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孩子们：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与代际传递研究

特别企划Te Bie Qi Hua
实证调研Shi Zheng Diao Yan
流动的孩子们：新生代农民工
生命历程异化与代际传递研究
□ 陈　雯
摘　要：在数量和力量上已成长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世代上亦继替为80后、90后和
00后并存的三代青年，深受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和生
命质量成为深刻影响乡村结构变迁和社会现代化质量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对
长三角地区务工的3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4年多的访谈资料，探讨新生代农民工
生命历程特征与规律的研究。

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呈现家庭弱
化、抚育弱化和打工催化、婚育催化等“两强两弱”的功利化与去情感化总体
特征；（2）“强弱继替”的生命历程隐含着与双亲疏离异化、与自身打工劳动异
化、与情感期待疏离异化及与幼年子女疏离异化等四重深层危机；（3）四重异
化特征衍生出弱家庭发展能力、低代际关系质量和强阶层固化的三种代际传递
风险；（4）着力教育体系、用工体系和社会体系建设成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生
命历程异化危机、提升生命质量的三重源头机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代际传递
一、问题的提出
“个体生命带有社会世界的印记，剧烈变迁的时代尤其如此”［1］。

如果说解放、“文革”、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深刻影响50后、60后和70后等三代人命运成长与前途发展的集体记忆，那么家庭离散［2］、情感弱化、教育弱化、打工催化、婚恋催化［3］及婚育困境［4］等特殊生命历程和成长经历，已经并将持久影响80后、90后和00后三代农村青年的社会化进程、生命周期和生存质量，由此衍生的弱家庭发展能力、低代际关系质量和强阶层固化等一系列问题与尖锐矛盾，成为破解乡村振兴主体缺失、基层社会整合乏力及社会现代化速度质量失衡等重大难题的深层关键。

DOI:10.19633/ki.11-2579/d.2019.0043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市
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隐形之手三重力
量［5］正推动中国以特有经济奇迹和治理模式重启现
代化进程，加入世界体系。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如
果说一个13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以稳居世界第
二的经济总量为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奠定自信基础，那
么优质均衡的社会结构和人口质量则成为国家持久强
盛的关键力量，那么深度城镇化阶段常住人口和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间近20%的质量差距（至2017年底，中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至58.52%，进入城镇化深度发展阶段，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人口比重，流动人口规模已达2.86亿）、GDP总量世界第二的瞩目成绩和居民幸福感全球80名（根据联合国连续发布的《全球幸福报告》，中国
排名2016年为83/157、2017年为79/155）的严重滞后等尖锐矛盾，亟待国家战略重视和学界规律探索。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央以对40年社会主要矛盾质变的判断释放最高关注。

学界在反思改革40年“时空压缩”社会巨变的“变迁之痛”，探寻“发展升级”“社会融入”“城乡融合”等宏大命题基础上，探寻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规律、保护人类生命周期成长规律，深入理解宏观制度变迁和微观个人生活机遇［6］特征的生命历程研究视角依然是迫切关键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看，至2017年底，16~40
岁新生代在数量上占据全国2.86亿农民工总量的52.4%（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27日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老一代农民工占总量的49.5%，呈现女性和有配偶外出农民工占比下降、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等总体特征），在世代上正更替为80后、90后和00后并存的三代青年，在生命历程上已度过幼年、少年和青春期，步入成年早期、成年期及至中年，在生命周期上正处于外出打工、恋爱结婚、生育抚幼等成家立业与婚育高峰的关键阶段。

40年来，学界高度持续地关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从2001年概念首次提出至今的近20年，研究基本已覆盖社会融入（包括城市融合、社会融合、市民化等不同表达）［7］、身份认同（包括社会认同、社会排斥等）［8］、就业质量［9］、婚恋模式［10］等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领域，亦有学者关注流动或留守的差异经历对其就业质量、城市认同与融入［11］消极负面影响等。

但遵循社会科学关注人类作为身体、精神和心灵的综合体规律，进而整体性、系统性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特征及影响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从生命历程研究来看，作为探讨“人如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活出一生”为主要议题的社会学重要研究领域，生命历程研究在国际学界经历三波发展高峰、形成两大研究范式，在国内则经历新世纪之前和之后的两次高峰［12］。

