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复仇(摩萨德暗杀慕尼黑血案策划者行动)

Operation Wrath of God
喋血慕尼黑
1948年，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

6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
家园，散居在许多阿拉伯国家。

1964年，聚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堪忍辱求生，成立了以
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阿里·哈桑·萨利迈。

这位年轻人对阿拉法特非常敬慕，阿拉法特也十分器重这个信念坚定、精明强干的青年。

不久，巴解组织面临危机，两个负责人乔治·哈巴什博士和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另立山头，成立了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

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重视，“人阵”苦心炮制了一
种战术：劫持飞机。

1968年7月23日，“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威胁以方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

以色列被这种罕见的国际斗争方式搞得措手不及，作出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步。

劫机的成功有如一块磁铁，使激进的巴勒斯坦大学生潮水般地涌向“人阵”。

他们雀跃不已：“到底干起来了，中东到底动起来了!”
面对这种局面，阿拉法特也不甘寂寞，在巴解组织内部建立了一支秘密特别行动队。

一批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送到埃及开罗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

萨利迈就是其中一员。

教官们很快发现，他具有组织恐怖活动的天才。

27岁的萨利迈求战心切，坐卧不宁，恨不能即刻出击以
色列人。

1970年，约旦侯赛因国王几乎已同以色列人握手言和。

当时，约旦境内的
巴勒斯坦难民已超过本国国民的半数。

难民营里日渐扩大的巴勒斯坦各激进组织，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则不断报以回击。

一时闹得约旦不得安宁。

国王侯赛因决心打击一下那些越来越富有挑衅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竟在安曼全城荷枪巡逻。

一次“人阵”把 3架大型客机劫持到约旦，
后又逼迫飞机在沙漠中升空，弄得约旦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侯赛因的忍耐终于超过了极限。

效忠国王的军队在安曼街道上向巴勒斯坦人开枪射击，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

几万人死于这个1970年的“黑九月”。

为了牢记约旦当局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黑九月”成了巴勒斯坦秘密部队的化名。

阿里·哈桑·萨利迈和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成为该组织的头头，他们将一个暗杀小组派往开罗，于1971年11月28日刺杀了对屠杀巴勒斯坦人
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

“黑九月”声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到以色列的游客都是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目标。

霎时，阴霾密布，
恐怖事件接连不断。

1972年，萨利迈与两名同在开罗受过训练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共同策划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
以色列运动员。

1972年9月5日凌晨 4点多，8名“黑九月”恐怖分子身带武器爬过慕尼黑奥运村东面高高的铁丝网，正在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的各国体育代表团都住在这里。

4 点25分，恐怖分子将万能钥匙插进康诺里大街31号1号房间的门锁里，
房间内共住了7位以色列运动队成员。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

他块头很大，体重124公斤。

虽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响声是不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发出来的，这家伙出去玩乐也该回来了。

但是，门后低低的阿伯语的谈话声使他立刻确信大祸临头。

于是，他跳下床，一面用粗壮的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房门，一
面用希伯来语高喊：“有危险!”
在尔后的几秒钟内，8 名恐怖分子试图将古特弗罗英德抵住的门推开，双方使出的力气扭弯了金属门框和铰链。

这倒使同室的一位举重教练有了足够的时间破窗逃走。

但室内的另外 4个教练员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在各自的床上
被恐怖分子的枪口逼住。

这时，摔跤教练温伯格正好沿着康诺里大街漫步走回房间来，温伯格也是个大块头，要制服他决非易事。

他一踏进房间，立刻挥拳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另一名恐怖分子急忙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面颊，他用手捂住脸，血汩汩地从指缝
流出。

恐怖分子接着又撞开了隔壁的3号房间，抓住了6名以色列运动员，当准备将他们押到 1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理决定冲出虎口。

恐怖分子在他身后连开数枪，但这位身材矮小的摔跤运动员左闪右躲，越过高低不平的庭院，安然逃脱。

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乘机猛击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嘴巴，那人的上颌骨被打碎，昏倒在地。

另一个恐怖分子举枪就打，温伯格胸部连中数枪，
像堵墙似地塌倒下去。

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在恐怖分子要捆绑他时，操起桌上的一把菜刀，朝着恐怖分子的前额砍去，剧烈的疼痛使这个恐怖分子无法开枪，只好退避。

但从他身后跑来的另一名恐怖分子，用冲锋枪扫了一梭子，鲁马努的身体几乎齐腰
断成两截。

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摸索着站起来，一心想与恐怖分子拼个你死我活。

当
恐怖分子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庞大身躯跌跌撞撞地向他们扑来，吓得忘了开枪。

温伯格击倒一名恐怖分子，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另一个的臂膀，然后才因头部
中弹而身亡。

凌晨5点左右，恐怖分子未能找到住在其他房间里的以色列人，就押着抓获
的9名人质，匆匆撤离奥运村。

在历时将近半个小时的搏斗中，负责奥运村安全的警察只接到了有关康诺里大街31号附近“有人在打闹”这一含混不清的报告。

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大部分人还正在酣梦之中，而且整个行动进行得断续续：一阵喊声和枪声过后，便是一阵沉寂。

