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4年卖了600万册，它究竟好在哪里？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4年卖了600万册，它究竟好
在哪里？
高毅：全球史最应该展示出人类“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用一种我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把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将来又会走向哪里做了一个描述。

它涉及的问题有点高大上，对这种问题感兴趣的人心气都会比较高，都是某种“精神贵族”。

因为了解这种问题带不来直接的物质利益，但它能让你洞悉天下大事，能让你知道我们人类的路该怎么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你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说明“精神贵族”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多了。

而这一情况，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将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并没有明说我们将来的世界要走向哪里去，但他的描述终究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可能性。

虽然前景还不能确定，但我们大家还是希望世界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我们将来的世界应该变得更美好，更适合人类居住。

这样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世界？我想很多人都会希望是一种“大同世界”。

所谓“大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战争、永久和平的世界。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也萌生了类似的向往。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像是幻想、空想，不可能实现。

但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仁人志士都没有这样看，他们一直在为争取这一前景前赴后继地奋斗着、努力着。

即使真是个乌托邦，但由于它体现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那也值得为之奋斗终身。

全球史最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展示出人类的这个最高理想，和实现它的各种可能的道路，引导人类一步步向大同世界迈进。

虽然关于大同世界的具体情况，以及它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本书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思考，都会引导我们去把这些问题辩解清楚，最终使我们前进的方向越来越明确。

学者研讨现场
徐健：斯塔夫里阿诺斯为全球史观打开了一道门
我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把历史学从庙宇和殿堂推向了民间和草根。

从中国市场可以看到，这套书已经有七个版本了，在欧洲市场做出版的人应该做过统计，我相信在中国接受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读者，其人数应该远超过欧洲。

这不仅包括历史学专业的读者，还包括非历史学专业的读者。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都对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认知，原来历史不仅是学院派的，也是公共史学的。

这也是我们历史家使命担当的表现。

我本人在在90年代留校任教时一直担任世界通史基础课的教学，高老师也如此，我们经历了世界通史这门课从全校公选课变成通选课。

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时间，我亲身经历了世界通史编纂体例的变化。

我们以前的参考书、教材用的都是北大历史系的前辈老师编纂的教材，总是使用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这样编纂的体例，后来我们接受了齐鲁版的吴于廑和齐世荣编撰的世界史。

最早我们接触的是外国学者、欧美学者引进到我们课堂里的参考书。

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是帕尔默.科尔顿的《近现代世界史》，再一个是美国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进入我们的课堂应该是10年前，仰仗于北大出版
社的中文出版。

在首次出版时，我们就把它介绍给了我们的学生，作为首要的参考书，但不作为教科书。

但我发现所有的学生基本都把它视作教科书。

因为是通选课，所以面向的不仅仅是历史学专业的，更多是非历史学专业，甚至包括理工科的学生。

所以，通过斯塔夫里阿诺斯和他的《全球通史》，培养了非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历史认知。

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学已经是公共史学的天下了，已经成为民间广泛接受的方式。

这是我们历史学工作者的骄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大胆的推动。

说实话，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来撰写，斯塔夫里阿诺斯并不是第一人，甚至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这种整体历史跳离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历史、民俗的演进过程，以及相互交流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殖民解体之后，新兴世界崛起，对整体世界史的探知也开始成为欧美学界的热潮。

我们知道，在斯塔夫里阿诺斯之前，麦克尼尔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尝试，把原来世界史的编纂方式变成了整体的世界史。

不仅从课堂里中和教科书里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整体世界史的史学流派体现出来了。

但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影响在于他为全球史观打开了一道门，把大家引进了一个豁然开朗的，如万花筒一般的世界体系当中，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贡献。

对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对整体世界史的研究，需要有一些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从启蒙时代就已开始。

后来欧洲中心论兴起的时候，黑格尔又再一次注入了哲学的思考。

到了30年代雅斯贝尔斯突破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史观，奠定整体世界史或全球世界史的哲学基础。

正是在前人不断努力的基础之上，所以才会有斯塔夫里阿诺斯把这扇大门彻底打开，不断把后人引进来。

在他之后，全球史观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一大批的历史学家紧随其后，我们看到的“全球体系”“分流”等等这样的概念都是随后而来的。

曹寅：全球史本身是对国族史的反问
我在学校教研究生全球史的课，我特别关注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的读者怎么学习全球史，或者他们有没有资源学习全球史。

我关注的不是欧美国家，而是南亚、东南亚。

我到南亚，问当地的一些朋友，你们在高中或者大学期间有没有全球史的课，或者你们有没有全球史的著作。

他们回答没有。

在缅甸的朋友说，我们的课程中要不学英国史，要不是欧洲史，要不是缅甸本国的历史，没有全球史。

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像《全球通史》这种通俗读物翻译成缅甸文的？他们说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读者其实非常幸运，假如没有中文翻译过来的版本，也许我们没有太多读者会去直接阅读英文原版的书，但我们有今天的中文译本。

现在全球史的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即全球史强调的是共享，叫Share，或者叫Share History，共享的历史。

全球史本身是对国族史的反问，什么是国族史？我拿缅甸或者印度来做例子，国族史强调的是印度历史本身只属于印度，是印度人书写的自己的历史，缅甸人自己书写的缅甸人的历史，不关中国人、泰国人的事。

这种想法在20世纪非常盛行，但换一个角度看也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危险？我再拿缅甸的例子说。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仅仅是缅族人，北邦有有上百个少数民族，南方也有少数民族，还有穆斯林。

如果说缅甸是缅
族人独有的历史，不共享而只有缅族人，你怎样让你这个国家里的穆斯林，或者北方的少数民族融入到国族史里呢？正因为这种历史方面的缺陷，所以导致了很多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共享，也没有办法融合。

这个时候我们有全球史，而它强调联系与共享，强调缅甸这个地方并不是单一民族一直居住的地方，大家都是在流动的过程中过来的，有的人来得早，有的人来得晚，但大家都是流动的。

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自古以来就占有的地方。

这种共享的历史没有必要排他，全球史强调的不是排他，所以这是对国族史的一种修正。

现在大多数战争都是因为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原因就源于认为我是我，你是你，你跟我完全不一样，你跟我不同，自古以来就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我们通过这本书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文化到饮食到衣服，实际上大家都有很多共享空间的存在，最后才
能消弭想象中的优越感和固定的身份。

这一点对我们现实政治也好，对于我们未来也好，都非常有用。

中国读者非常幸运，今天的中文译本可以让年轻的读者具备更为广阔的世界观。

比如我们去南亚，他们一辈子待在这个地方，导致有很多印度年轻人觉得中国人还是扎着辫子的，中国还是一百年前清朝人的样子。

当你不了解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就会陷入狭隘和排他，走向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