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变迁对地方生态文化的影响——以西双版纳州大勐龙镇勐宋村为例

生计变迁对地方生态文化的影响
——以西双版纳州大勐龙镇勐宋村为例
郝莹莹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
摘 要：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在经历了以刀耕火种的轮歇式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向以定耕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以及以稻谷、包谷等综合作物种植系统到以茶树栽培、管理的单一作物种植系统的转变以后，勐宋村的哈尼族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变。

哈尼族社会由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复合的社会。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生计变迁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勐宋村哈尼族人已有的传统文化观念。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笔者旨在探讨勐宋村哈尼族人的生计变迁对当地哈尼族本身已有的地方生态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从而更好的探析农村地区在发展的同时如何利用自身的生态文化知识营造特色的村寨人居环境。

关键词：勐宋村；西双版纳；哈尼族；生计变迁；地方生态知识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7X（2018）12.0066-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随着国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家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在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双重影响下，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

无论是沿海城市周边的村镇，还是地处偏远山区的村寨，传统的乡村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除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加，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及村庄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等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转变之外，传统乡村社会内含的乡土知识也发生着转变。

生于斯长于斯，传统的力量固然强大，但是在生活环境的变迁之下，人们也不得不逐步调整自己，按照新的逻辑方式进行理性选择和行动。

新的选择与行动并未带来生存环境的可持续，甚至更多的是造成对乡村原有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冲击。

因此，本文将在文献资料以及实地田野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考察西双版纳州勐宋村哈尼族的生计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当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变迁的生计方式对当地的哈尼族人、生态系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进一步探析生计方式的变迁对当地原有以民族基本信仰为基础的地方生态知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冲击，从而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地方传统的生态文化知识在维护当地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民族生态文化保护以及利用特色的生态文化知识构建和谐的人居环境提供一些启示。

二、勐宋村概况
“勐宋”一词来自傣语，“勐”是位于平坝或盆地的大部落（或部落联盟）之意，“宋”为“高山”的意思，所以“勐宋”就是高山盆地的部落。

勐宋村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最南端，南与缅甸接壤，西与勐海县的布朗山隔山相望，东与勐龙镇曼伞村委会毗邻，北与勐龙镇曼博村委会相连。

[1]
（一）自然概况
勐宋坝是西双版纳海拔最高的坝子，辖区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海拔2013米，是由远古时代巨大的火山喷发后岩浆和火山灰回填火山口形成的高山盆地。

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区，由于受印度洋海流和当地地形的影响，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600～1800 mm之间。

全年干湿季明显，80%的雨量集中在6月至9月的雨季，年均相对湿度在80%以上，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冬季有轻霜。

[2]勐宋村委会，辖区99.8平方公里，森林面积覆盖率达90%；耕地面积4249亩，其中水田面积2740亩（绝大部分集中在坝子中心的位置）。

（二）民族概况
勐宋村委会现共有11个自然村（曼卖窑、曼加干边、曼窝科、曼加脚、大寨、曼加坡坎、回沙拉、丫口、阿克、蚌半、拉祜新寨），共有623户2883人，除一个拉祜族寨子外，其余均为哈尼族（阿卡）寨子，勐宋哈尼族又分为僾尼和阿克两个支系。

哈尼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居住于此的哈尼族人也不例外。

公元七、八世纪的唐代，哈尼族主要聚居在红河中游两岸地区。

九世纪以后，逐渐南迁，移居“勐泐”[3]一带，《元史·地理志》称他们为“和泥部”。

历史上一直处于傣族封建领主“宣慰使”的统治之下。

现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主要分布在勐海县的格朗、南糯山、西定山、巴达山地区以及勐腊县的勐满山区、易武山区和景洪县勐宋山区。

