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发展探索

第15卷第10期2016年10月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15 No. 10
Oct. 2016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发展探索
吴洪成，李展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〇710〇2)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开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备尝艰辛地探索学校教材发展之路，先后经历了除旧布新的改革、选编遗留教材、自主编写教材；而后又积极学习苏联经验，开发新教材。

在此期间所积累的学校教材编写经验，对于新中国的学校教材建设富有极大的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中小学教育；学校教学；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6132(2016)10 -0065 -09
1949年至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

同时，这7年也打开了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局面，一批批教育工作者们不断深化和完善教育实践，加强对社会主义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逐步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发展规律。

其中，学校教材建设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之一，是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正如现代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所言：“立国根本，在乎教育。

教育根本，实 在教科书。

”[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发展的背景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在世界的东方。

正如 《礼记•学记》中谈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化民成 俗，其必由学。

”教育问题是关系一个国家繁荣衰落、成败得失的关键，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表达样式、文化 科学知识的承载媒体，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因而新时期学校教材的发展建设刻不容缓。

(一）巩固新政权的时代呼唤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 在新政权成立之初，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新生的人民政 权遭遇到了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以及文化教育重构等问题。

其中，如何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责任心，更显得迫切与急需。

而这种认同感与责任心主要是通过学 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中特定的思想教育来传播和灌输的。

所以，此时亟待重新整理和编写教材，通过发展 人民教育事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二）教育发展的自身诉求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适龄儿童的人学率仅为20%，全部人口中，有80%以上的人是文盲[2]。

不仅 如此，在当时的教育条件下，还呈现出了学校发展规模 大、速度快，但基础教育质量差，师资队伍、校舍设备等 跟不上需要的被动局面，加之各地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导致学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忙乱、混乱现象，严 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为维持教育的稳定性，新生的人民政府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要求。

各地中小学 按照惯例于1949年9月1日左右开学，然而就当时的 学校教材使用而言，出现了版本不一、繁杂交错的紊乱 局面。

当时所使用的学校教材大致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继承和改编老解放区的学校教材（主要指陕甘宁 边区、东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区、山东解放区等自编的 学校教材）；二是沿用和改造民国时期的学校教材（主 要是指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的教材）；三是引进和编译苏联的学校教材（以东北地区为代表）。

为了稳定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规范学校教育的同时，编写科学化的 学校教材势在必行。

收稿日期=2016 -09 -06
作者简介=1.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学原理研究；2.李晨（1992—)，女，山西晋中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14级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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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发展概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探索学校教材发展之路，进行过多种有益 尝试：选编遗留教材、自主编写教材，而后又积极学习 苏联经验，改造旧教材，开发新教材，积累了大量的学 校教材编写经验。

(一）除旧布新，积极探索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学校教材的组织和编写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组织和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教材的准备。

解放战 争的快速发展，对教材的编写工作也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新的解放区在哪里开辟，教科书就送到哪里；哪个地方得到解放，哪里的学校就用适当的教科书。

教科书领域的这种积极努力，一方面旨在尽量剔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弘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教科书的择取上，暂时“还不能另起炉灶，只能修修补补”[3]。

同时，为 了维持教育的稳定性，保障全国的中小学校教学秩序，教育部决定让教师和学生暂时先使用在旧式教材基础 上加以修订的过渡教材。

民国时期的教育出版业存在 着多种教材的编写方式和出版单位。

就编写方式而言，有些教材是由民国教育部专门成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写、国立编译馆校订的；还有一些教材由教育 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私人及社会团体机构纂著，著名 的如何炳松（历史学家）、周作人（文学家）、叶圣陶（文 学家、教育家）、吴研因（教育家）、顾树森（教育家）、杜 亚泉（科学家）、叶楚伧（诗人）、田兆梓（语言学家）等 人主持编写，并署有“国立编译馆主编、教育部审订”的字样。

这些教材大多会在“说明”部分提到已遵照了教育部某某学科的课程标准。

如《开明国文读本》就是由教育名家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在封面、扉贞及 “前言”中就有上述信息内容。

至于出版单位，更是不 胜枚举。

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分布有不等数量 的出版社，仅在上海就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 书店等十多家出版机构。

但各类教材编写水平参差不 齐，并且部分书中含有宣扬国民党政治观点的内容，与新形势下的教育目标不相吻合，极不适合青少年儿童学习和使用。

因此，必须经严格修改后方能暂时选用。

各解放区所使用的教材大多由当地的人民政府组 织编写，并由正规印刷机构或新华书店印刷发行。

这 类教材又分为两部分:一为根据地自主编写的教材，来 源于华北、华东和西北解放区；二为借鉴并使用当时苏 联的教科书，典型的如东北解放区。

下面以各解放区小学语文教材的情况作为具体案例加以阐释。

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 写了两部小学语文教科书。

第一部于1946年出版，初 级小学《国语》课本6册，高级小学《国语》课本4册。

教科书内容侧重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注意体 现整风运动和反对党八股。

由于教科书内容难以及时 反映解放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1948年出版了第二部 小学《语文》教科书，初级小学《国语》共6册，补充教 材1册;高级小学《国语》共4册，补充教材1册。

