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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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神的等同是不需要证明的。
这当然也是柏拉图对神的一贯的认识
在《理想国》3、4卷中,神与英雄是善的,在《法律篇》卷10中,世界灵魂也是善的。
正是善的本性,使神要求一切东西尽可能都和他本身相象,善有如太阳,必然普照一切
“神要求一切事物尽可能都是善的而没有一件是恶的”,而这种善的具体表现就是秩序,“当它接受了一切可见的事物,发现它们不是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在无规则无秩序的运动中,它就将它们从无秩序变为有秩序,因为它认为有秩序无论如何都比无秩序为好”。
柏拉图神学思想的集中表达。
柏拉图在此主要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论证神的必要性和意义,不象以前的对话那样,从理念论、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证。
柏拉图主要批判了三种宗教异端(885B):a) 纯粹的无神论,不承认有任何神;b) 承认有神,但神对人类漠不关心;c) 相信神会来审判人类,但冒犯者能够借助祈祷和献祭贿赂神,从而逃避神的惩罚。
柏拉图通过对无神论的驳斥论证了神的存在,论证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天体运动的规律与秩序,一是灵魂在构造万物中的因果先在性原则。
格鲁伯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柏拉图的有神论的①:
“对于柏拉图,在他的宗教与他的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尽管一开始它们互不关心。
他辩证地确立并坚持的唯一的信念是:宇宙之中存在着一种秩序和意图,神圣的力量在整个世界及其每一个部分中起作用,宇宙的目的是永恒不改不可抗拒的”。
最后,我以柏拉图自己的话做为这篇论文的结论②:“正象你祈求的那样,神是统治现在和将来的万物的统治者,是发挥统治作用的原理的真正父亲。
我们要是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话,就要达到对神的某种认识”。
他不同意理式论,认为艺术是对神的创造的摹仿,艺术摹仿的是现实,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必然规律或内在本质,这本身就是真实的,而不是所谓理式的影子。
他还认为“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人的事业,毋宁说是天才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
”这也与老师的诗人的灵感与迷狂说不同。
他说“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情感得到净化。
”“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样一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
”悲剧的结局常常是悲剧主人公自身过失造成的,不一定是传统的命运或因果报应。
他还讨论了悲剧中情节、地点和时间的一致性,这启发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罗提出影响深远的“三一律”。
诗人的职责主要不在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
以此他区分了历史真实和诗的真实。
他还认为文艺是一剂救济心灵的药方,具有治疗作用,而非如柏拉图所言是伤风败俗的毒药。
荷马史诗规模宏伟,内容丰富,极为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希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古希腊人关于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社会、哲学、艺术、神话和民俗等的一切知识。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的百科全书,他们从中吸取知识,接受教育,是整个古典时期希腊教育和文化的基础。
神的意志与至高的正义标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以后神与理念关系的起点。
虽然对话对这种关系没有明确的结论,但结合后面的对话,可以说柏拉图在此尝试着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思路:神,像我们人一样,应该遵循正义的绝对标准,绝对的价值高于神意,或者说正义应该是神意之所在。
这是这篇对话的真正要点,用泰勒的说法是,“宗教应该被认为是人与神共同接近某一尚未特别指出的崇高结果的合作”①,那“崇高的结果”应是“虔敬”和“正义”所暗示的理念的世界,善的世界。
显然柏拉图已经开始探索对传统之神进行伦理和形而上学的改造,这里所反映的,乃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伦理形而上学。
这一思路在两千多年后,被康德接受,成为他处理道德与信仰关系的标准,不过不是在理念意义上,而仅仅是在道德意义上。
康德只愿意承认道德的超验性和绝对性,不愿意认可非物质性的理念的真实存在,从而以道德化解了宗教②,并因此使我们无从直接期望康德哲学应当具有的重要的神学价值。
对神与理念的关系,或者说对理念有神论的首次深入考察,出现在《理想国》卷2中。
柏拉图在此所做的,是继承和深化由塞诺芬尼所开始的对史诗中的传统之神进行道德改造和净化的工作。
荷马的神有着人类的各种弱点,激情、卑鄙、情绪不定、变化无常等等,塞诺芬尼坚持神的非人化和唯一不变性,埃斯库罗斯宣扬宙斯的精神本性和正义,欧里庇得斯的角色在为奥林匹斯神辩护时,提出要根据一种道德上完美的观念来讨论他们的本性。
显然,神必须被想成远离人类的弱点与罪恶,远离所有旧的神话和宗教中粗鄙的成分,视神为完美,他们拥有最好的存在形式。
但对这种完美的真正的界定,有赖于哲学的思考,并真正实现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中。