[4]据用哈尼族父子连名制推算，勐宋哈尼族是从南糯山、格朗和等地迁来的，距今约有12代左右，240多年的历史，大多属于僾尼人支系。

[5]当然其
他也有从缅甸附近、布朗山等地迁入的哈尼族人。

而勐宋村唯一的一个拉祜族寨子，是1982年从缅甸迁入的，共13户，据2016年勐宋村委会的统计资料显示，拉祜新寨全村共有8户44人。

（三）历史沿革
勐宋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隶属于傣族封建土司。

哈尼族有耕种、居住的权利，但是土地最高所有权归属于傣族封建土司，每年要向傣族封建土司进贡一定的物品。

但是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各村寨已有自己的辖区范围，除少量水田、茶园和园地属私人所有外，大部分荒山荒地仍属村寨公有，村寨成员可以自由开垦。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山区哈尼族经济发展的特点，采取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生产，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鼓舞下，哈尼族聚居的村寨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勐宋哈尼族主要受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由勐龙土司头人管辖，因此勐宋的哈尼族社会内部还是保留着原始公社时期的一些特征。

新中国建立以后，勐宋的哈尼族村寨逐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管理形式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哈尼族的自身文化在村寨发展的乡土实践中发挥作用，也并没有影响哈尼族自身所拥有的民规乡约对村民的约束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虽然传统的乡土知识在实践中发挥的效用正在减弱，但是对于勐宋的哈尼族人来说，由传统的民族信仰建立起来的哈尼族规范与礼仪在实践的场域中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传统的生计方式
生计是处于一定生存环境的人们谋取衣食和住所以维持生计的最低的手段和方法。

生计方式也就是人们对于适应所处环境所采取的整套的谋生策略。

[6]人们的物质生活建筑在对所处环境的利用上，因此，对于持续发展的追求促使人类建立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物质获取方式，并且围绕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实践，建立起一整套以信仰为基础的文化机制，在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宗教崇拜、禁忌以及礼仪规范等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内化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

当然，哈尼族也不例外，在其特定的生活环境之下，建立了一整套的信仰文化体系，而这也为我们理解勐宋哈尼族的生计方式以及生计变迁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

迁徙的历史，是哈尼族历史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几段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在迁徙过程中完成的。

哈尼族的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也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的，在未进入红河流域创造梯田生态系统实现定居农业之前，哈尼族也曾处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

因战乱等原因不断迁徙的哈尼族，进入红河流域之后，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梯田农耕生态系统，实现从原始农业像传统农业的转变。

但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或因外族的影响，或因地理环境的限制，有的并未形成梯田稻作农业（例如勐宋的哈尼族），而是继续从事刀耕火种，狩猎采集，并一直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进入西双版纳之前哈尼族已经是稻作民族，但是居住在勐宋的哈尼族，由于世居山区水田较少，故他们的生计方式依旧是以刀耕火种的轮歇农业为主，辅以采集和狩猎。

后期哈尼族人在勐宋坝子中开垦出水田，由此形成了刀耕火种与水田农业并存的格局，但是水田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少，因此虽是两者并存但是仍然以刀耕火种的轮歇农业为主。

农作物主要有旱稻、包谷、黄豆、东瓜、黄瓜、茶叶、薯类等，并且勐宋村的哈尼族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开展经济作物的种植：茶叶、棕榈藤、竹子以及蓝靛。

哈尼族社会商品交换很不发达，除了茶叶等经济作物作为副业用以交换之外，其余的农产品大多供家庭自身消费使用。

因此，在传统生计方式之下的哈尼族社会，是一个结构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社会。

但是在这个单一的农业经济社会之下，勐宋村的哈尼族所创造的是一个综合作物种植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由村寨、森林、轮歇地、水田以及沼泽地构成的良性生态系统。

刀耕火种的轮歇式农业之下，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反而保持了很高的森林覆盖率。

在勐宋村，哈尼族通过对森林进行功能的区分，划分了护寨林、坟山、水源林、棺木林以及薪炭林五种山林类型，并且勐宋村传统的乡规民约共同维护着不同山林类型利用方式的严格遵守。