其 中编印的国语补充教材，全部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正式的国语教材配合使用[4]4°7—'
晋察冀边区：1938年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成立，不久冀西、冀中各地小学就逐渐恢复 和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学校教材的匮乏，边区政府教 育处从1938年2月至1948年9月，先后六次编写和 修改了小学语文教材，即1938年2月出版的《初小国 语读本》，1939年12月和1940年7月出版的《抗战时 期初小国语课本》，1943年1月出版的《初小国语课本》，1945年12月和1948年1月出版的《国语课本》。

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又在原晋察冀边区的 初级《国语课本》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重新编写 了一次，1949年春季试用[4_—4°9。

华东解放区：华东区学校教材的编写也有很好的 成绩，特别是由上海编写的教科书成效显著。

随着解 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华东解放区先后成立有苏南行政公署（1949年4月27日成立于无锡）、南京市人民政府（1948年4月28日）、皖南行政公署（1949年5月成立于屯溪）、上海市人民政府（1949年5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1949年8月19日成立于杭州）、福 建省人民政府（1949年8月25日成立于福州）等。

这 些地方政府在短短几个月里编写了部分适应本地需要 的小学教材。

华东解放区的教材多由华东新华书店出 版，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印行，此外，也有三联书 店出版的。

小学各科教材则由“上海临时课本编委会”编写或修订，或与上海联合出版社合作编写，上海 版学校教材大多印有“临时课本”字样[5]5™_579。

东北解放区：1946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 “关于改造学校教育和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规定国语、政治常识等为初等教育暂时课程。

会议决定在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中成立教材编审委员会，小学教材由董纯才组织人力编写。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编写出小学国语等各类教材14 种14册。

这是东北解放区编写出的第一批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的学校教材。

封面上署名“东北政委 会编审委员会编”（即东北行政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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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较快，1948年后，东北行政委 员会又组织和编写了一套教材。

单册于1948年年底 出版，春季开学使用；双册于1949年七八月间出版，秋 季开学使用。

当时，东北地区使用的学校教材大多是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共同编写的，但受交通 不便、教材不能很好地适应开学急需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影响，东北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们在旧有教材或新编教材的基础上给予适当改动，自主编写了一些新的学 校教材。

如合江省（存在于1945—1949年，后并人黑 龙江省），在1946年秋季开学就用上了省教育厅编的初小国语第二、四、六、八册，高小国语第二、四册 m574 —577。

各解放区教材的优点在于学科分类齐全，结合了 青少年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心理变化特点，年级划 分较为得当。

但因为正处于战争年代，编写过于仓促，水平参差不齐，更关键的是，教材中的文本选择、观点 阐述、编写体例和内容特点各地都不尽一致，过于 分散。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毛泽东主席发布政府公告：中央 人民政府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 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6]426这一规定为教育工 作的进一步展开指明了方向，规范了中小学学校教材编写的任务、性质以及阶段特点，为中小学学校教材的 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49年12月23日开始至12月31日结束。

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 的时间内，发展教育应以普及为主，着重为工农服务，使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

会议还讨论并决定：集中一 批干部，并组织一部分有经验的教员编辑与改编中小学学校教材[7]6S3_6S5。

这一方案的提出，对保证教材编 写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了编审局，集中 老解放区和原开明书店的部分骨干编辑人员，开始中 小学文、史、地教材的编审工作。

1950年7月5日，中央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发布《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用书表》，指定了中小学各科教学可以采用的教材。

供各大行政区教育行政部门为本地区的中小学选 用合适教材。

这一举措解决了各地中小学教材版本不 一、供应混乱等问题。

此后，每年3月和9月都由教育 部、出版总署下达中小学春秋两季“教科书用书表”。

上述教材的编写及使用工作策略，起到了学校教育过渡期维系及调适的积极作用。

如1950年小学语文、政 治、史地和中学语文、历史等科使用的都是老解放区的 课本；中学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生物等科则大部分选用的是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旧课本，这 是一种临时的应急办法，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长久持续。

1950年9月，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会议，确定 了中小学学校教材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由出版总署 和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任务。

1950年12月1日，由毛泽东主 席亲笔题写社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出版总署副 署长、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司 长柳堤兼任副社长[7]4S3。

从此，以学校教材编审、出版 为旗帜的全国性权威或代表机构正式诞生，成为新中 国学校教材史上的重大事件。

(二）以俄为师，充分借鉴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苏联创 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