卷2中对神的探讨是这样开始的(379A):“描写诸神的正确的路子或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大致是这样的:应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即神的本质来。
无论在史诗、抒情诗或悲剧诗里,都应该这样写。
/是的,应该这样描写。
/神不肯定是善的吗?故事不应该永远把他们描写成善的吗?/当然应该。
/其次,没有任何善的东西是有害的,是吧?/我想是的。
/无害的东西会干什么坏事吗?/不会的。
/不干坏事的东西会作恶吗?/绝对不会。
/不作恶的东西会成为任何恶的原因吗?/怎么会呢?/好,那么善的东西是有益的?/是的。
/因此是好事的原因吗?/是的。
/因此,善者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原因,不是坏的事物的原因。
/完全是这样。
/因此,既然神是善者,他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象许多人所说的那样。
对人类来说,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而不是多数事物的原因。
我们人世上好的事物比坏的事物少得多,而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
至于坏事物的原因,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
”
这样,神真正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我们知道,当神回到神之为神的本质时,当神仅仅是善的事物的原因时,神已经褪尽了传统的神话色彩,开始步入纯净的非物质性的理念境界①,成为新的神,理念的神。
接下来,柏拉图严格按照理念的标准来界定神(380D):
“你认为神是一个魔术师吗,他能按自己的意图在不同的时间显示出不同的形象吗?他能有时变幻外貌,乔装打扮惑世欺人吗?还是说,神是单一的,始终不失其本相呢?”
神既然是最好的,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呢?因为变化就意味着可能变坏。
神绝对不会改变自己,也不存在神的多样性问题,神是单一的、真实的、不变的(382E)。
而上述特征乃是柏拉图理念概念的基本规定。
柏拉图把善的理念说成是"所有美好与正确事物的作者,是可见世界中光与光源之父,是超感世界中理性与真理的直接源泉;而且这是一种力量,那些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合理行动的人一定能看到她"。
在《理想国》中,一个理想城邦的根本原因是由善的理念所统帅的理念世界,而其直接原因是真正目睹并领悟了善的理念的哲学王,哲学王乃是遵从理念“创造”一个符合理念的理想城邦的“工匠”,实际上,这也是《蒂迈欧篇》的逻辑,只不过作为人间总设计师的哲学王被世界之神得穆革(Demourgos)所代替,而得穆革的创世活动同样是以理念为根据和原型。
永远存在而不变化的理念是创造的前提和本质
希腊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
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一样迫害她的情敌。
但神祗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
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
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
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
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
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
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
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
古希腊悲剧主要不是写悲,而是在于表现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
根据亚里斯多德定义,古希腊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从而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
古希腊的“悲剧”先于“喜剧”而产生,只是现实。
艺术的生发,或许与每个民族的心理承受相适应。
当悲剧形态走向世界,当悲剧精神在后世发光时,社会人士的不完美得到揭示,苦难的警钟开始敲响;人对神的、命运的、自身局限的挑战,也拉开了序幕。
哭泣过,再欢笑,这欢笑才更灿烂。
古罗马神话受物物有灵论的影响,对神灵缺少形象性思维,神话故事贫乏。
英雄传说也主要表现为历史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具有的更多的是现实性而非超人性。
古罗马人在接触了古希腊神话后,很快被娓娓动人的希腊神话所吸引,从而广泛吸收了古希腊神的形象和故事,出现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特有的融合。
古希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曾几经变迁.他们的神话观念也在这种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基本特点是由自然崇拜转向人性崇拜。
人们所熟悉的这一时期的希腊神话的基本特点是人按照『J己的形象创造神,赋予神以人形、人性.甚至人的社会关系。
神和人的基本区别在于神强大,常生不死,生活闲逸快乐;人类弱小,会死,生存艰辛,不得不经常求助于神明,但也常常诅咒神明作恶。
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同时赞美人,赞美_\的勇敢和进取精神。
古希腊人批评骄傲、残忍、虚荣、贪婪、暴戾、固执等人的生格弱点,并且认为往往正是这些性格弱点造成人生悲剧。
