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三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语境下的转型与

古代文论三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语境下的转型与新变
高文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方针指引下，古
代文论研究发生了一系列转型与新变。

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
代初主要表现为从寻求“民族特色”向建设“中国特色”的转变，九十年代中期至
世纪末主要表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新世纪以来主要表现为从“正名”走
向多元。

关键词：改革开放古代文论转型新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古代文论研究伴随着文化建设的春风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1979年3月第一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古代文论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阐释和方法扩展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不过，欲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所取得成就一一道来，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本文选取从宏观视角，对三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语境下的转型与新变作一粗略描述。

一、从“民族特色”到“中国特色”
在古代文论研究踏入新的历史阶段伊始，学术界首先关注的是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问题，这一倾向我们可以从古代文论学会的最初几届年会讨论的话题明显看出。

如在第一届研讨会上，学术界便确定为建立民族化的文艺理论需要认真研究古代文论，从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①。

因此，在此后的二至四届年会上，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问题遂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所谓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主要是相较外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而言。

在学术年会上学者们指出，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文学的发展道路是很不相同的，因此，从各自文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自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自我性、表现性、写意性和经验性四个方面；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在于它是杂文学理论，与西方差别很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在形态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以诗论诗，寓体系于漫话，熔记事与议论于一炉，以及史传、札记、序跋、评点等形态，这些都显示出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②。

对文艺民族特色的讨论，其实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文艺理论界的关注。

不论是三十年代柯仲平的《谈中国气派》③，还是四十年代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④，抑或五十年代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遗产》⑤、六十年代《文艺报》组织的“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讨论会，都引发了对文艺理论“民族特色”问题的广泛讨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关注，
①参见第一届古代文论学术研讨会综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②参见第三届古代文论年会综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参见《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
④参见《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⑤参见《新建设》1957年第8期。

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后文化建设的回归正轨，同时，又是新时期文化建设发展的新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成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这一背景下，对“民族特色”的探讨便自然成为文化建设关注的一个焦点。

1980年荒煤在为祝贺《文艺理论研究》创刊而发表的《为建立和发展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奋斗》一文中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悠久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传统“有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还需要进行科学的整理、研究、继承、发扬，这对于发展我国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想主义文艺理论，有重要意义”①。

1983年文化部长贺敬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加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一文则进一步指出：“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民族化，我们要做许多工作，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化问题。

……在进行这次工作的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彻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以求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有助于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民族形式，并且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有助于克服和抵制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这几点我认为是应该明确的。

”显然，新时期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探讨，是与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正因为这一联系，随着新时期文化建设思想的不断发展，在八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研究开始逐步由强调“民族特色”向强调“中国特色”转变。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年的探索与总结，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其后的“十三大”（1987）与“十四大”（1992）上，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探索与概括。

这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文论研究也开始由关注“民族特色”转向关注“中国特色”。

早在1982年10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举办的一次古代文论研究座谈会上，牟世金就已提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指示，对文艺理论工作者，也具有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

”②1987年《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组织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题的专题讨论。

1990年《文艺研究》杂志又组织了“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座谈会。

1994年6月《文学评论》、《文艺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在哈尔滨联合举办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

这一系列的深入讨论，对古代文论研究从“民族特色”向“中国特色”转变起来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有何不同？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应该包括比‘民族化’更深广的内涵”，“要保持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一代文风、一代学风（包括‘文体’）发扬光大起来。

”③“我们所说的‘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固然要强调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而根本的主题却在于探索、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

”④显然，对“中国特色”的探讨其关注的中心是当代，而对“民族特色”的探讨则更多关注的是传统。

可以说，关注古代文论“中国特色”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是通过借鉴、吸收传统文论来发展建设当代的文艺理论；关注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目的，在于“洋为中用”，是通过比较中外文论来发现传统文论的本质特征。

当然，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特色不等于民族性，但“民族性却是其中的核心问题”⑤。

事实上，从“民
①参见《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

②参见座谈纪要，《文史哲》1983年第1期。

③董学文：《谈中国特色》，《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

④严昭柱：《牢牢把握住主题》，《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

⑤蒲震元：《自强所争者大》，《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

族特色”到“中国特色”，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质一直处于问题的中心。

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必须“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①，因此，“中国特色“的提出，使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处于更为开放的视野之中，它不仅强调古代文论作为民族特色的特殊性，更强调它作为思想资源的当代性。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从寻找“民族特色”到建设“中国特色”的转变，显示了古代文论研究开始更加关注当代文论的建设，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和古为今用问题也由此遂成为古代文论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

这一转变直接引发了九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提出。

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在九十年代中期后加快了步伐，在文化建设上也开始步入一个与全球交往对话的时代。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提出了“现代转换”的问题。

所谓“现代转换”，就是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艺理论可用的理论资源。

为什么要进行“现代转换”？这是学术界对八十年代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反思后提出的一个研究转向。

1996年左右，以杨乃乔、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的一系列讨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文章，特别是曹顺庆的系列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成因、特点，以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式等问题，为这一话题被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指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便是“文论失语症”。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现当代文论“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②。

他指出，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首先和关键的一步是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

因为既然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主要源于西方文论，显然再不可能成为以“反抗西方”为目的的话语重建任务的理论资源，这一资源必然是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本土理论，依照这一逻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历史重任便很自然地赋予给中国古代文论。