”[S]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创建以 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新教育，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刘少奇在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召开的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 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

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

”[9]4同年12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首次向全国教育工作者们明确提出要积极借鉴苏联教育经验，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教育事业的新方向。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凯洛夫的教育理念被看作了苏联教育思想的代表，因而其著作《教育学》风行 一时。

《教育学》系统地总结了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经验，批判地吸收了教育史上进步教育家的先进思想，对新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51年2月，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

”[1°]3月19日，教育部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会上倡导普通中学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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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改革原则上要尽力研究中国以往的学校教材，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材，吸取其中的精华 及合理因素，并参考苏联社会主义学校教材的编写体例、内容及组织方式，甚至以苏联所使用的中小学教科 书作为参考蓝本，编写完全符合中国教育实际的教科书。

[11]会上还讨论了普通中学政、语、史、地、数、物、化 等学科的课程标准草案，继而公布了《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草案）》。

5月18日，政务院批准了教育部所发出的《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张积 极参考苏联的教材，改编数、理、化、生等自然科学类的 教材，并且还提出要编写师范学校相关的“教育学”和 “教材教法”等书，于是各地纷纷开始参考借鉴，并且 效仿学习苏联的教科书编写经验[12]。

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套十二年制中小学学校教材。

这套教材除中学 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及小学算术、自然课本的部分内 容以苏联教材为蓝本加以改编外，其他都是以老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两类教材为基 础，进行改编或重编。

教材的指导思想来自于《共同 纲领》中的相关规定，具体要求依据《小学各科课程暂 行标准（草案）》（1950年8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 (草案）》（1950年8月1日）两个教育政策文件，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具有 过渡的性质和作用。

从1951年秋季起，这套中小学教 材陆续供应全国，适用学制为小学六年、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共十二个年级。

1953年，毛泽东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7]4S2。

也 就是在这个时候，教育部发现编辑出版的第一套中小学教材中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的甚至还包含着许多缺点和错误，存在着不少旧 的思想和观点。

特别是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关于劳 动教育方面的材料很少。

为此，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调整编辑出版计划，加强编审力量，以编辑 初、高中及“四二制”小学教材为重点，在学科上以编辑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教材为重点，从1954年起 着手编写第二套中小学教材。

第二套教材依旧学习并 吸收了苏联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到1956年，第二套中小学教材出齐，其中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 册，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

在这套 学校教材中，理科教材大多以苏联新版的教科书为模板，思想体系与基本内容未作大的变动，只对其中不适 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部分材料作了适当更改或补充；文 科教材如语文、历史，是在大量吸收苏联编写经验的基 础上自主编写而成，地理教材则基本上是在苏联教材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大部分教材能 够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阐述自然及社会 现象，吸收借鉴最新的科学成就，注重给予学生系统的 科学知识，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思想更加明确[7]4S2。

这套教材无论在科学性、系统性还是思想性方面，都比 以前出版的教材有很大进步。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典型学校教材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事业中，上述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的两套教材是其中的亮点，属标志性成果。

以下从纵向比较与内容分析两个维度，对之加以叙述或解读。

(一） 编写意旨
第一套教材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旨在肃清“封 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和儿童一代”，通过“划定教材 的知识范围、容量和进度，给学生以系统的、巩固的科 学文化基础知识”，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7]4S4，为 他们参加国家建设或升人中等专业学校与高等学校打 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第二套教材吸取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意图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各种问题”，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规律”[7]4M。

使学生在学习教材后能够起到“理论与实际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效果，争取将科学的定律和法则同我国的工农业建设和革命斗争相结合。

(二） 教材内容
第一套教材的编写时间较为仓促，编写经验也不 够充足，大多借鉴了原有教材和苏联教材，总体来说，各科课本进行了以下变革。

小学国语课本主要采用的是原上海临时课本编审 委员会编审的国语课本，在儿童识字量方面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00字缩减为了 2800字。

初、高中《国文》课本更换了课本名称，改为了《语文课本》，各6册，共 12册；数学教材的编写主要依据了 1950年6月教育部 颁发的《数学教材精简纲要（草案）》，在对照解放区的 算术课本和当时通用的旧课本的基础上进行删减和改 编，最后形成了富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平面几何课本》《初级中学代数课本》《高级中学解析几何课本》《高级中学立体几何课本》；外语教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得到规范，人教社在这一时期未进行统一编写，各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开设俄语或者英语课程，因而课本也呈现出了多样化；历史教材在借鉴苏联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经验上，进行了大量改编；物理教材的 编写主要依据了《中学物理教学大纲（草案）》，不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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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当时初中的物理教材，同时还重新编写了高中三册物理教材；体育教材是在参考苏联十年制学校体育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自然教材的教学大纲是 以苏联小学的自然教学大纲作为参考合力编订的，并 在此大纲的指导下，教育工作者们编订而成了《自然》上、下两册教材。

