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螺旋类型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

通货膨胀螺旋类型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潘石周琳2012-9-14 9:12:29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2年2期【内容提要】所谓通货膨胀螺旋是指通货膨胀产生或推动通货膨胀，并形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螺旋式上升的现象。

通胀螺旋主要有货币供应超量型、成本推动型、利润推进型、结构失衡型等类型，当今中国的通胀螺旋是上述诸种类型通胀螺旋的综合体与混合物，亦称混合型通胀螺旋，其形成基础是追求数量扩张的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

必须依据通胀螺旋类型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

目前中国综合治理总体方略应是：控货币、降成本、逐正利、涨工资、防“外输”、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抓改革、促发展。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螺旋经济增长何谓通货膨胀螺旋？在已有的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

赫尔穆特·弗里希的《通货膨胀理论》一书中只有“工资——物价螺旋上升”[1]的提法，未有关于通货膨胀螺旋的明确定义。

帕尔伯格在《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中指出：德国于1922年进入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阶段”[2]72，仍未对通货膨胀螺旋范畴给出确切的界定。

李拉亚指出：“企业按预期通货膨胀率预先提高产品销售价格，居民按预期通货膨胀率努力争取更高的名义货币收入，甚至政府也不得不预先增发货币，以应付物价上涨带来的货币需求量增加。

此时，出现通货膨胀，产生通货膨胀现象。

”[3]笔者把这种通货膨胀产生或推动通货膨胀，形成居民物价水平螺旋上升的现象定义为通货膨胀螺旋。

其基本内涵有二：一是通货膨胀螺旋在通货膨胀基础上产生或形成的，二是物价水平是呈螺旋状持续上升的。

依据上述通货膨胀螺旋范畴及其内涵界定，可以确定当今中国确已发生通货膨胀螺旋。

2010年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3.1%，已发生了通货膨胀。

此后，虽然6月降至2.9%，但7月升至3.3%，8月达3.5%，9月为3.6%，10月升至4.4%，11月高达5.1%。

2010年底至2011年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进行强力打压，但到2011年3—5月仍跃上高位，分别达到5.4%、5.3%、5.5%，进入6—7月，再创新高，分别为6.4%、6.5%。

从上述物价走势不难看出，2010-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已发展成为通货膨胀螺旋，尽管其处于初始阶段，但上升势头依然强劲，不可小觑与低估。

由于通货膨胀螺旋是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表现为CPI水平逐渐提升，尽管它与通货膨胀存在着范围、水平上的差异，但却有着本质与基础的同一性。

因此，通货膨胀有什么类型特征，通货膨胀螺旋大体上就具有什么类型特征，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基本上就是通货膨胀螺旋的生成机理。

通货膨胀因其生成机理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的通货膨胀类型及其形成机理，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对策，是本文的主旨与任务。

一、货币供应超量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及其适度调控任何通货膨胀都与货币供应超量或纸币发行过度有关。

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总归是一种货币现象”，探寻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螺旋的生成原因，如果离开了货币供应或投放问题，是不可能阐释清楚的。

所谓通货膨胀也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亦即货币发行过度。

帕尔伯格指出：“所有案例都呈现出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它们的起因都是太多的货币。

”[2]10他还指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操作层面而论则只有一个，即纸币过度发行。

”[2]170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所有的通货膨胀都起因于货币供应量过多，都是由于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失误使货币过量或过度发行造成的。

当今中国也不例外，本轮通货膨胀正是由于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失误，致使货币过度发行而造成的，因此这种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螺旋也可以称作“政策失误型”，即从操作层面上由政府货币当局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失误造成的。

首先，财政政策过度扩张。

2008年，中国为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推出4万亿投资基金，以刺激就业与经济增长。

这在当时被称为“下手快，出重拳，下狠招，收奇效”，为遏制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阻止失业增长与经济增速下滑，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

但这一举措却使中国的财政政策成为当时世界最为扩张性的，占GDP的比重高达13.3%，而经济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其财政扩张的规模仅占GDP的6.8%。

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示范带动效应颇为巨大，各省市地方财政性投资几倍乃至十几倍地增加，形成了财政投资扩张热潮。

这数以几十万亿计的财政投资资金最终都要从银行流出来，进入市场流通。

其次，货币政策“超宽松”。

2008-2010年，中国名义上推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执行的却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此前的正常年份，每年新增贷款一般控制在2万亿元以下，基本上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在2006年，新增贷款3万亿元，已是略有扩张，2007年猛增到4万亿元，已是明显扩张了。

2008年各项贷款规模已达30.34万亿，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贷款总额高达39.96万亿元之多，已超过当年GDP总量。