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并不赋予神明过分的崇高性,也不把神明作为道德衡量的标准,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生的折射。
古希腊神话正是以这种人本精神,以动人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内函,历来吸引了广大读者,发出蛙人的力量,令人百读不厌,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丰富的材料源泉。
在古希腊先哲中,柏拉图较早研究过神正论命题。
在他那里,宗教学说总是与哲学一衣带水,紧密相连。
这反映在真正的上帝论与哲学观照的最高对象相一致。
哲学所检视的事物之永恒本质便是所存有事物中之最高者,即理念。
理念是永恒的众神,世界以及万物是按照他们造成的,“善是最高的理念,它本身不是一个是者。
他的尊严和统摄力都超过是者。
”柏拉图,《理想国》,508e,509b。
神性在绝对的意义上与善无分泾渭。
柏拉图关于神性的表述如下,神性就是善的理念,是至上的形上以及伦理之完美性。
虽然世界上不可避免有恶的存在,但是神性只能是善的、正义的,而且只流溢(effluence)出善和正义。
柏拉图赞美神性的完美性,如神的辖制万物的全能性、将万物引入目的的智慧性、包罗万象的全知性、赏罚善恶的正义性,以及垂顾众生的慈悯性。
万物都在神的预视域统治之中,幽显兼顾。
他坚信,人是神性关怀备至的私有财产,所有那些因为美德而享福祉之人也一定获得最终之救赎。
至于他无法回避的恶的事实,如人的命运的不平衡以及由善恶而导致的果报的不平衡,他认为:“美德之人终享善报,而恶已经将惩罚蕴涵于自身之中了。
善与恶在彼岸都将确切地有一个清算。
而即使在此岸中义人将受到尊重
与感激。
恶人最终将难逃痛恨与厌弃。
”
他热爱艺术,称颂萨福为“第十文艺女神”,敬仰荷马,视他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他不仅熟读他们及其他著名诗人(包括悲剧诗人)的作品,还从事过诗歌(酒神颂歌,箴言诗)和悲剧的创作,就连他的哲学对话录,也同样洋溢着澎湃的诗情。
锡德尼说,柏拉图的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力量上是哲学的,但其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切哲学家中,柏拉图是最富有诗意的
神按作为被创造的宇宙的永恒范型的理念模式创造了有生命的存在的宇宙。
第二,神是善的,因此他也希望万物像他一样都是善的。
这是关于宇宙和变动事物的起源的最高原则。
神按善的标准去创造万物,使整个宇宙趋向于善,因此,神只是善事和好事的原因。
现实中的恶事另有原因,神对此不负责任。
第三,神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正如美本体(绝对美)一样,神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永恒的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他自身同一。
[7]第四,神运用理性把宇宙的混乱无秩序变成有秩序状态,并且看到理性比非理性好,因此把它收入灵魂,又把灵魂放入躯体,使宇宙成为一个有理性与灵魂的生物。
这个生物在其自身中包含着所有的理性生物。
以上这些表明柏拉图所信仰的这位神是无形貌的理性神。
神按作为被创造的宇宙的永恒范型的理念模式创造了有生命的存在的宇宙。
第二,神是善的,因此他也希望万物像他一样都是善的。
这是关于宇宙和变动事物的起源的最高原则。
神按善的标准去创造万物,使整个宇宙趋向于善,因此,神只是善事和好事的原因。
现实中的恶事另有原因,神对此不负责任。
第三,神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正如美本体(绝对美)一样,神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永恒的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他自身同一。
[7]第四,神运用理性把宇宙的混乱无秩序变成有秩序状态,并且看到理性比非理性好,因此把它收入灵魂,又把灵魂放入躯体,使宇宙成为一个有理性与灵魂的生物。
这个生物在其自身中包含着所有的理性生物。
以上这些表明柏拉图所信仰的这位神是无形貌的理性神。
通过对人与命运的冲突,表现了古希腊文学和文化中的悲剧意识。
在荷马笔下,人除了神以外,还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制约,这就是命运或命限。
对于人的命运,神也不能有所改变的,尽管他们能改变。
(甚至神自身也受制于命运?)和幸福的或快乐的神明相比,凡人是可怜的或可悲的。
凡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克开始便已受到命运的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
即便是王者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着悲愁的种子。
人生短暂,短暂得让人不寒而栗。
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头脸朝下,手抓泥尘”。
即便勇敢如阿喀琉斯,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
然而,人生的苦难和局限没有把荷马引向悲观和绝望。
诗人在生活的艰辛中看到了生存的意义,在战争的残酷中看到了生命的价值。
面临出战会死,还乡即生的考验,阿喀琉斯(为了替朋友报仇)选择了死亡。
活要活得扬眉吐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畏畏缩缩,胆小如鼠,是降低人格的表现。
荷马规划了一种有原则的生活。
拼搏不仅是战时的美德,而且也是平时克服困难的武器。
在神的佑助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求索进取,百折不回,直至胜利。
在苦难和奋争中,奥德修斯的行动强调了奋争的可贵。
总之,用有限的生命抗拒无限的困苦和磨难,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身的价值,使它在抗争的最炽烈的热点上闪耀出勇力、智慧和进取精神的光华。
把对生命的热爱之情上升为对人生价值的追寻,这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