角大楼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役，而后于1947年初被哈利·杜
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任命出任国务卿。

马歇尔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功勋卓着，被邱吉尔（Churchill）称为“胜利的组织者”，加上他敏锐、正直和自我克制等个人素质，当时他是最有威望的公职人物之一。

他的耐心和责任感在莫斯科经受了最大的考验。

美国一位资深外交官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对马歇尔在离开苏联首都时得出的精辟结论作了如下概括：
欧洲一团糟。

必须采取某种行动。

他（马歇尔）如不采取行动，别人就会采取行动。

肯南和他在国务院的新的“政策规划人员”起草了衍生出后来的马歇尔计划的原始文件之一。

他们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罗斯福时代（Roosevelt-era）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起因的理解，即：阶级仇恨、贫穷、落后和无改变的希望。

重建战后世界的美国华府人士有一个主要意图，那就是支持普通老百姓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好处。

他们认为，人民如果繁荣富足，或者至少有希望实现繁荣富足，就不会支持集权主义。

但是，马歇尔计划有一个出自同一思路的欧洲层面。

肯南、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后来的欧洲复兴计划大使阿福瑞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等人认为，欧洲的罪恶精灵是民族主义。

如果能以一个一体化的经济框架约束纳粹法西斯以及导致20世纪30年代所有对抗的根源，使整个旧大陆（Old World）联合起来，那么或许就有可能创造繁荣，进而最终消除欧洲发动世界大战的冲动以及将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

于是，现代化与一体化成为欧洲复兴计划的双重口号，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将它们兑现。

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方法是，欧洲人应当在这个愿景内自己思考和行动；也正因为如此，马歇尔计划没有沦为又一个传统的援助项目。

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的一个看似普通的简短讲话中，首先说明了欧洲面临的灾难和无望。

他对那些企图从政治上利用这种苦难的人发出警告。

他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重建工作不应带有意识形态（在当时是指共产主义）。

最后他切入重点，以发人深省的一段话，邀请欧洲人就他们的需要以及如果美国介入他们会如何行动达成共识。

马歇尔说，美国的作用“应包括为制定一个欧洲计划提供友情协助，并今后在我们实际可行的范围内为该计划提供援助”。

国务卿马歇尔坚持主张，欧洲人必须联合行动，并且必须寻求“治本而不是治标”。

他在结束讲话时敦促美国同胞“正视历史明确赋予我们的巨大责任”。

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我们原期待他们会雀跃两英寸之高，结果他们跳起六英尺。

”不到两星期，法国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在巴黎启动了欧洲经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从6月底至9月底分几个阶段以及在另外14个国家政府的协助下，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有关他们认为所需经援总额的报告。

大多数与会者并没有自身的全国性计划，有些甚至无法掌握本国的总体经济状况。

与会代表在对进行全欧大陆的联合规划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拟出总额280亿美元的预算。

这一数目立即被华盛顿以过于乐观为由否决。

然而，巴黎的欧洲经济合作会议的最着名事件是，克林姆林宫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率领的庞大苏联代表团与会——而后又迅即离席。

在这个至今仍存在争议的冷战史上的危机中，俄国人面对着西方提出的联合制定和实施复兴的提案，将包括德国在内的全欧洲作为统一经济体。

如同华盛顿所预料，苏联代表拂袖而去，指称美国及其重要盟国企图控制欧洲各经济体和要对世界劳动力进行新的划分，换言之，这是强权帝国主义披上的最新的——美国的——外衣。

在二战同盟国之间分裂后，莫斯科加强对东欧国家施压。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在莫斯科鼓动下发动的亲共产党政变的牺牲品。

计划启动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冬季的讨论、提供了一些临时性的援助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加剧之后，国会的“欧洲复兴计划”法案经杜鲁门总统1948年 4月签署，正式诞生。

为了管理此项计划，美国新成立了一个联邦机构——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由史蒂倍克汽车公司（Studebaker）首席执行官、共和党人保罗·霍夫曼（Paul G. Hoffmann）担任署长，象征着两党对该计划的支持。