2010年预增贷款7.5万亿，年中开始严加调控，但到年底仍实际增贷7.96万亿[4]。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7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已达403 442.2亿元，仅隔一年，2009年即猛增至606 225亿元，到2010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已高达72万亿之多，是2010年GDP 的200%左右[5]。

如此急速大剂量供给货币，不能不谓之“过度宽松”或“超宽松”。

既然通货膨胀是由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或双过度宽松所引发，所以治理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必须实行财政与货币的“双紧”政策。

首先，针对货币供应超量，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是必要的。

其次，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同步紧缩，才有可能控制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

最后，“双紧”也要适度，切不可过度。

凡事都有界限或“度”，过犹不及。

财政货币政策的“双紧”也是如此。

当今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问题是货币政策“紧缩过度”，而财政政策依然扩张过度，这就不能不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与通货膨胀螺旋产生。

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与控制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螺旋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加剧发展的结果，成本推动是它们形成的共同机理与类型特征，因此必须深入分析成本要素以及成本要素是如何推动价格刚性上升的。

1.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

能源、原材料是企业生产的必备要素，它们构成企业生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电力、石油、煤炭是当今中国企业生产的主要能源。

由于电力紧张，并且要优先保障民用(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企业生产用电价格一涨再涨；国内石油供应50%以上要依赖进口，尤其是国际市场油价不断攀升，迫使国内市场油价节节走高，企业生产用油必然加大成本；煤炭供应因保护资源与环境，降低生产安全事故，大量强行关闭小煤窑，致使煤炭供应明显减少，企业需求紧张，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无疑加大了企业成本压力。

原材料作为企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上涨直接加大了企业成本。

铁矿石是钢铁厂的基本原材料，中国钢铁厂对铁矿石进口的依存度超过70%，绝大部分要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

铁矿石价格在以前的高位上2008年又上升65%[6]。

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必然推动钢铁产品成本上升，从而推动钢铁产品及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升。

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推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每一次通货膨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而每一次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又都是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推动的。

这次通货膨胀及其在较短时间就演进为通货膨胀螺旋，仍主要是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所推动的。

据农业部的测算，2004-2006年，粮价年均上涨2%，总生产成本年均上升6.6%，其中，人工、土地、物质与服务费用分别增长3.5%、12.4%、2.8%；2007-2009年，粮价年均上涨7.1%，总生产成本年均上升11.7%，其中人工、土地、物质与服务费用分别增长11.3%、29.2%、15.0%。

近些年来，农业生产资料总体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化肥、农药、种子、农机等价格上涨使农业生产成本加大，必然推高农产品价格，而农产品价格升高，又必然推动相关产品成本升高，从而推动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涨。

比如，作为饲料工业生产用的玉米、大麦和豆粕，2007年平均价格分别比2006年上涨17.9%、102.4%、91.7%，直接引起2008年年初混合饲料平均价格上涨到2.6元公斤，比2007年年初上涨41.3%，比2006年初上涨62.5%[7]。

而饲料价格的上涨，又必然加大养殖业的生产成本，2011年猪肉、鸡蛋价格几乎成倍上涨，无疑与饲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有直接关系，基本上是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推动的结果。

3.“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持续相互推动。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形式，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的工资收入是呈快速增长趋势的，工资上涨具有明显的刚性，但应该承认，工资的上涨总是在物价上涨之后，不仅其上涨刚性弱于物价上涨刚性，而且其上涨幅度总是小于或低于物价上涨幅度。

凯恩斯指出：“虽然工资和其他社会成本会追赶物价上升，但(根据以上假设)物价会始终不断地提前20%，不论工资提高多少，花费这些工资的行动会始终把物价在前面推进许多。

”由于工资上涨相对于物价上涨存在一定的时滞，因而在追求“充分就业”目标的形势下，必然产生“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

赫尔穆特·弗里希指出：“在原有的充分就业假设下，商品市场上的超额需求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压力。

这种情况连同企业主有利可图的前景，会导致货币工资在一般物价水准以前上涨的范围内充分提高。

一旦实际工资恢复到它们原来的水准，它们就会在商品市场上创造出新的通货膨胀缺口，这新的通货膨胀缺口会导致物价再次上升。

如果货币工资在下一轮中相应地跟着提高，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

结果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

”[1]220在这里，通货膨胀缺口的产生与存在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关键与枢纽。

所谓通货膨胀缺口就是消费品和劳务市场的超额需求，它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重大推动力量。

这个缺口的产生是货币工资提高到原来实际工资水平的结果，同时它的存在又使货币工资上升，从而推动物价上升，而物价上升又推动工资再上升，工资上升再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如此循环往复，工资与物价不断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正是在工资追赶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进程中，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应当看到，中国工资成本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与趋势，并非是坏事。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各地政府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难，尤其是劳动者提高了协议工资的自主能力，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