五种类型的功能性区分以及不同的利用方式来源于其对于特定居住环境的适应，也源自于哈尼族自身的文化信仰体系，更源自于其信仰体系中所蕴含的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感。

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

[7]也正是这种围绕轮歇式农业产生的原始宗教信仰，孕育了哈尼族对于人与自然和生态和谐相处的观念体系，更建构了哈尼族的生产实践活动。

四、变迁的生计方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去不复返。

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在历史的洪流中，都必须做出积极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勐宋哈尼族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刀耕火种的轮歇式农业，开始发生转变。

（一）作物变化与生计变迁
传统的生计方式之下，勐宋村种植农作物的种类丰富多样，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的限制，一年只能种植一季稻谷。

因此，为了维持生计，在农作物种植比例的选择上，主要以种植稻谷为主，在稻谷收割以后，会种植一些包谷、黄豆、东瓜、黄瓜、薯类等农作物，但是这些与茶叶一起构成村民的附属经济作物而存在。

1、稻谷种植的变迁
勐宋种植稻谷的土地分为两种类型，即水田和坡地（旱地）。

由于水田的面积比较少，所以通过轮歇地的方式在坡地上大面积种植旱稻以维持其生计。

20世纪50年代后，在社会政策的引导下，哈尼族人积极开垦土地，变轮歇式农业为定居农业，开始走向精耕细作型农业。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开始在这一地区推广农业耕种技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逐渐减少，畜耕与植稻技术在勐宋村得到一定的推广。

到20世纪80年代后，哈尼族聚居地区开始大量推广杂交包谷、杂交水稻以及化学施肥、除草等技术，但是哈尼族在采用刀耕火种的轮歇式农业的生产技术下，坡地上（旱地）主要采用的还是传统稻种，当然也有适合水旱两用的传统稻种。

在当地的特殊地理环境之下，杂交水稻需要配套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且他们自己不能留种，故杂交水稻也就没有在勐宋村推广开来。

勐宋的传统稻种有30多种，一种稻种在一块地上栽种两三年以后再轮换一下，这些传统稻种不用施肥，也不用打药，因此传统稻种成为农民最终的选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稻谷的面积在逐渐的减少，传统稻种的品种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勐宋村委会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勐宋村的耕地总面积为4249亩，其中水田面积占2740亩，但是耕地的播种面积在不断下降，2013年包谷地、旱稻、水田以及菜地的年播种总面积在4454.1亩，而在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年播种面积仅有2439亩，其中旱稻的播种面积仅有81亩，水田的播种面积仅有381亩。

现在村民所食用的稻米基本上来自于在市场上购买，在访谈中，村民告诉笔者，他们已经有六年的时间没有种水稻了。

时至今日，稻谷对于村民生计的支持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

2、茶叶种植
与稻米种植面积的不断下降相对的是，茶树总面积的不断增加。

在历史上，虽然清代民国时期勐宋古茶山就已是普洱茶的原料产地，但是原先的用途是通过通往缅甸景栋、当其力、泰国闷塞等地的马帮，用于换取食盐、生活用品及日用品等。

解放后到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在勐宋村设立了茶叶收购站后（名称为外贸公司），才有了大量销售茶叶的条件。

但茶叶知名度不高，在史籍中没有记载。

虽然茶叶作为林下经济作物很早就已存在并形成了一定面积的古茶园，但是一直以来茶叶收入在农民的生计中并不占主要的部分，生计维持主要靠稻谷带来的经济收入。

进入21世纪，云南茶业迈向了新的发展时期，茶文化的复兴，茶叶市场的走俏，推动着茶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2001—2008年云南茶业迎来第四个大发展时期，云南普洱茶茶园面积突破500万亩，8年间增加252.45万亩，增了1倍；茶叶产量突破17万吨。

截至2015年，云南普洱茶637.2万亩，年产量达到36.58万吨。

[8]市场与政策引导的双重激励下，勐宋村的茶园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2006年勐宋普洱茶在广州茶叶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后，勐宋普洱茶的茶价不断上升，甚至飙升至每公斤400元，更加促进了勐宋茶园种植面积的扩大。

