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的反思

清代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的反思
农业的商品化是当前国内经济变革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同时亦是很难实现的课题。

目前，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商品化已走在国内的前列，不过问题依然存在。

为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清代珠江三角洲农业出现的农业商品化的趋向，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标签：商品化沙田立体经营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在清代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鼎盛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各个部门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中作为传统社会基石的农业在前代的开发基础之上，亦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化转变。

在农业向商品化嬗变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留给当前该地区农业发展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立体经营：农村产业合理化布局与农业商品性生产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田种类繁复多样，既有山地、平原，又有丘陵、海滩。

但是在各种类型的耕地中，对珠三角地区影响最巨者当属沙田。

据谭棣华先生在《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一书中所下定义，所谓沙田一般指沿海濒江淤泥积成的田地，而非指一般含沙质多的沙地。

广东的沙田，主要集中在今中山、番禺、顺德、东莞、深圳、新会、南海、台山、斗门等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县市。

沙田的开发、利用，是清代上述地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亦是使之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的关键要素。

清代这些地区开发、利用沙田过程中的农业合理化布局成为值得关注的对象。

沙田为滨海、濒江之地，地势低洼，常受自然灾害威胁。

有鉴于此，耕耘在沙田上的农民变害为利：在沙田周围建造坝基防洪、防潮，坝基之上栽种桑树、果树、甘蔗、蒲葵等经济作物，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亦可巩固基坝；田中种植水稻；水里养殖蚬、贝、鱼、虾、蟹等水产，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系统介绍了这种经营模式。

果、桑、蔗、葵收获后用于商品交换而投入市场，水稻收割后，水中鱼、虾、蟹、蚬、贝之属除去家用，亦可出售，达到立体种植，充分利用资源的效果。

正如其在《蟹》一诗中所咏唱的农家食蟹之乐，“蟹逐咸头上，渔人网不稀。

未衔禾穗罢，又食稻孙肥”。

屈氏文中提到的对沙田的利用尚不止于此，例如农人收割水稻后，稻田利用涨潮之机引入海水，焚烧稻梗，既可增加田之肥力，亦可获取盐，可谓一举多的的立体经营模式。

清代中后期，珠三角的农业除了继续立体化经营模式外，亦发生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粮食作物在农业耕种面积中的比例日渐减少，开始出现普遍性的经济作物种植。

这一时期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选择作物的品种。

农作物耕种的市场化无疑进一步推进了珠三角农业商品化的进程。

屈大均称清代广州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都种素馨花，因为当时广州城内家家喜欢买花，特别是素馨，正所谓“无钱花亦买，暮暮上头来。

”
这正是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表现。

其他如番禺，当地农民为牟利“多以花果为业。

”另外受国内外市场对蒲扇需求量增加的影响，新会的很多地方农田多种蒲葵，并称之为“葵田”。

司徒尙纪先生在《广东文化地理》一书中就写道：在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中，蚕桑种植面积随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量上升而有增无已，而粮食生产却进一步萎缩。

由于珠三角的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多以经济作物为主，故该地区由原来的粮食外销省，变成依赖广西、福建的粮食输入省。

农田经济作物比例的增加，有力推动了珠三角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也是该地区农业商品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二、寓农于商：农村人口的非农业化
广东自宋元以来，特别是清代，受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等因素的影响，由原来的地广人稀，变为地狭人稠的局面。

据史料记载，清代乾隆十四年至五十六年的42年间，广东人口从629.7万人猛增至1592.3万人，增长近1000万。

特别是在珠江三角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番禺县宣统年间人口多达99.6513万人，南海县道光年间人口多达111.9344万人，新会县道光十九年人口多达68.8412万人，顺德县咸丰年间人口达103.3473万人，仅此两县人口就占宣统三年广东总人口的18.45%。

与此同时，人均耕地面积从顺治十八年的26亩锐减为嘉庆二十五年的1.54亩。

在这一情况下，农业人口超出了耕地所能承受的限度，于是便出现了农村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向。

农村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向表现在多个层面，其中之一即是向外移民，既包括国内移民，亦包括海外移民。

《谭文勤公奏稿》卷十七记载，仅光绪前期，广东“谋生海外者其数既逾百万”这近百万人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批劳务输出人员。

