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茹志鹃小说的特色

以《百合花》为例分析茹志鹃的小说特色茹志娟今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

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

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我在14岁那年很幸福很激动地欣赏并咀嚼了它。

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

我觉得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10月15日，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

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

《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

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

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

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

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

要的是真性情。

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

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

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

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

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

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

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

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

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我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

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

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

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

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

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

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

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

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

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

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

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

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

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
高，也越来越亮，战斗打响了。

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
是‘轻花’。

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

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

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

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

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

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

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

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

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

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

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

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

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

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

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人的常识。

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
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

可是他一看见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

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当中，我和他两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

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

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

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

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

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
在眼前，响在耳旁。

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指1980年，笔者注）。

“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

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
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

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

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

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

我原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

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

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

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

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

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

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

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

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

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

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军。

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头，心红志坚。

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

写《百合花》的时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

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算第一人。

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
称“南茹北王”。

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尝
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

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

文章要人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

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
（200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