资金在国会的严格监督下开始迅速流动。

正式颁布的计划所确立的首要目标是，到1952年在西欧建立“一个不依赖大量外援的健
康经济”。

经济历史学家伊曼纽尔·韦克斯勒（Immanuel Wexler）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案规定了一个基于四项具体努力的复兴计划：（一）努力发展生产；（二）扩大对外贸易；（三）创造并保持国内财政稳定；（四）发展（欧洲的）经济合作。

”令原本指望获得一项大规模援助计划的欧洲人大失所望的是，人们很快看清，只有欧洲各个经济体共同和各自从整体上作出永久性的结构改变，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而这正是马
歇尔“要治本而不要治标”的本意。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欧洲经济合作会议很快转化成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由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担任主席。

与此同时，美国驻每个成员国的大使馆纷纷与所在国签署双边协定，明确规定欧洲各国政府对新的经济援助机构所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同意在每个国家首都
设立的经济合作署“代表处”的权限。

将由一个正式委员会负责每个代表处与参与国政府之间联系，以便监督实地项目的实施。

委员会的关键任务是制定计划，以便有效使用新的“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

这是整项运作的特色之一，也是使马歇尔计划有别于其他传统援助项目的机制。

这项基金指的是在每个国家银行开设一个帐户，专门存入欧洲复兴计划提供的物资在当地销售所
得的利润。

然而结果发现，大部分的援助不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无偿或有流动性，通常的做法是，从美国运出的商品销售给报价最高的公家或私人。

销售这些商品所得的资金不
会回到美国人手中，而是存入新基金，由经济合作署代表处在各个参与国首都与其政府共同决定如何将其用于支付国家重建及现代化开支。

在此同时，欧洲复兴计划显然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强大武器。

它的驻欧洲高级代表哈里曼大使在1949年甚至把整个复兴努力称作“救火行动”。

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曾自言，他“可能是有史以来就马歇尔计划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最多的人。

”他回顾说，“民众和国会议员最希望从最新分析中了解的是，马歇尔援助计
划如何遏制了苏联势力的扩大，以及如何防止人们接受共产党的经济及政治组织和与之结盟”。

确实，与计划针锋相对的正是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这是克林姆林宫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而于1947年10月成立的国际宣传组织，它的明确使命就是，在国际上以及通过当地的共产党，在各个参与国内对抗马歇尔计划。

当时，共产党势力在希腊领导
着武装叛乱，似乎有能力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看来有可能给法国带来混乱，并对德国有所企图──与此时的西方阵营不同，因此冷战赋予了马歇尔计划一种紧迫感和凝聚力。

向受益对象作宣传
从一开始，经济合作署的规划人士就认识到，若要克服很可能出现的政治障碍，他们就必须越过地方执政阶层而直接向公众作说明。

发起欧洲复兴计划“信息项目”
（Information Program）的新闻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在1949年底，把该项目变成了一场在和平时期由一个国家针对多个国家推出的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欧洲复兴计划在罗马的信息主任迈克·伯丁（Mike Berding）在1950年1月的报告中指示：
向人民传达马歇尔计划的信息。

直接向人民传达－－它不会向下渗透。

送到他们那里，使他们能够了解。

在信息项目的全盛时期，似乎没有任何设想会被视为过于庞大或大胆。

工人、经理和雇主都被告之提高产量与生产力、科学管理、以及欧洲单一市场的好处。

在每个国家都有专门刊物报导这些主题，都有联合委员会，都有欧洲领导人观摩美国工厂，都在举行会议，最后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生产力村庄”，让人们可以观摩实际运作的模范工厂和工人社区。

对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例如政府员工、教师、家庭、甚至小学生，美国信息宣传则承诺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活标准，以及一个最终没有对抗的和平的欧洲。

