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与德意志民族教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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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１６世纪的欧洲，是民族意识兴起，民族国家建立的时期。

于１６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诉求。

在以马丁·路
德为首的德意志宗教改革中，在信奉新教的德意志领地内，作为改教的成果
之一，民族教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ｕｒｃｈ）得以建立。

本文将立足马丁·路德的改教理论，结合德意志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马丁·路德与德意志民族教会诞生
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了创教初期到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发展演变。

着重指出，到了中世纪末期，罗马教宗生活腐化，罗马教廷灵性丧失，欧洲各地民族意识兴起，以罗马教宗为首的罗马教会受到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冲击，罗马教廷的势力日趋衰落，民族教会成为各国、各地区教会的发展趋势。

这种局势，为宗教改革中民族教会的诞生提供了适时的土壤。

第二部分，根据马丁·路德的神学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及他对德语的发展，分析上述理论与德意志民族教会诞生之间的关系。

马丁·路德神学理论中的因信称义、平信徒皆祭司、圣徒相通的教会观以及重信心轻仪式的圣礼观，打破了罗马教廷的教阶制，取消了教士优越于平信徒的特权，抨击了罗马教宗的腐化堕落，强调了教会属灵的本性，为德意志的民族教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路德两个国度的政治理论以及世俗政权具有神圣性的论说，为德意志民族教会的建立提供了实践依据。

路德对德语的发展，则是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角度上，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教会的形成。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马丁·路德在德意恚教会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第三部分，叙述宗教改革期间德意志民族教会的实践及其对德意志民族的影响。

在宗教改革期间，德意志信奉新教的领地依据路德的教义纷纷建立了脱离罗马的民族教会，这种新型的教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各自的领地相叠合，即诸侯代替罗马教宗成为了民族教会的实际首领，其中，以撤克逊领地为典范。

德意志民族教会的实践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兴起。

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可以看作是一场民族运动，民族教会的实践是这个运动的成果之一。

在教会即社会的德意志，脱离罗马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胜利；脱离罗马，意味着德意志邦国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迈开了近代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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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马丁－路德的改教理论与德意志民族教
会诞生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他的理论直接促成了德意志民族教会的形成，
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民族教会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德意志民族教
会的实践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步。

关键词：马丁·路德德意志民族教会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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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ｔ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ｕｒｃ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ｉｅｎｃｅ
一、民族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初期教会的普世观念及教宗制的确立
１、初期的基督教会——大公和使徒的教会。

大公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和“使徒的”（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是初期教会的两大特征。

“大公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一词出自希腊文，这个词的原意是“完整”、“一体”，并有动态“整合为一体”的意义。

这个词当时用来形容教会，是指教会的整体性，区别于个别教会和地方教会。

在教会历史中，最先将“大公”一词用于形容教会的人，是公元２世纪的伊纳爵和波利卡普。

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太公教会”来说明只有一个教会。

“大公”在当时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教会有责任向地上的众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通过洗礼接纳一切不分种族肤色、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进入教会，即在基督教会中“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为奴的、自由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ｏ“大公”一词起初仅表示“普世”之意，但到了三世纪，在经过诺替斯、孟他奴主义危机之后形成的地位巩固的教会通常被形容为“大公”教会，这时的“大公”又多了一层“正统”的含义，表示是正统的教会，有别于异端教派。

这种大公教会在１６０—１９０年间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鲜明特点：由以前相对独立的各个教会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此时，主教的权力大大巩固，一部权威的《新约·圣经》得到公认，信经也制定出来。

过去相当松散的基督教组织开始结为紧密的一体，并且逐渐拥有公认的教会领导者。

基督教会最早的领导者是使徒，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有才智的人。

“使徒的”（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一词同样也出于希腊文。

它的动词含义有“遣使”、“遣发”之意。

使徒的教会意义在于指出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密切关系。

因为使徒被认作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是福音的见证人，他们受耶稣的拣选与指派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万民成为门徒。

这个说法隐含在马太福音１６章１８、１９节中：耶稣对彼得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
ｏ‘圣经·歌罗西书＇第３章，第１１节。

５
我的教会，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能胜过它。

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你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在地上所准许的，在天上也要准许”。

所以教会里，使徒成为真假错对的判别标准。

因此，初期的教会除了是“大公”的教会之外，也是“使徒”的教会。

但是这种按圣灵恩赐而领导教会的制度，在二世纪早期大体上已经消失。

２、基督教会中职分的演变和教宗制的形成。

初期的基督教会中，没有现今教会中这种职分的差别。

教会中的职分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教会形成的早期，使徒不仅被认为是耶稣复活的见证。

同时也是早期教会团体决策的原始依靠。

根据传统的记载，耶稣把他权能的钥匙委托给了教会，从而使教会拥有对信徒中各种争议和离经叛道的个人的裁决权。

使徒们为了专心传道，在众门徒中选出７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管理饭食，作为使徒的助理，当然，这七位的任务不仅仅是管理与分派，也还参加了福音的传扬。