这套教材中，中学语文教材的内容变革最为突出。

《初级中学语文》是在新华书店1950年出版的《初级 中学语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共六册。

这套教材不再沿用旧时“国文”“国语”的课本名称，而是创新性的 改称为“语文”。

整套教材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文中 附有作者介绍、生僻词语、方言诠释及相关字的注音，文后配有难点提要，在穿插语法练习的同时，注重培养 学生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能力[13]。

但是，囿于 当时及当地的客观条件，教材编写仍有一些缺陷，出现 了诸如总体分量轻，未足够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和训练，文章编排混杂等问题。

人教社出版的第二套教材较之第一套教材有了一 定的发展，逐步开始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苏联模 式的束缚。

语文教材在增强思想性和阶级性的同时，关注了知识的基础性、独立性和系统性；数学教材改进 了编写体例，将例题和习题分开编写，分为准备题、例 题、习题和复习题几个板块，同时将局部细节进行了调 整，如选用市制和公制的计量单位、大九九乘法口诀表 等；英语课程在1952年至1956年间经历了设置、取 消、恢复设置的过程，仍未出现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历史教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内容丰富，同时还配有相 应的插图和地图；化学教材主要参考了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精简了部分教学内容，知识性和系统性大 大加强；生物教材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精简，如将《达尔 文主义基础》上、下两册经过精简合并为了一册；音乐 教材在欣赏民谣乐曲的基础上，增选了很多革命歌曲，注重培养学生的革命情感和革命精神；体育类参考书 以体操和游戏为主，关注国民体质的增强；图画类参考 书主要以美术作品的鉴赏和创作为主，主要介绍美术 形式及伟大领袖，培养学生欣赏绘画艺术及工艺美术的能力，图画练习多以命题、图案和写生画为特色。

其中，数学教材和体育教材的变革最为显著。

第 二套数学教材摆脱了苏联教材的束缚，改进了教材的 编写体例，将原教材中例题和习题混编的形式，改编成 例题和习题分编的形式，主要分为准备题、例题、习题、复习题等几个板块，整数的教学主要划分为20以内、100以内、多位数和整数四个循环圈；小数和分数的内 容采取直线式编排方式，多位数的认识由三位数一下子扩展到了九位数。

第二套体育教材是在原有教材试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删繁就简，从我国实际出 发，强调体育教学要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并将我国传 统体育项目“武术”列人正式教材[7]5°s。

(三） 编写组织
第一套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的首 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学校教材，当时人教社刚刚成立，全社只有三十多名编辑人员，因而大多是对已出版的和受好评的各个版本的教科书进行改编和修订，并且 教科书的门类开设不够齐全。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第二套教材时召集了各方教 育人士，形成了一个庞大并且极具权威性的教材编写群体，可谓名流荟萃。

不仅如此，这套教材还是新中国 教科书编写史上唯一一套在各册教材的封底版权贞上 详细标注主编和具体编写人员的教材。

较之第一套教 材，编写上注重了规范，从内容到体例强调了基础知识 及基本技能的教学与应用（“双基论”的课程模式），从 科目到种类都较为详细具体。

(四） 封面设计及排版样式
第一套教材就封面设计情况而言，各学段呈现出 了不同的特点。

小学教材的封面设计整体而言色彩丰 富：除《算术》课本采用了横式构图外，大多课本均采用竖式构图，封面上用较大号字体标明了初级小学或是高级小学“某某课本”，位列课本中央。

在文字周围 附有与课本内容相关且生动形象的各式图像，例如：天 安门城楼、人民志愿军、小学生一起读书、祖国的大好 河山等等，富有朝气而又不失童趣，利于激发少年儿童 的学习欲望。

相比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去除了丰富多彩的图画设计，白底彩字，总体来说显得更为朴素大方。

其中文、理科课本的设计重点略有不同，在竖式构 图的前提下，文科课本延续了小学课本的标注方式，清 晰显著的标明了初级中学或高级中学“某某课本”，而 理科则重点突出了学科名称，多标注为“初级中学课本某某学”或“高级中学课本某某学”。

第二套教材除《汉语》和《文学》这两类课本的封面上未出现插图、只是点缀了些许印花外，其余类型的 课本均出现了封面插图，使课本显得更为美观。

封面 从上至下依次排列有：适用学段、课本名称、使用年级、第几册、配套插图、出版社这几个内容。

更值得一提的 是，课本中增加了很多彩色插图，一改严肃凝重的编写 特点，使课本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在教材排版样式方面两者表现出差异性，体现出教 材形式的变化。

第一套教材在这一时期多采用竖式排版方式，《算术》课本除外。

第二套教材则全部采用了从 左至右的横式排版方式，并且课本是从右往左进行翻贞。

竖式排版是中国传统典籍的体例及印装格式，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