但单靠劳务输出并不能解决农业人口过剩的根本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部的自我吸收。

内部自我吸收的方式很多，首先农民成为工业者。

谭棣华先生说：清代擅长某一技能的农民逐渐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变成独立的手工业者。

实际上，这批农民手工业者并未完全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而是依赖于农产品的加工者，他们用自家生产、收购，或者来料加工丝织品、糖、葵扇等。

然而，手工业并不能吸纳如此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更有效方法是第三产业之中的商业。

清代珠江三角的农民已开始向商业部门涌入。

据道光年间顺德龙廷槐的估计，珠三角各县商贾的比例分别是南海十分之六，顺德新会十分之四，番禺、东莞、新宁、新安十分之三，增城、三水十分之二，商贾在上述各县中的比例可谓极高。

这些从商的农民虽已不再是“农民”，但其从事的商品交易活动仍与农业相关，有从事桑、果幼苗交易的，有从事蚕丝销售的，有从事鱼苗买卖的等等。

例如屈大均笔下的花贩，每天清晨从农妇女那里购得鲜花，然后列于九门叫卖。

这些花贩原本是农民出身，因此这可看作是农民非农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农村人口的非农业化，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些非农业化的农民所从事的，同农业相关的商业活动一方面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对于农业思想意识亦有改造功用，使农民逐渐摆脱传统的保守性，具有更强的开拓精神。

三、官民互动：农业商品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珠江三角地区农业商品化固然根源于其特殊的地理因素，但却不能忽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重要性。

传统制度下的中国历代政府一直以尊农作为立国之本，清帝国亦不例外，而且清王朝一直以立国必先爱民作为施政原则。

康熙执政后颁布的“滋生丁口，永不加赋”政策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埋下伏笔，至雍正王朝实施的“摊丁入亩”政策则从政策上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对于地狭人稠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清前期的这些政策使农民客观上不得不从事具有高额利润的商品性生产，同时亦使农民有机会从事商业活动。

商贾虽在清代仍属三教九流之下流，但政府对于商业活动亦予以了某些扶持政策。

以下仅从商业税收来看，即可看出政府对商业的扶持。

珠江三角洲清代的商业活动场所有两种，即市和虚。

市是指城市中的固定商品交易场所。

在珠三角各府、县城中做生意的商贾，政府向之征收固定税额，当然这仅对有摊位的商人（这一部分人少有农民），对于那些没有摊位，到市中销售农产品的农民，则征收少量或不征税。

在城市中除了固定的市之外，还有许多农民挑着担子在城门，或沿街叫卖的，政府则少有干预，更加不征收税。

虚，广东称野市为虚，同于北方的集，多处于乡村之间。

对于到虚做生意的农民，政府并不征取任何税收，仅由虚所在的村社征收少量税或不征税。

《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载虚中“坐肆之租有常，负戴提挈贸于涂者无常，薄取之。

”
固定的贸易场所，微少的税收,城镇商业活动的宽松，政府的这些商业政策对农民融入商品经济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商品化进程中的作用，因为该地区农业商品化更多的成因是其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客观条件决定的。

四、结语
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生态性、商品性经营模式，农民的非农业化发展趋势，政府的有意或无意的扶持均是该地区农业商品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政府的宽松政策使农民在土地无力支撑家庭生计的压力下，能够毫无顾忌地走向市场，这是政府宽松政策对农业商品化的重要作用所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業商品化进程中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农业的生态性经营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但是由于农业的商品化生产，受到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在农民尚不能及时了解市场信息的情况下是十分危险的。

例如珠江三角洲的蚕丝业，在1929，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蚕业每况愈下，珠江三角洲许多桑基被蔗基或果基取代。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非农业化亦存在弊端，其一大批的农民移居海外作劳工，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相应的保护措施，许多移居海外的农民被贩卖作苦力，并有许多人惨死异乡。

另外政府宽松的商业政策，固然促进农民的非农业化转变和农业的商品化，但是由于当时政府对于进
入城市的农民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在当时许多来华的西方人眼中的广州城，除了内城之外，城市的其他地区均是又脏又乱，并时有犯罪事件发生。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商品化过程中所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珠三角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人口的非农业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司徒尙纪:广东文化地理[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梁钊陈甲优: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周肇基倪根金:农业历史论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