这通常被看作是执事的起源。

长老的职分是沿用犹太会堂的习惯而建立的。

在使徒行传１４章２３节中记载了保罗和巴拿巴在教会中选派长老：“两人又为各教会按立长老，祷告和禁食后，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靠的主”。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长老。

关于长老的职责，《圣经》中记载道：当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传道的过程中，因“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从而“定意越过以弗所？，打算不到以弗所去，于是“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劝勉他们谨慎小心，领导所负责的教会坚守信仰，不为人所引诱。

由此可以看出，长老的职责就是管理所在地的教会。

当时长老的事务由执事来协助。

一、二世纪之际，教会的圣职从长老、执事两级逐渐发展为主教（ｂｉｓｈｏｐ）、长老、执事三级。

等到二世纪中期，主教制已经很普遍。

主教被看作是教会统一的中心，是上帝指定的教会信仰的监护人，也是使徒的见证人和使徒统绪回的继承人。

伊纳爵曾强调主教的中心地位并劝勉信徒听从主教的训导；罗马的克雷芒论述了主教的职分来自使徒，藉基督赐给使徒的权能管理教会；伊里奈乌在反对诺斯替派的主张时争辩道：在使徒建立的教会中，使徒的教训完整的保存下来，并由一代代主教可靠地传下来。

这个争辩极大地增强了。

所谓使徒统绪即基督教认为长老和主教的积分来自使徒，藉基督屠给健徒的权船两治理教会，且由使徒或使徒所按立的人选立并按手，这就是使徒统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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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地位的重要性。

当时还认为在使徒工作过的那些教会中的主教更有权威，其中，罗马主教居于首位。

基督教会从那时起，一直到宗教改革期间为止，都是采取主教制，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形态的教会组织，并有解释圣经、决定正统信仰的权力。

到了四、五世纪，教会中圣职和其他分工进一步发展。

每一城市及附近乡村形成的主教区都由一名主教负责。

以后各省又设有都主教，重要的中心城市设有宗主教。

四世纪时宗主教所在的城市分别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城、安提阿和耶路撒冷。

其中，罗马主教渐渐居于首要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教宗制。

罗马主教之所以可以发展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教宗，是有若干原因的，历史上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似乎在将权威汇集到罗马主教身上。

首先是蛮族的入侵。

当时整个意大利都臣服在罗马之下，由于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对罗马主教十分尊重；当皇帝无法保护酉姓时，罗马主教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竟能保护罗马城免于蛮族的侵略。

有“第一教宗”之称的利奥一世（ＬｅｏＩ，４４０年一４６１年在位）阻止了攻打罗马的汪达尔人的屠戮和纵火，使罗马城得以保全。

罗马城的绝境成了教宗的机缘。

其次，蓖罗马帝国的覆亡大大增进了教宗的权威。

因为在罗马，再也没有皇帝的影子遮盖在主教之上，罗马主教变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

此外，回教势力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后，为罗马主教除去了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三个竞争对手。

回教势力也征服了北非，为罗马主教去除了极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逝太基主教。

罗马教会一直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教会。

它是使徒创建的教会：而且位于保罗和彼得工作过的地方，因此罗马主教被认为是使徒之首彼得的继承人，并受到各时期教会领袖及神学家的尊重。

它的地点——首都也提高了它的威望，首都的教会自然会被看作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首要教会。

政府的迁都并没有降低罗马教会的威望，反而使它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权力。

同时罗马教会也在处理各地教会事务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罗马主教中曾出现过几位杰出能于的人物，他们的作为也促进了教宗制的形成。

英诺森一世（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Ｉ，４０１年－－４１７在位）竭力主张罗马主教有最高权力，常为教义争论做最后裁决。

他曾受理奥古斯丁与贝拉基论证时双方的上诉，敦促皇帝压制多纳图派，干预金口约翰受迫害之事，要求召开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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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会议。

利奥一世（ＬｅｏＩ，４４０年－－４６１年在位）从４３０年起已在罗马参加政治活动。

任主教后曾镇压摩尼教。

他的“利奥大卷”曾在神学、教义论争中起关键作用，被采纳后成为卡尔西顿信经中的中心内容和正统基督论的标准。

４５２年匈奴人迫近罗马时，他亲往议和，多方用计阻挡匈奴人的进攻。

格里高利一世（ＧｒｅｇｏｒｙＩ，５９０年－－６０４年在位）极有管理才能，任罗马主教后妥善地处理了教堂修复、财务整理等涉及教会内外的种种困难问题。

他还有很多著作，并在教会音乐、崇拜礼仪和释经讲道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５９６年他派本笃会修士奥古斯丁到英格兰，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当君士坦丁堡主教自称“普世教长”时，他自称“上帝众仆之仆”，从而赢得更高的声望而居于首位。