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直接促发了1996年10月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究讨会，并由此拉开了“现代转换”讨论的帷幕。

1997年古代文论学会第十次年会和1999年第十一次年会都主要讨论了这一问题。

那么，古代文论如何进行“现代转换”以帮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呢？学者们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为了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坚决地、毫无保留地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在中国传统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吸取和改造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重新建立我们的当代文艺学。

”③这一观点倡导以古代文论为根本再吸取现代文论中的有益成份来建构当代文论。

沿着以古代文论为根本的认识，学者们一般认为“转换”应以古代文论的人文精神、思想气质和话语方式为根基，通过“对古代文论进行辨析、选择、阐释和创新，从而化古为今，建构一种新型的中国文论”
①钱中文童庆炳：《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总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③张少康：《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问题》，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①。

第二种思路认为，“古代文论对于今天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只能是‘流’而决不是‘源’”②，“建设新世纪文论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

”③这一观点强调以现代文论传统为根本再吸取古代文论中的有益成份来建构当代文论。

立足于以现代文论传统为出发点，学者们一般认为“转换”应将古代文论置于现代视野的观照下，“努力发掘其中今天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或者通过现代阐释能转化为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的观念、思路等”④，然后融合入现代文论传统之中从而创造出新的中国文论。

由这两种思路引申，其后的“转换”论争中还出现有追求“无用之用”的历史主义观点，倡导古今对话的现代主义观点，强调古今不可通约的怀疑主义观点，以及讽刺“转换”为伪命题的否定主义观点等。

古代文论研究向“现代转换”的转型，其出发点显然是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其目的指向的依然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问题。

这一转型体现了古代文论研究强烈的现实感和紧迫感。

“现代转换”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强调了古代文论作为异质性资源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特殊作用。

“现代转换”问题提出的意义，在于它对当代文艺理论现状、对20世纪中国文论历程的检讨，对中西文论交汇中的价值取向的思索，对面向新世纪的文论建设的探讨。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转换”问题所引发的不仅是对古代文论，而且是对中国文论的历史纵深走向的思索⑤。

因此，古代文论研究的这一转型，直接引发了90年代末，学术界对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历程的全面反思。

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其实面临着众多传统，既有现代文论传统，也有古代文论传统，还有西文文论传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必须融合不同传统。

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焦点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而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正有待于这些文化冲突的逐步乃至最终消解，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目标正在于此。

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探索中，古今关系问题、民族特色问题、中国特色问题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学术界开始意识到，面对多种文化传统，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也必然是一个多元系统。

三、新世纪：在“正名”中走向多元
进一步新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都获得巨大成就。

而为古代文论“正名”，则是跨入新世纪以后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发生的一次新的转变。

所谓“正名”，即以“中国文论”来取代原来“古代文论”之名。

这一趋势在近些年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显得颇为明显。

如书籍有王运熙主编之《中国文论选》，期刊有张伯伟主编之《中国诗学》，会议有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文论”国际研讨会，文章则有胡晓明的《中国文论的正名》、陈伯海的《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等，而西方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似乎为“正名”运动发出了来自境外的有力声援。

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传达某种不约而同的共识：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才代表了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

可见，“正名”所指向的依然是对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追求。

不过，这一运动本身隐含着对中国文论主体性的诉求，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文艺学中不少概念话语体系，确实大多是来自西方的，因而无论是中外学术界，只要是标明‘中国文论’，
①古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王元骧：《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④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⑤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基本上就可以清楚是研究古代的传统而不会有疑问。

因此‘古代’二字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反而限制了学科自身的生长。

另一个基本的学科参照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

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①有学者将“正名”运动称之为一次“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指称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学术界也意识到，“去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建立“本土中心”之参照不应该被绝对化，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抹煞的，在建构中国文论的过程中同样值得参照。

因此，回到中国文论的核心价值与尊重西方文论的现代标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共存的。

这一多元化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我们一方面要“深深地回到中国文论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又要“将西方与中国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将去西方中心主义与学习西方都同时一起‘工具化’，‘修辞化’，即‘衬托’、‘模拟’与‘对照’。

去西方中心主义，是为了‘衬托’出中国的特点，更求真求实，更细致地发现问题。

而学习西方，则一方面是通过‘模拟’的手段来提升或加强中国的优点，以发掘传统的文论资源。

另一方面是以‘对照’的方法看出中国哪些方面有问题。

”③再如一位学者强调“转换”应遵循“古今对话”三原则：一是历史优先原则，即“把中国文论资料放回到产生它的文化、历史的语境中去考量，力图揭示它原有的本真面目”；二是对话原则，“以现代的学术视野与古人的文论思想进行交流、沟通、碰撞，……引发出新的思想和结论，使文艺理论新形态的建设能在古今交汇中逐步完成”；三是自洽原则，即使古今对话“达到逻辑的自圆其说的标准”④。

学者们在建构当代文论时不再强制综合，而是尊重古今文论的差异、冲突与碰撞，从而为中国文论新形态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张力。

这一多元化的趋向，在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过程，已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其实，无论是“现代转换”，还是“正名”运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在新文论的建设过程中，创造与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而既然要创新与创造，多元并存便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多元共存，百家争鸣，才能真正建设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

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大步向前。

原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①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②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③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④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第2-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