从托马斯等以五卷本《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开创移民生活轨迹与生活史研究，到芝加哥社会学派以迅速扩张发展的芝加哥城市为实验基地，关注贫困、越轨、犯罪及社会分化诸多社会问题；从凯恩对“生命历程”、曼海姆对“世代”及雷德尔对“同龄群体”等概念的社会学界定，到PSID 的经验数据和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联姻”关注经济环境、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儿童经历等追踪研究，再到“大萧条的孩子们”开启的重大特殊社会事件影响生命历程的北美埃尔德范式，及突出宏观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形塑生命历程的欧陆科利范式，欧美100余年生命历程研究嵌入渗透于广阔宏大的社会变迁与成熟稳定的社会科学发展。

回到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学者们致力于传播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本身［13］，更致力于以定量或定性的实证方法捕捉剧烈社会变迁中的重大事件影响特别群体生命历程的问题研究，比如文革、改革等特大历史事件［14］，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国企工人的失业下岗等不利经历［15］，“七八月”出生、独生子女、早年不幸等客观生命特征的影响等［16］。

国内外学者的独特视角和以往从代际比较、留守经历、家庭抚养为切入点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质量及反社会行为等重要议题的研究，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连续性的深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等课题支持下，笔者在前期研究揭示家庭与婚配悖论、解析婚恋模式困境基础上，持续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性生命历程的发展与特征。

通过梳理客观时序化的生命经历，理解流动常态、多向流变的青年民工真实需求，发现生命历程与社会化特征趋势，揭示其后衍生的家庭与社会影响，以期为新时代人的全
面发展路径、社会现代化提高着力点及城乡高质量融合与一体化等重大议题提供思路良方。

在2014—2018年的4年半时间里，笔者接触并深入了解了6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历程和生活史。

通过在南京、苏州、昆山、上海、宁波和安徽L村、河南H村等“五城两村”的实地调研和回访，笔者保持对其中30位青年农民工进行跟踪研究，获得其原生家庭、新生家庭、流动打工生涯和生活变动的一手资料。

多年田野调查证实，无论是刚满18岁已开启打工生涯的00后、正面临婚育高峰的90后，还是年近不惑且家庭事业面临新挑战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一群具有成年之前留守、流动或流动留守交替、成年之后外出务工、多次流动甚至终生流动等典型共性的“流动的孩子们”，但这群看似以低成本静悄悄长大的流动的孩子们正静悄悄地掀起一场新的社会变革。

二、功利化与去情感化：
新生代农民工“强弱继替”的生命历程
1.生命早期的家庭弱化
主要是指青年民工从0~6岁的婴幼儿期及至6~18岁的青少年期，在高度需求双亲抚育和家庭庇护的生命阶段却因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务工而衍生的长期由父母单方抚养、手足相互抚养、祖辈隔代抚养、亲属寄养、民间机构代管及学校住宿等多元异质不稳定抚养方式下，导致孩子们留守、流动或二者交替并在时间和空间上未能生活在完整原生家庭、享受传统或正常意义上健全家庭所能提供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和安全、归属、陪伴、教育教养及温暖亲密等精神情感需求的客观现实和生命成长状态。

在时间节点上，家庭弱化通常早及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后的婴幼儿期、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期、及至成年后的整个生命历程。

“奶奶就是妈妈”“分不清妈妈和奶奶”“常年见不到爸爸”“对‘家’没有清晰概念和边界”，几乎成为已经成年的青年民工的集体倾诉。

如00后个案小华，提起母亲把不满一岁的自己丢给奶奶抚养而随父亲外出打工常年不回的幼年经历对父母充满仇恨；而90后个案小英，提起母亲未婚先孕，回父亲老家生下孩子便不辞而别的凄惨出身而痛哭流涕，因为自己从未见过母亲，更未享受过母爱。

已有数据显示，“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超60%愿把孩子带在身边、举家外出的趋势有所加强［17］，但青年民工自身大多在留守中孤独无助地度过童年与少年，是由祖辈抚养成长的“制度性孤儿”。