他也被看成为罗马的最后一任主教和第一位教宗。

经过四、五世纪的帝国教会时期，教宗制逐渐形成，中世纪教会时期的序幕也随之拉开。

（二）中世纪中前期的基督教会
１、罗马教会一统各地教会
在千年中世纪中，基督教在整个西欧社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是以罗马教宗为首，以罗马教会为中央，各级教会越过当地世俗政权，直接服从于罗马教会，听命于罗马教宗的统领。

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简单体制早己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主教制。

主教源于希腊文“ｅｐｉｓｃｏｐｏｓ”一词，原意为“监督者”。

《新约·圣经》和古代基督教文献也多次提到“监督者”一词。

因此基督教各派就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以主教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并日臻完善。

主教制作为一种制度在公元二世纪时已经逐渐确立。

相传使徒彼得在安提阿始建主教座，后来的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在他被罗马帝国官员押赴罗马途中所写的七封信中说：如果没有主教，教会就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不顺从主教，就是不顺从上帝；不经主教同意，举行洗礼和圣餐礼都是非法的；婚姻嫁娶都应该在主教的同意下才能举行。

这是单一主教制存在的最早证据。

主教们在当时的教会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管理教区内的一切教务和神职人员调任等事宜。

除主教外，教会中还设有司铎（或司祭，通常称神父），他们主要是协助主教管理教务和教堂的一切行政事务，在神品中为七品高级。

司铎由主教授予品位和神权，施行除神品和婚姻以外的其他圣事。

司铎之下
是助祭，他们是司铎的助手，主要协助本堂司铎实行各种圣事。

除上述神品之外，还设有六品执事，五品助理执事，四品辅祭员，三品驱魔员、二品读经员、一品门卫员，这一切构成了天主教的神品制度。

罗马教会对此的依据是：“神品是耶稣亲定的一件圣事，它给领受人赋予旄行圣事的神，并赋予善尽此项职责的特殊圣宠”。

因此，在中世纪的教会中，各级教士几乎掌管了信徒所有的灵性生活，他们主持仪式，施洗礼，分圣餐，按立神职人员，主持告解，管理财务，解决争端。

可以说，在中世纪，神职人员通过教阶制层层渗透在基督徒灵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众信徒接受神恩的媒介。

随着基督教会的发展，教会内的最高权力逐渐被解释为罗马主教是集宗教和教会的一切大权于一身的唯一的一个主教，或称普世主教。

在这种教会内部体系中，罗马教宗就是这个精神王国的国王，他掌管着这个王国的一切。

各地教会在主教的掌管之下，越过各地世俗政府，直接对罗马教宗负责，服从于罗马教廷。

罗马教宗控制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罗马教宗凭借圣职保留权制度，控制教士的任免权。

从１３世纪起，一些教宗就已经用各种借口声称，某些教会的职位是罗马教宗保留给他自己的。

到了１４世纪，约翰二十二世（１３１６—１３３４在位）在这种做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条例，明确规定出哪些圣职应留待教宗授予。

这种做法，经过后任教宗的发展，已经可以施用于欧涧的任何一种圣职，以致后来很难说有哪一种圣职的授予可以脱离教宗的控制。

这种教士的任职实际上由教宗控制的任命体制，在一个方面很好地体现出，在中世纪，罗马教宗拥有着最高的宗教权力。

此外，除了牢牢她控制教士的任命，罗马教宗的强大宗教势力也体现在教宗对普世宗教权力的要求并得到教会法学家甚至神学界的鼓吹和支持上。

托马斯·阿奎那就竭力证明人人必须服从罗马大主教。

他声称，按新约规定，国王必须服从教士，如果证实国王是异端分子或裂教者，罗马主教有权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ｍ
在这个宗教王国里，各级教士听命于罗马教宗。

教士们不遵从于所在地的世俗统治者；他们不当受当地法律的约束，也不向本地政府纳税；他们必须听从宗教最高统治者一～罗马教宗的命令和指派：他们只服从罗马教宗加给他们的法律；他们仅仅向罗马教宗纳税。

这种跨越地区、国度直接向罗马。

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德国的宗教改革，从开始到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孔样民，令彪，吕和声．雷虹译，商务印书馆ｔ９９２年版，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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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服从的教会管理体制，是中世纪各地基督教会在体制上的显著特点，也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相对于下文提到的民族教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ｕｒｃｈ）在体制上的重要区别。

所谓民族教会，就是在１６世纪民族意识兴起、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时期，本国（本地区）教会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要求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服从于地方性世俗政权管理的教会。