目前勐宋村的茶园面积到已经达到了19700亩，其中古树茶面积6000多亩，而古茶树处于森林保护区内，据推算其种植历史约370年左右，年产毛茶在150吨左右。

[9]在大面积的坡地茶种植取代大面积的山谷（旱稻）种植之后，茶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已经取代稻谷成为勐宋村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

3、其他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
在“景洪市边境一线兴边富民片区综合示范项目”之下，村民近些年也开始在台地茶园中套种核桃、澳洲坚果、蓝莓等经济作物。

除了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存在之外，外界工商资本的不断涌入，使得有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勐宋村开始出现。

当然资本下乡这样一个结果的呈现，是政府与资本共同催生的。

资本下乡在勐宋村表现出明显的非粮化倾向，早期有韩国人、浙江人到勐宋村承包茶园进行茶叶加工。

在2008年到2009年的土地平整项目之后，进入到勐宋村，对平整之后的2000多亩土地进行土地承包，并在此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

自此，土地流转、以及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使得勐宋坝的耕地的传统利用方式大部分被改变，选择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的比例发生深刻转变。

到2017年7月份为止，集中分布在勐宋坝的2000多亩土地共经历了三位经营人。

首先在2011年将土地组中给西瓜种植商，种植西瓜，租种期为一年；2012年开始土地荒废；2014年到2016年作为政府建设的勐宋村委会“兴边富民”项目建设蔬菜种植实验基地；自2017年始，2000多亩土地统一流转给一位东方农场人，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对这片土地实现规模性的经营，采取的是订单农业的形式种植红薯、辣椒。

自2011年开始土地流转之后到2017年7月份为止，2000多亩的土地只有在流转出去的第一年是被完整利用的，其余时间绝大面积都是处于闲置状态下的。

当然，土地的荒芜是受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在这个时间的场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然。

其中有政府平整土地带来对于原有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而适应规模化经营的农田灌溉与排水系统又没有建立的原因；有规模经营主体在种植西瓜时，大规模喷洒农药造成的土地污染、使用薄膜等带来的农业垃圾、以及西瓜种植自身所携带的根病的原因；也有村民面对水稻种植与茶叶采摘相冲突之下对水稻种植意愿低迷的原因等等。

现在进入到勐宋村中，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大面积的稻田、包谷地，进入眼中的是一片片的茶园。

就连作为勐宋粮仓的坝子中都不见了水田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杂草丛生以及其中夹杂着的几个塑料大棚。

因此，社会发展的深刻实践中，农作物种植比例的变化深刻反映着勐宋村的生计方式动态的变迁历程。

（二）生计策略选择的变迁
在由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社会向开放、多元、复合的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勐宋村的村民生计策
略的选择也由单一性开始走向多样化。

1、作为雇佣劳动力的出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部的环境逐渐催生着人们从传统的乡土知识中跳出站在更加理性的视角来进行选择，存在于勐宋村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换工制度作用的范围正在逐步的缩小，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农户转作为雇佣劳动力而存在。

茶叶取代稻谷成为勐宋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采茶季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般春茶期间用工量最大，且村子里几乎每家都有茶叶地，因此也就使得原来围绕刀耕火种的轮歇式农业而存在的换工制度难以发挥效用。

因此，采茶需要的工人，通常来自于周边的傣族、布朗族以及距离勐宋2公里以外的缅甸。

采茶的时间比较集中，但是有时村子里每一家的时间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由原来的稻谷种植中的换工制演变到现在的有偿劳动。

市场经济与政策的双重影响之下，资本下乡进入到农业领域中，因此作为土地资源的提供者的普通农户，从土地经营主体变为雇佣劳动的主要提供者。

因此，在土地的租金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基本生计时，就可以通过提供雇佣劳动来维持其生计。

