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教育事业中“长征”的“老黄牛”成仿吾

在党的教育事业中“长征”的“老黄牛”成仿吾作者：***
来源：《湘潮》2024年第07期
成仿吾是我國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

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

1897年，成仿吾出生于湖南新化。

1910年东渡日本学习。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加长征。

1937年起，成仿吾先后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1953年以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

1978年7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仿吾早年受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成仿吾深感革命文艺对启迪国民觉醒的重要性。

五四运动后，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

在这期间，成仿吾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小说、诗歌，对启迪人民的思想、推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

他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全部的批判之必要》等文艺批评文章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

1928年，成仿吾赴欧洲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回国后，他在鄂豫皖和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投身于艰苦的革命洪流之中，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4年10月，成仿吾作为干部团政治教员和唯一的大学教授，带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和马列经典书籍的挂包，和红军士兵踏上了漫漫征程。

飞机场上的教育史创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

青年和知识分子成批奔向延安，他们把延安看作中国抗日救国的一座灯塔。

为了把这些来到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壮大革命队伍，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被任命为陕北公学校长。

“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

”成仿吾在回忆艰苦创校的历史时说。

陕北公学校址设在延河之滨的飞机场上，原是汽车训练班用的一些平房，成立之初只有十几名干部，成仿吾就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陕北公学。

学校缺领导班子和教员，成仿吾就写信请求党中央增派领导骨干和教员来；物质条件困难，成仿吾就号召大家一起齐心克服困难。

毛泽东十分重视陕北公学的教育工作，他曾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

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

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

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成仿吾领导陕北公学，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方针，创造了一整套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准则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计划与教学措施，取得显著成绩。

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
1939年春夏，日军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陕北。

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带领师生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和云中山，穿过封锁面线，一起开赴敌后，坚持在华北抗战，并开展国防教育。

“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

”成仿吾曾回忆说。

考虑到身处敌后，经常有日军的“扫荡”和“围剿”，成仿吾决定采取新的措施，应对严峻复杂的敌情和激烈残酷的战斗。

他提出了“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

白天行军休息时，学生们就聚集在隐蔽的树林里上课；晚上睡觉前，学生们就热烈地进行讨论。

哲学概论、音乐概论、戏剧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就是在边行军边学习的战斗生活中学完的。

就这样，学生们在实践考验中学得扎实、学得生动，他们情绪昂扬、信仰坚定，被激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

这一学习方式也为敌后教育开辟了新途径，体现了成仿吾高超的教育艺术。

1941年8、9月间，日军集中7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陷入敌人包围之中的华北联合大学被迫停止集中教学。

学校决定化整为零，将师生转移到山区，在群众掩护下，分散住在小山村里，敌人迫近时，就躲到山洞里。

尽管生活十分艰苦，还不时有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但成仿吾心中始终装着全校师生，经常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看望教师和学生。

有的点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要走到，给大家发银圆，付给老乡生活费。

有的学生见到成校长便像看见亲人一样痛哭起来。

成仿吾带给学生鼓励和关怀，告诉大家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师生坚持反“扫荡”的斗志和努力学习的热情。

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
1945年，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的成仿吾参加了党的七大。

毛泽东问成仿吾，全国解放以后是希望从事政权方面的工作还是教育工作，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是做教育工作好。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也问过成仿吾想做什么工作，他依然爽快地说：“还是做教育工作。

”1949年12月1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和胡锡奎担任副校长。

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的过程中，成仿吾显示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的创造性、坚定性。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上，政务院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成仿吾反复强调，学习苏联要避免生搬硬套的弊病：“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必须加强人民大学与各企业部门的联系，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起来。

”那时，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

成仿吾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理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成仿吾坚持的观点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是富有创造性的。

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时，成仿吾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迅速掌握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与管理条例，他开始努力学习俄文，以便直接阅读苏联有关文献。

他译校了不少学校的条例，比如现在全国通用的“教研室”这个名词，就是经过他反复考虑后确定下来的。

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建立起了多个教研室，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探索。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启示下，全国高等学校纷纷成立了教研室，这是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管理科学的一大成果。

复校不是简单的复原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复校，成仿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已是80高龄的成仿吾带领教职工一起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把分散到各单位的设备、物资找回来，把流落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教师找回来。

他全身心的投入让不少干部和教师敬佩，称“成老不怕困难、征服困难的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丝毫未减当年”。

“恢复决不是简单地复原。

”1978年7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复校会师大会，成仿吾慷慨激昂地强调要“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指导，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

成仿吾在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工作的过程中，建立了保证教学科研活动正常进行所必要的秩序，推动教学工作迅速向前发展，使中国人民大学在各方面都作出突出成绩，在较短时间内能较好地适应四个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

复校后，成仿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教职员工解放思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同时，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在讨论会上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并力求解决问题。

1978年秋，成仿吾以81岁高龄登上八达岭长城，写诗自述：“拨乱反正人同愿，创新局面世所期。

老夫贡献虽惭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1979年4月，成仿吾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为当时正在酝酿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此后几年，成仿吾撰写了《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校译了《反杜林论》，并主持了《成仿吾教育文选》的编辑工作，直至去世前夕，一直笔耕不辍。

成仿吾是中國共产党内从事教育工作时间最长的同志之一，他对党的教育事业具有十分浓厚的感情和非常执着的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新华社和首都各大报都报道了成仿吾遗体告别仪式的情况。

同时，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发布，称赞成仿吾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反邪教协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