信息项目最终制作出数十部纪录影片、数百个收音机节目、数千份传单，并以巡回展览的方式吸引了数百万观众。

海报、模型、霓虹灯看板、语音讯息和影片都以尽可能生动的形式介绍这一计划，使社会各阶层都能了解。

1949年夏天在威尼斯展览会上展示的一本小册子一上来便对当时的援助品给予戏剧性量化：一天三艘船，一分钟1000美元，一个美国工人两星期的工资。

它用日常语言解释计划的目标与方法，详细说明如何恢复奄奄一息的产业，新机器如何促进工厂现代化，为什么稳定欧洲大陆的经济生活需要整个欧州提高产量。

该小册子在结尾这样写道：
欧洲复兴计划是提供给欧洲国家的一个独特机会，帮助重建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准，到1952年实现经济稳定，而这是政治独立的基础。

……每位工人，每位公民都与这项再生计划密切相连。

意大利和欧洲的未来与和平，全体民众的基本福祉，都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意志和努力。

计划的演变
在所有参与者的记忆中，马歇尔计划的早期阶段——从1948年6月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是纯经济行动与成效的黄金时期。

专家们指出，在1947年至1949年间，欧洲复兴计划参与国的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他们称，“以1938年为比较基准的综合生产指数在1949年上升到115，而1946年和1947年的综合指数分别为77和87。

”农业也得到复苏，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进展则被视为“不平稳但绝对令人鼓舞”。

成员国的外贸恢复到战前水准，而最惊人的特点则是方向的转变。

贸易不再仅围绕老牌的欧洲帝国，而是在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成员国之间形成最快的增长。

历史表明，这是欧洲大陆经济出现的长远结构性转变，而且将在几年内带动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追求。

与此同时，到1949年底已经显而易见的是，当需要作出一些困难决定时，参与国对于欧洲复兴计划的设想与美国策划者的设想在一些重大方面存在分歧。

西欧政府急需欧洲复兴计划的资金，但同时也想针对美国提供的方案自行打交道，特别是在他们所要求的交换条件上。

欧洲人感到，如果需要依赖美国一段时间的话，至少也该是“有条件的”，即按照欧洲“自己”的条件。

马歇尔援助的一大条件是，要求各国立即与欧洲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融合，英国对此强力抵制。

荷兰人抗拒以自由贸易之名打破自身的帝国。

奥地利人直截了当地拒绝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改造该国的铁路和银行系统。

希腊人拒绝采用欧洲复兴计划支持的新货币，因为他们认为黄金主权是唯一可靠的货币交易形式。

意大利工业界领袖告诉驻罗马的代表处主任，不管合成纤维有多便宜，意大利妇女都更喜欢穿以本国天然材料制成的服装。

他说，罐装食品可能价格便宜，但人们更喜欢意大利的烹调传统。

小公司和传统手工艺人的技巧将会一如既往地主导意大利的未来。

到1950年初，实际经验和广泛的民意调查使得看法有了大幅改观，策划者不得不承认，“今天大多数的欧洲人”有一个自身的首要关注：安全。

尽管美国仰赖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马歇尔计划的规划者不得不逐渐承认，欧洲对于建立非共产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有着深刻的承诺。

他们只是坚持要求将益处尽可能广泛分配，既通过计划，也靠改革者的社会民主理想瓦解共产党攻击的基础。

朝鲜战争的冲击
然而1950年亚洲局势发生的意外和可怕的突变，很快给马歇尔计划的生存划上了问号。

北韩在六月入侵韩国，使冷战对抗进一步激化，缩短了该计划的实施时间，并且使之急剧改变，开启了重整军备和“共同安全”（Mutual Security）的新纪元。

国会在1951年和1952年对最初的欧洲复兴计划法案作出修正，追加4亿美元，原本是为继续说服欧洲雇主和工人“接受美国对生产力之社会和经济可取性的定义”，而现在则用来帮助西欧在增加消费品生产的同时增加防卫苏联威胁的国防军工生产。

各国都应为这一总体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故要加强北约力量），并因此重建本国自二次大战以来大幅削弱的武装力量。

经济合作署工作组很快确定，美国要求普遍加强军备与原来的欧洲复兴计划目标没
有冲突，所需只是根据新的要求，调整现行政策目标。

在此背景下，成功的欧洲复兴计划信息项目迅速具有了类似一场“心理战”的架势，产业和工会成为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冷战主要战线。