调查中笔者发现勐宋村外出务工的人很少尤其是当地的哈尼族男性，基本上集中于在本地做散工，除了哈尼族本身的习俗约束之外，勐宋村及其周边可以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供其选择。

因为除了采茶需要用到人工之外，其他的还有附近的矿山、东风农场以及最近兴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下开展的规模性农作物种植等等都是其可以提供劳动力就业机会的。

2、茶叶产业发展与生计策略的选择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催生人向更高层次的生活迈进，勐宋村的村民在时代的发展之下也开始探索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勐宋村的茶叶经济已经从最初的售卖鲜茶叶、干毛茶发展到现在的茶叶初制厂等形式。

虽然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制茶技术，但是技艺的娴熟程度与制茶的规模时不同的。

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止步于干毛茶的生产与加工，而是开始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以家庭为单位创办了自己的干毛茶加工的初制厂，或者农民自身组织起来创办的茶叶公司以及各种形式的茶叶合作社来建立自己的茶叶品牌。

例如：成立于2008年7月20日的景洪勐宋阿卡古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有46户，所成立的茶叶基地，茶园的面积达到500余亩。

家庭中的成员不仅仅承担着鲜茶叶的采摘以及干毛茶的加工的工作，很多家庭也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以更好的销售自家产的普洱茶。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更像是一个自营者,家庭成员开始越出家庭的范围，通过接受茶艺、电脑、线上销售等技术的培训，得以参与到更大的平台上来进行选择。

这些针对性的技术培训，给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与指导，从而进一步为生计策略的选择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传统生计方式在时代的发展之下走向变迁，但是勐宋村的生计方式并没有完成生计方式的转型，勐宋村的生计方式依然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其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所实现的变迁只是经济结构的内部调整，由主要依靠传统的稻谷种植获取经济收入转变为主要依靠茶叶获得经济收入。

这一过程中，生计方式的变迁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在逐渐的为村民创造出多样化的生存策略。

多种因素推动下的生计变迁，是嵌套在勐宋村的特定的环境之中，动态的变迁过程中，深刻的乡土实践建构勐宋村的生态环境，也建构生活于其中的每位村民。

五、对地方生态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物质财富的生产建立在对自然环境利用的基础之上，在持续的从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源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会建构起一套能够获取物质资源的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的建立是各个民族应对自然与社会的结果，是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中形成的。

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包含了其对于生活自然环境的基本认知，也包含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定义。

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地方生态文化，就是勐宋人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应对自然生态系统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勐宋村哈尼族建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

这样一种地方生态文化是旨在从生态系统中，为聚居勐宋的哈尼族人民获取资源，维护生态永续发展而建构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

[10]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当文化变迁的速度低于实践的速度时，就会发生断裂，原有的良性循环系统也就会受到影响。

在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生计方式的不断变迁，地方生态文化发挥的作用正在减弱，人们在进行选择的思维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一）对宗教信仰文化的冲击
哈尼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勐宋村的哈尼族也不例外。

生计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与森林、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自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

围绕着传统的生计方式——轮歇式农业所建立的生态文化体系，与哈尼族本身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密切相关。

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

在刀耕火种的轮歇式农业生计方式中，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使其建立了一整套的禁忌与规范。

对于人、鬼、神三者的划分，相应的也就区别出了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人在可以活动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

例如：在传统的生计方式下，沼泽地、天然湖泊等被划分为绝对的保护地，认为那里是鬼神的居住地，是要人的活动区域进行区别的；不同的山林类型，有不同的作用以及不同的运用方式，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以及来自于乡规民约的约束，森林被保护的很好。

即使在可以砍伐的山林类型中，比较大的树木也是被保存下来的，在哈尼族看来这些书目周围居住着神灵。

但是生计变迁的现代社会里，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及对于人类自身能力认识的加深促使传统信仰文化中的蕴含的对自然地敬畏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理性的工具性行为。

散布于森林中的轮歇地变成了大面积的茶园，但是森林的面积在逐渐减少，而茶园的面积在逐渐扩大。

笔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