要知道在奥运村夜夜都有狂欢活动，往往还伴随鞭炮和喧嚷声。

对许多睡在以色列人隔壁的人来说，这次绑架行动发出的响声听上去与平日的吵闹
声相差无几。

那两个死里逃生的以色列人分别跑到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队的住处打电话
报警。

5点30分，慕尼黑警察局收到恐怖分子的英文信，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
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 3架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
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
决”。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谈判开始了，联邦德国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姿态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

但恐怖分子拒绝接受这一
要求，只是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点。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
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人人皆知的立场：即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

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召来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头头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去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

当天上午10点，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地出现在慕尼黑。

他一向如此，这在以色列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上层社会格外引人注目。

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带有英国上议院中贵族们所特有的那种绅士风度。

有人开玩笑说，他即使率领特工队伍行进在40摄氏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上，这种风度也不会打半点折扣。

可是此时，扎米尔实在无心顾及自己的绅士风度，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地要求看一下联邦德国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联邦德国警方已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把截止日期又延长至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
罗。

如果到那时以色列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运动员。

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在此之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
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性袭击。

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神枪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什么把握。

但是，扎米尔没有发表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

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

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

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飞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

机上载着9名以色
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

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飞机旁登机的。

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向直升飞机走去的时候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一刻钟后，两架直升飞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约 100米处降落。

恐怕分子强迫直升飞机的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 4个恐怖分子走出直升飞机，
去检查客机。

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感到困难起来。

然而，不到5分钟，5个狙击手便从昏暗中从远处开火了，慌慌张张的，一上来就没打中目标，从而失去了奇袭的威力。

枪声一响，恐怖分子迅即举枪还击。

直升飞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

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动弹，他们还坐在直升飞机内，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紧紧地捆着。

双方对射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出路。

联邦德国方面因为直升飞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

于是，便临时决定在 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
员直接向上冲。

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 5名
以色列人质的直升飞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飞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

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飞机内的4名人质。

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飞机上的 4
个人质便能幸免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结上留有牙痕。

这表明，这 4个以色列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在直升飞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他们很有可能活着，并回到体育场。

至于第一架直升飞机上的 5个人质，则无法断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为灰烬，无法辨认。

直到凌晨 1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真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9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联邦德国警官和5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上。

另有3名恐怖分子被捕。

第二天，奥运会继续举行。

那一年，苏联赢得50块金牌，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

上帝的复仇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

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受到了了解内情的高级官员们批评。

因为在此之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向候机室的大批乘客扔手榴弹，并用自动冲锋枪扫射，致使 100多人或死或伤。

而在以色列运动队开赴联邦德国之前，摩萨德就不断得到关于“黑九月”在慕尼黑举行奥运会期间要显示其威力的情报，但这将是什么性质的行动，却无人知道。

扎米尔显然大意了，他认为恐怖分子是不敢袭击以色列运动队的。

不过，扎米尔还是提前一个月派了两个特工去联邦德国，仔细检查联邦德国安全机构保卫以色列运动队的计划。

当对联邦德国方面做出的严肃保证感到满意时，两名特工就撤回了。

去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队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准备来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代表运动队负责与当地保安
机构联系的竟是一位随队医生。

扎米尔面对非议，为自己辩解说：世界上只要存在着横下一条心来拼命的残暴敌手，而一个国家周围又没有筑起防护高墙和拉起吊桥，那么，任何一个负责国家情报安全的机构都不可能做出保证，他们能保护本国的人民永远免受恐怖分
子的袭击。

然而，不管扎米尔怎么解释，人们对摩萨德多少有了一些不信任感。

总理梅厄夫人虽然安慰扎米尔“伐树的时候，总会有木屑飞出来”，但事实上她已任命其宠臣阿哈隆·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夺去了扎米尔的一部
分权力。

不过，“黑九月”造成的灾祸也给摩萨德带来了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一夜之间，它的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

利达机场和慕尼黑的残杀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扎米尔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允许他的摩萨德使用“暗杀”这一残忍的最后一招。

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报复行为。

扎米尔给这个报复性的暗杀行动取代号为“上帝的复仇”，并且开始酝酿复仇的对象。

这一次，扎米尔决心要暗杀与巴解有关的“黑九月”、“法塔赫”（另一恐怖组织）中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使这些恐怖组织运转不灵，而不是对难民营进行饱和轰炸。

扎米尔借助了电脑作了冷静而精确的分析，制定了他的“死
亡名单”。

名列首位的当然是“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阿里·哈桑·萨利迈。

这个30刚出头的英俊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已经作了介绍。

名单上的第二位是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利迈的老同学，
慕尼黑惨案的同谋。

第三位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
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瓦埃勒·兹怀伊特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头头，
他被列在第四位。