多数青年不仅当前与父母不在同一城市务工，其在成年以前的少年、童年乃至幼年就一直与父母十多年间聚少离多甚至终生分离，成为生命历程的一大重创。

在逻辑策略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强势地位和主动选择权力的父辈祖辈，总体上呈现重视金钱收入、轻视家庭完整，重视衣食住行物质生活、轻视依恋情感等精神需求，而处于被动接受和弱势地位的孩子则强调对完整家庭、父母关爱、陪伴依恋的强烈情感需求。

如经济一般的个案陈母，反复强调夫妻二人打工艰辛赚钱供养三个子女读书，两儿一女在镇上租房子上初中，做饭洗衣和日常生活基本独立负责，亲子见面每年一到两次；而经济稍微宽裕的个案张母，则炫耀孩子被托管给班主任，衣食住行和学习都由老师负责，自己会在逢年过节带着孩子去感谢老师。

2.青少年期的打工催化
主要是指青年民工在达到法定接受入园入学等义务教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由于家庭教育薄弱、家庭归属感欠缺、家庭支持匮乏等隐性原因和学校教育吸引力低、知识基础薄弱等显性原因长期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教育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悲观错误心态，进而厌学、逃学、提前离校、主动辍学、进城务工等客观现实和生命发展状态。

从时间节点看，打工催化可能伴随依然泛滥于乡土的读书无用观和性别偏见早早出现在青年民工幼年和少年时期。

如90后个案小妮，坦言自己上小学时就已经担负起照顾3岁弟弟的日常生活和为爷爷奶奶做家务的重担，而每逢父亲务工回家总是强调女孩上学也白上，上也上不成，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赚钱。

在“亲情匮乏”和“流动拉力”双重影响下，15~17岁的大龄留守儿童更易主动辍学为“新生代农民工”。

如80后个案小辉，虽然父母很期待自己作为长子能上大学而愿意为他学习付出所有，但是他就是特别讨厌上学，一坐进教室就头疼，老师所讲内容几乎听不懂，加上平时父亲总是唠叨他上学花钱多，挣钱辛苦，他反而非常羡慕外出打工身心自由并强烈渴望花自己赚的钱，父母看他无望读高中，便在他16岁初二时就带着他一起到昆山工厂干活了。

在逻辑策略和价值取向上，享有地位和财
富双重优势的父辈多年来一直较大程度地呈现重眼前、重短期显性效益和轻长远、忽视隐性财富的总体特征，外出打工在很多父辈眼中不仅能带来更多收入报酬和财富积累，还能为孩子寻找一份合适的技能，以备“长远发展”所需。

就如90后小强的母亲所说的那样：他没上成学我也没办法，跟着他舅舅到城里学手艺当水电工，工作好找，福利保险都有的，一个月好几千，比大学毕业生赚的钱还多，上不上学影响也不大，我们农村越来越不看好上大学了……
3.成年早期的婚恋催化
主要是指具有生命早期家庭结构模式混乱、家庭教育和陪伴缺失、家庭功能不健全等弱化经历的青年民工，在步入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生命成长阶段，就受到来自父母家庭的以打电话、发短信、微信、QQ 信息或视频等间接沟通交流方式，或假期、节日返乡家庭团聚见面时面谈等直接沟通交流方式，叮嘱、强调、催促订婚结婚生育等婚配议题，进而延伸演化为说媒、见面、定亲、婚姻仪式举办等一系列婚配事宜的生活状态。

从时间节点来看，忽视子女生命早期家庭健全和教育教养等基本职能的父辈，却对子辈的婚配达到少年或青春期必须订婚、履行完整仪式、谈婚论嫁持有过度重视和强迫心态。

访谈中父母利用假期张罗儿女相亲的平均年龄为18岁，订婚年龄为20岁，结婚年龄不超过22岁。

并且诡异的是，深受血亲关系、父权文化及独立艰难等多重制约，早早辍学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又以主动配合、被动接受甚至反抗逃避等多种姿态［18］应对来自父辈家庭的相亲、订婚、婚俗仪式、生儿育女等婚育议程，使得生命早期呈现的集体性家庭“弱化”壁垒再次延伸至成年早期的早婚早育集体性“催化”，妥协缘由中的亲缘纽带和乡土文明的沿袭固然不可忽视，但流动打工的艰辛、城市生活的高成本、身份认同的困惑、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获得缺失等深层原因更为关键。