这种教会是以民族国家为横向服从个体，它们服从本国（地方）法律、听命于本国君主（地方诸侯），向各自国家（地区）纳税，是以教会服从于地方世俗政权为特点的。

它们的本质是脱离罗马、服从于地方世俗政权，又因其出现在１６世纪这个民族思潮涌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环境中，困此称之为民族教会。

２、罗马教宗权力的巅峰及罗马教会的世俗化
中世纪，以罗马教宗为首的罗马教会与世俗政权纵横捭阖，其权力一度登晦造极。

基督教会形成了阻罗马教廷为中央、各级方教会为地方的，以严格君主制度为体制的有形之国，它的国王即罗马教宗。

在中世纪，除了掌管宗教事务之外，罗马教会的势力还渗透到世俗社会的各个方面。

各地教会不仅在制度、教规上服从于罗马教廷，在经济、军事上也都服从于罗马教廷的统领。

因此，罗马教宗逐渐发展成为一位统领教俗两界的首领，并且其世俗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有权废黜国王，解除臣民对国王的效忠誓言；有权将国王的国土转赠他人；除此之外，罗马教宗还要求直接干预政治并充当世俗君主行动的最终仲裁者，罗马教宗已俨然以一个神权在握的世俗形象出现：
在历史舞台上。

六至十一世纪是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基督教经历了法兰克人（５世纪末）、西歌特人（６世纪末）、盎格鲁一萨克逊人（６世纪末）和日尔曼人（８世纪）的归化。

８世纪初，教宗开始与法兰克国王密切联系。

查理曼统治期间使法兰克扩张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８００年的圣诞节教宗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加冕为皇帝，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

教宗与皇帝的结合达到一个高潮，教宗权势也因此大为加强。

８５８－－８６７年间在位的教宗尼古拉一世（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Ｉ），为教宗双重权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声称：“所有主教都是教宗的代理人，教宗是全教会的统治者，教会超越所有属世权势”。

他的宣告成为后继教宗的奋斗目标。

在经历了１０５４年东西教会的大分裂之后，西欧教会走上了迅速发展的时期，１１至１３世纪，罗马教廷的权力扶摇直上，达到高峰。

这种鼎盛在教宗格里高利七世（ＧｒｅｇｏｒｙＶＩＩ，１０７３－１０８５１０
年在位）英诺森三世（ＩｎｎｏｃｅｎｔⅢ，１１９８－－１２１６年在位）得到充分体现。

１０７５年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教宗敕令》，宣称教宗权力高于一切。

教宗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其权势还位于世俗统治者之上，有权废立国王或皇帝。

他重申并反复强调作为平信徒的皇帝和王侯无权授任主教。

这样，他与当时的德皇亨利四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世纪教宗与皇帝的主教授职权之争从此持续了二百年。

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互相废黜对方的教藉及皇位，斗争愈演愈烈，到最后，由于亨利四世受到国内诸侯倒戈王位的威胁，于１０７７年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晋见”，双皇斗的结果以皇帝的委曲求全、教宗的胜利告终。

教宗的权势再次得到张扬。

１１９８年上台的教宗英诺森三世则将中世纪教宗的权势推向了顶点。

他先是插手干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为奥托四世加冕又将其绝罚，后又扶持腓特烈二世为皇帝统一了德国，显示了教宗有废立皇帝的权力。

随后又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兔上与英王发生冲突，英诺森三世任命司捷反·朗登（ＳｔｅｐｈｅｎＬａｎｇｔｏｎ），英王不从，教宗遂下令革除英王约翰的教藉，废除其王位并发出讨伐令，迫使约翰于１２１３年向教宗求赦，他写了一份公文呈献给教宗代表鲁道夫，公文写道：“谨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切权利及臣民献给神及使徒彼得和保罗，也献给我们的母亲——神圣罗马教会，以及我们的主——英诺森和他的继承人。

为要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

因此，我们在鲁道夫面前立下了臣属之誓……我们的后代也将谨守此誓。

为表明我们的臣属，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在彼得便士（Ｐｅｔｅｒ’Ｓｐｅｎｃｅ）之外，每年自税收内，从英格兰提７００马克，从爱尔兰提３００马克，奉献给教宗辖区（ＨｏｌｙＳｅｅ）。

①在１２１５年英诺森三世主持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上，对教会改革、教产使用、缴纳什一税及组织十字军等事项作了规定。

至此，罗马教廷的宗教、政治权势都达到了顶点。

此时的罗马教宗，已俨然以一副世俗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各地教会都臣服于罗马教廷之下。

经济上的双重收入（属世收入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ｉｅｓ和属灵收入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ｉｅｓ），军事上的十字军东征，侦察审判上的异端裁判所，都是教宗世俗的绝对权威以及各地教会越过本地政府直接服从于罗马教宗的极佳例证。

教宗以其各种身份如使徒代理人、意大利中部都主教、罗马主教、世俗。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

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杜，１９８６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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