第五位是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认定他参与了为“黑九月”
提供武器的活动。

第六位是卡马勒·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他与哈姆沙里、兹怀伊特和库拜西有所不同的是，他毫不隐
瞒自己与恐怖组织“黑九月”有往来。

第七位凯马勒·阿德万也从不隐讳自己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
破坏活动。

第八位是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位是穆罕默德·布迪亚，他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也是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

但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位艺术家和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却不知他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第十位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名列最后的是瓦迪·哈达德博士，扎米尔认为他是“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只是拿不准他究竟是一条“大肥鱼”，还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虾米”。

不过，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抵命，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
这样，他就被注定列入名单了。

暗杀目标已经确定，接下来将要从事更复杂的事情：选择杀手。

扎米尔曾明确地讲，他需要那种对杀人深恶痛绝，但是经过专门训练，学会了杀人的人。

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死神突击队”成立了。

扎米尔规定，“死神突击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暗杀每个目标动用一个小组。

暗杀前先设法建立自己的掩护和安全的藏身之处，研究谋杀目标的生活习惯和所采取的安全保卫措施，策划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到摩萨德总部审核，“死神突击队”的头头要前来检查行动计划，扎米尔至少也要亲自去一次，听取报告，视察现场，对行动计划作出修改，然后才给以最后批准。

在暗杀小组进行暗杀袭击时，
扎米尔则总是远离现场。

暗杀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领到一份“死亡名单”和有关的详细资料。

扎米尔要求他们记熟后就将其全部烧掉。

这些暗杀目标是按扎米尔认为的主次顺序编排的，当然，扎米尔不要求暗杀小组按照名单上的顺序追杀目标，而是听凭暗杀小
组视行动方便而定。

扎米尔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划分名单上的暗杀对象。

他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利迈、纳塞尔等。

把从不公开其真实身份，只是利用从事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住处的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
伊特等。

扎米尔指示暗杀小组最好先从“软”目标下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备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

而“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自以为暗地里干的事无人知晓，因此可以高枕无忧，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作任何准备，像捻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

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

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

万一被警察当局抓住，以色列人不管动机如何，犯下的将是谋杀罪。

这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命运问题，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
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威望!
不过，说到底，对付“软”目标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也不太会搞错，他们从不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允许让别人照相，甚至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

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

扎米尔之所以要求暗杀小组先去干掉“软”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时间问题。

慕尼黑惨案发生于 9月初，案发后，“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
不会抛头露面。

而时间一长，这次惨案将渐渐被世人遗忘。

到那时摩萨德搞暗杀，公众舆论，甚至恐怖分子自己，可能都不会将这次暗杀与以前的惨案联系起来。

因此，“上帝的复仇”会被视为无故杀人。

扎米尔不知道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复仇好比吃一道莱，最好凉了再吃。

”不过，扎米尔要是知道的话，他决不会苟同，而会说：“趁热打铁!”
枪击兹怀伊特
第一个要被干掉的目标定下来了，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

他是一位在意大利罗马住了长达16年之久的巴基斯坦知识分子，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的翻译，这无疑是他从事活动的好地方。

兹怀伊特给人的公开印象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一个对别人无害的知识分子，一个流落异乡的翻译。

此外，他讨人喜欢，获得了一位意大利寡妇的欢心。

他对自己国家的事业或许抱着一点生来就有的同情心。

但是，摩萨德认为是他策划了1968年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帷幕。

而且，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他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
为她们导游，临别时赠送她们收录机，其实里面装有定时炸弹。

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07飞机，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现在，扎米尔手头有材料证明他是“黑九月”在意大利活动的头头。

1972年10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朋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大步流星地走回家去。

他住的是劣等公寓，门厅和过道总是漆黑一团，为了省电，电灯打开后，几分钟后便自动熄灭。

兹怀伊特走进公寓大门，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电梯走去。

突然，电灯打开了，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但他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也许只是感到有些迷惑，他继续向前走，就在双方离有几步远时，一名特工用英语问道：“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提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

在灯亮的一刹那，两名特工就立即认出了这位瘦长的在罗马当了多年巴解组织代表的诗人和翻译，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他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

“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特工又问了一遍，问得很随便，而且很有礼貌，兹怀伊特没有马上产生怀疑，两个特工手中没有武器。

扎米尔曾对他们说过：“要和目标套近乎，好像他就是你的亲兄弟一样，让他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再拔枪，拔出枪来就要立即射击。

”
兹怀伊特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他的眼睛和头开始动了，准备肯定地点一下。

但是，也许预感或警觉制止了他，他没有把头点到底，而是说：“不是。

”
可这时两个特工已经动手了，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

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特工们为了快速地、熟练地瞄准练了不下100万次。

兹怀伊特大概毫无防备。

从有关他的情报得知，他连枪都不会带，他也没有保镖，只靠颇为可信的掩护身份来保证自身安全。

现在，手无寸铁的兹怀伊特大叫着“不”，脸上露出任何人在此刻都会有的表情。

两个特工在一秒钟内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哒”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发子弹。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好像是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坐在一辆停放在公寓外面的绿色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

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

不久，人们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