从逻辑策略和价值取向来看，视子女成家立业、娶媳嫁女为己任的父辈成为婚恋催化的主体，而婚配主体的青年民工成为催化的客体与配角。

拆分离散的家庭模式下，多年的聚少离多导致父辈民工已客观或主观地忽略轻视了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倾力帮助子女顺利盖房买房、订婚结婚、抚育幼儿，不仅是其参与子女生命成长外显可见重要贡献的最后一个抓手，更是其父权主导思维模式下自我生命圆满完整的最高价值体现，还是其内部家庭生活和外部社会交往中自我认同与肯定的最大谈资。

如育有三个儿子的倪父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到处炫耀自己多年打工赚钱“非常有本事”地全款为“一无是处”的大儿子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为在武汉做生意的二儿子买房贡献了首付，这自然也成为他教训儿子要孝顺养老、多生孙子的砝码武器。

只是重成家立业、结婚仪式等形式化议程，轻情感质量、生活独立等婚姻关键要件，为催化的婚姻家庭埋下重重风险隐患甚至无尽创伤。

4.成家立业后的抚育弱化
主要是指青年民工深受父辈打工赚钱、早婚早育双重催化下订婚结婚后生育子女却呈现幼年子女由祖辈代为抚养照顾的常规模式，以及青年父母相继出现婚姻破裂、家庭解组、外出务工、密集劳动等多重因素导致抚幼参与不足、亲职弱化甚至缺席的客观现实和成长状态。

从时间节点来看，无论“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还是非婚边缘婚恋的不同模式选择，青年农民工在恋爱、订婚和结婚后大多较快怀孕生育升级为父母，并且深受重男轻女、男性生育偏好陋习沿袭，不少年轻母亲因被迫尽早生出儿子而在短短三五年内生育三到五个孩子，却没有真正的物质精神双重抚养幼儿的能力和实力：他们有些经济拮据，缺少抚养幼儿成长的基本经济条件；有些父母太过年轻心智脆弱，没有做好抚养幼儿的心理准备和主动学习能力；还有些父母因情感淡薄，在抚育幼儿的漫长过程中日益彰显而婚姻脆弱等，这些都进一步导致青年父亲和母亲以外出打工奋斗赚钱或逃避责任的方式由祖辈代为抚养孩子，从而使得孙辈从婴幼儿时期迅速沿袭父母留守儿童和家庭弱化的命运。

在逻辑选择和价值取向上，父权思维的主导和沿袭鼓励父子两代民工一致性认同祖辈无止境地为子辈和孙辈奉献，这既是祖辈能力大小的价值表现，也是获得养老资格高低强弱的重要条件。

如年轻的祖母倪母表示：既然她（儿媳）听话如愿为我们生出了小孙子，那这个只大一岁的二孙女我们老两口就无怨无悔地帮她带大，暂时也不指望她打工赚钱，先把小孙子带大到上学再说，平时花销我们供养，要是没有孙子我们在村子里也抬不起头……
三、异化与疏离：
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变异的四重特性
历经战争的创伤与代价，人类自“二战”后开始高度关注自身的健康福利和生命质量，顺利完整并幸福地度过一生成为衡量个体生命质量、个体现代化程度和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然而，对40年来伴随“民工潮”而相继出生的80后、90后和00后三代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时间、空间和阶段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这一数量过亿、贡献巨大、世代递增的重要群体正在近半生的生命过程中持久体验典型的生命早期家庭弱化、青少年期打工催化、成年早期婚育催化和幼年子女抚育弱化的“强弱交替”等“类战争化”不良甚至痛苦经历，父辈主导的生存至上、金钱最重等功利化和陪伴最轻、精神忽略等去情感化家庭策略，表面看似并未阻碍青年民工身体发育、打工赚钱、社会交往和成家立业等外显可见的形式化社会化议程，却在实质上暗含生命体验和质量变异疏离的巨大创伤，本文称之为“异化”。