正如欧洲复兴计划最有影响力的智囊人士之一、助理署长（后担任代理署长）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M. Bissell）1951年4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所述，美国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榜样的力量和消费主义经济对欧洲所有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强大吸引力，最有效地在欧洲展开这场斗争：
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可能被视为肤浅和粗糙文明的两个产物。

但美国的机械设备、美国的劳工关系、美国的管理与工程技术在各地都受到推崇……需要的是一场和平革命，将我国某些已成规和令人向往的特征──从高产到集体谈判等──融入欧洲经济体制……[这]将要求社会态度发生深刻的转变，使之与20世纪中叶的时代节奏合拍。

成果与影响
最后，各个参与国都成功地完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斯尔所说的和平革命。

在经济上，马歇尔计划对希腊、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重要性远胜于它在爱尔兰、挪威或比利时的作用。

对意大利等国来说，马歇尔计划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但另一些国家则连续数年受益。

每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利用计划所提供的经济刺激。

丹麦人获得原材料和能源。

其他国家的人──如德国占领区的人──最需要的则是复兴计划所提供的食品。

在意大利和希腊，对重建铁路、道路和电力供应等的援助带来了最持久的惠益。

在
法国，工业投资最为重要；在英国，对等基金几乎全数用来支付战时债务和使英镑恢复浮动。

奥地利和瑞典两国以各自的理由认为，它们成功地立足于西方阵营始于马歇尔计划。

虽然共产党继续在意大利和法国发展，但至少未能掌权，这些国家继续倾向于西方。

或许，
从总体上受益最大的国家非德国莫属，因为欧洲复兴计划所构想和促成的欧洲一体化使这个新的联邦共和国的实力与声望得以不断壮大上升，同时使邻国的疑虑得到平复。

人们
所期待的法德关系突破确实发生了。

无论其中基于冷战的其他短期原因为何，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变化能够比法德结盟更加突显出此时与一战后的区别。

回顾50年前的经历，在希腊的马歇尔规划人吉姆·沃伦（Jim Warren）仍按捺不住喜悦之情：
我们目标明确；我们充满激情；我们拚命工作；我们缜密思考，我们能够规划，奋进，见成果。

在短暂而集中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以新姿态出现在欧洲，一心一意将美国经济的成功化为其他国家的政治解方，将美国神话变为榜样。

当时，心怀感激的欧洲人谈到这些美国人带来的使旧大陆感到“恢复了勇气和重振起精力”的“希望与信心”。

在欧洲，外来模式和自身模式之间的碰撞推动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繁荣。

欧洲复兴计划
的火星引发出连锁反应。

1957年签订了《罗马协议》（Treaty of Rome），由此诞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虽然这项整合欧洲经济的雏形设计远不及美国规划人员在1949年所要求的那样大刀阔斧，但是在马歇尔计划遗留的成果和承
诺中，没有任何一项比它更加具体实在。

这一奠基性文件开启了欧洲和平的经济融合，
而且至今仍在持续。

至于美国，自从它在第一次大战后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蹒跚登场后，此时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恢弘的战略，诚如蔚拉·迪恩（Vera Micheles Dean）1950年在《欧洲与美国》（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指出，这一战略“与我们作为20世纪最大的债权人、最大的生产商和最大的消费者所担负起的新的责任是一致的。

”美国人也使自己具有了一个新的国家形象，即美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成功地集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导力于一身；而历史注定，每当任何国家在力图摆脱战争和苦难，迈向更有希望的新未来时，这
一形象不断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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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是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国际关系史副教授，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博洛尼亚中心的副教授。

他有关战后欧洲历史的着述包括《意大利1943-1945：解放中的政治》（Italy
1943-1945: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以及《重建欧洲：西欧、美国和战后重建》（Rebuilding Europe: Western Europe, America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他目前的写作计划是《美国和欧洲现代化政治》（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Europe），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埃尔伍德教授是牛津大学罗瑟米尔美国研究所（Rothermere American Institute）2006年研究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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