新生代农民工异化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化过程静悄悄地隐藏在四个层面。

1.亲情异化：与父母双亲的疏离
首先，弱家庭庇护与去情感化的早期生命历程，导致血亲纽带的松散脆弱甚至断裂隔离。

即那些遭遇离散家庭的子辈越是通过信件、短信、电话、视频甚至当面等多种方式，倾诉思念、无助、孤单、痛苦及对团聚的期盼、幸福的渴望，那些在外艰难务工生活不易的父辈越是否定思念孤独等情感的价值合理性，亦越是强调返乡团聚的无效用，强调自身选择安排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此种长期的否定和忽视短期造成子辈以沉默方式忍受或叛逆的方式反抗，长期造成与父母的疏远、对学校的迷茫和对乡土的逃离。

出来打工三年了，我经常大半年都没有给他们打过一次电话，不知道该说些啥。

他俩一起在工地上干活，完全不懂我这电子厂里的工作，每次妈妈打电话过来我接了也都是听着，每次反复叮嘱就那几句话，把钱存好，不许乱花，过两年娶媳妇买房子要花大钱，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没想过结婚成家这件事儿，我宁愿过年也不回家……（个案小智HN~SZ1709，男，20岁）
我生孩子坐月子娘家一个人都不来，他们当初不同意我远嫁，后来又打电话说我是外人，两个兄弟家的三个孩子都忙不过来。

现在孩子都快两岁了，全靠我一个人照顾，有时太累了，和老公、婆婆吵架，他们也拿娘家人说事，我心里都特别苦特别恨，感觉自己像个孤儿无依无靠……（个案小红AH~NB1802，女，23岁）
千百年来，家庭作为首属群体成为人类抵御“无情世界的避难所”和坚强稳定堡垒，但遭受结构破坏和功能重创的流动农民家庭为子女成长中受到身体伤害、教育中断、就业挫折、心灵孤独及精神创伤埋下重重隐形炸弹。

访谈中几乎所有已婚青年都经历过和父母天天打电话、盼望团聚，到失望孤独、放弃团聚梦想，再到相对无言、冲突矛盾至分家独住的纠缠。

其次，功利并间断的亲情联结加剧功利代际关系和父权延续的双重累积劣势。

即那些越是轻视忽视情感联结、情绪认可和教育功效而重视强调赚钱收入、结婚生育的父辈，越是容易在子辈盖房买房、订婚结婚、养儿育女甚至生活花销方面无情地沦落为自动提款机和廉价保姆的功能型“棋子”角色；父辈越是因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和收入降低等原因而对子辈开始有情感支持、养老支持和经济支持等期盼索取，子辈越是容易陷入轻视忽视父辈情感需求，强调重视其经济支持和抚幼职能等功利价值高低的代际轮回和不良代际关系。

研究发现，伴随生命的延展，失望甚至仇恨尤其会在新生代农民工盖房买房、订婚结婚的巨额花销压力和生儿育女、养育幼儿的巨大时间花费压力下变异为无情的功利化索取。

如个案小印，在婚礼上因新娘嫌弃“压手钱”太少而哭泣不肯下车时咆哮着质问父亲：“之前彩礼16万你都那么大方了，再拿两万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连这两万块钱也拿不出来吗？”而在半年后伴随女儿的出生，小印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母亲从天津回到合肥为其照顾孩子。

在访谈中，小印母亲哭诉儿子、媳妇的强势无情和挑剔，媳妇小慧则强调夫妻两人工作赚钱重要，婆婆照顾孙子天经地义，否则就是没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

而除了打工赚钱、养育孙辈等实用价值，对父辈工作的尊严、存在的价值、自由选择的权利及母子亲情等几乎完全无视。

2.劳动异化：与打工职业的疏离
首先，密集劳动与频繁流动就业抑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满意度的提升，导致他们越是频繁更换工作的种类和次数，越是不能感受到工作带来的价值提升和工作过程的快乐，他们越是辛勤卖力地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