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为”到“有为”：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角色转变与思考

第1期2021年1月现代教育科学
Modern Education Science
No.1Jan.2021
[收稿日期]2020-07-20
[基金项目]2018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道德脱离理论视域下中学校园暴力及横向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8CYJ03);2019年度
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新媒体背景下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及干预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ZZ2019032)。

[作者简介]孙雨(1992-),女,山东烟台人,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问题青少年的预防与教育。

孟维杰
(1973-),男,黑龙江龙江人,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心理学、青少年德育。

从“无为”到“有为”:
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角色转变与思考
孙　雨,孟维杰
(鲁东大学,山东烟台264025)
[摘　要]无论从个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的角度,校园欺凌都是危害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消极行
为。

已有研究多是围绕欺凌者和受欺凌者进行的,缺乏从旁观者的视角来分析校园欺凌现象。

欺凌者和受欺凌者是校园欺凌的主要角色,做好他们的教育工作固然很重要,而他们身边易被忽视的旁观者对欺凌行为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影响。

旁观者出于自身权益保障、责任扩散、道德推脱及社会环境的各方面顾虑,容易对欺凌行为置之不理,如果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教给他们一些调停欺凌的技能,使其敢于采取行动制止欺凌行为,或者给欺凌者造成心理和舆论的压力,这样对降低和预防欺凌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关键词]校园欺凌;旁观者干预;责任感;道德意识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1-0033-06
[阅韵陨]10.13980/ki.xdjykx.2021.01.006
众所周知,校园欺凌是一种在青少年中常见的伤害行为,是困扰学校、老师、家长和青少年的重大安全隐患,其危害涉及方方面面。

轻则扰乱教学秩序,引发同学关系恶化,影响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重则给青少年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导致日后不良行为的发生,有时可能升级为犯罪行为。

欺凌事件不只是校园里的零星碎片,更有可能是将来社会暴力的先兆。

校园欺凌不仅侵害了青少年个人权益,更给学校、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社会各界日益重视校园欺凌问题,2017年底《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发布,表明对校园欺凌的关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欺凌的形式与特点变得多样化,因此要以新的
角度来看待校园欺凌。

无论是欺凌者还是受欺凌者,都会在外化行为与内在情绪上受到影响。

对欺凌事件的处理,一般也是针对这双方来进行的,但在此过程中却忽略了第三类角色,即被动围观欺凌行为的旁观者。

表面上看,他们似乎与欺凌事件无关,既没有发起不良行为,也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但实际上作为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同伴,欺凌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如果他们愿意主动参与事件,欺凌会产生另外的结果。

面对校园欺凌,每一个旁观者都有可能转化为欺凌者,也可能沦为下一个受欺凌者,如果希望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在遇到欺凌事件时,就不能让未参与者成为纯粹的旁观者,更不能成为欺凌者和附和者。

因此,
—
33—
预防校园欺凌,除了考虑欺凌行为双方,也有必要
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内涵辨析
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往往有第三方的存在,即
欺凌的旁观者。

从字面上看,旁观者是指置身事
外,从旁边观察的人。

词典里对“旁观者”的解释
是“出现在事件现场但不参与的人”[1]。

不同学者对旁观者的界定有所不同,如黄岩认为,旁观者是
在特定时空环境中,面对他人的困难或危机没有加
以协助的人或群体[2];蔡唱则认为,旁观者是紧急事件发生时临时聚集的、与事件无关的围观者[3]。

结合校园欺凌可以得出,狭义的旁观者是指处于欺凌现场但没有参与具体行动的目睹人群,他们既不是欺凌行为的发出者,也不是受害者;广义的旁观者包括事前或事后知晓欺凌事件的群体。

尤其是网络欺凌大大扩展了旁观者的范围,他们的言行对欺凌的后续发展态势有极大的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欺凌事件中旁观者占比高达80%[4][5]。

根据旁观者的行为又可将其分为四类:强化者(约占20%)、协助者(约占7%)、保护者(约占17%)、局外人(约占24%)[6],这其中只有保护者的行为利于减少欺凌,其他三类可以看作是消极旁观者。

校园欺凌往往难以事先识别。

从地理位置上
看,校园欺凌多发生在学校以外比较偏僻的地方,
即使在学校里也是室外偏多,比如走廊、操场等;
从时间上看,校园欺凌多发生在课间或放学后,受
欺凌者往往不敢告诉老师和家长而选择自己默默忍
受,导致欺凌很难被发现。

家长和老师无法接触到
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全部环境,无法掌控教育活动在
青少年身上所起的作用,由此会导致对欺凌行为的
不准确估计。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旁观者干
预的效果来得更快更直接,旁观者大多了解欺凌的
过程,一般情况下他们采取干预会让欺凌在10秒
内减少或停止[7]。

Hawkins等学者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欺凌发生时有旁观者在场,可旁观者出面干预的仅有不足1/5;有旁观者干预的欺凌事件中,超过一半可以被有效制止[8]。

Salmivalli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旁观者的态度与校园欺凌发生率强相关,协助欺凌或漠不关心态度者越多,越会激发欺凌者的表现欲,欺凌行为就越多[9]。

因此,理应重视旁观者对减轻校园欺凌危害的作用,将更多的消极旁观者转化为积极保护者。

二、无为:旁观者的实然角色与困局
(一)旁观者的“两难”现实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是一个复杂的角
色,同时也是一个无组织、临时性的群体,他们或
许成为欺凌者的帮凶,或许在制止欺凌行为时发挥
作用,或许因此而受到伤害[10]。

在实际的欺凌过程中,旁观者大多是参与低迷的边缘角色。

据一次
校园欺凌样貌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亲
身经历过校园欺凌,其中有1/4的人欺负过别人,
而大部分人只是旁观者[11]。

欺凌是群体性行为,多数青少年目睹过校园欺凌行为,也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但少有人去施以援手主动制止,他们在道德观念与实际行动之间左右摇摆,为了让内心得以平衡,只好把自己看作是欺凌事件的看客,以此来“合理”逃避压力。

目前旁观者的帮助只是以弱的、存在主义的方式“起作用”,而不是以强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出现,人们的头脑中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

大部分旁观者处于胁迫、依附地位,对校园欺凌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们可能由于未能阻止欺凌产生愧疚感和抑郁感,长此以往容易形成懦弱、缺乏责任心等不良人格特征。

“不觉得事态严重”“自己没能力也没责任”“和受欺凌者不熟”———人人都有事不关己的理由。

旁观者的冷漠属于结构最松散的一种集体行为,如果他们挺身而出制止欺凌,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受欺凌者,他们也会害怕和恐惧,这种矛盾纠结的心理活动是导致其袖手旁观和欺凌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使有旁观者报告,成年人往往不会认为他反映的人或事有问题,而会认为这个反映者是“troublemaker”,从而影响到个人声誉和其他同学对他的看法。

旁观者与欺凌双方关系的远近,以及欺凌事件的严重程度,都会引发其不同的行为反应。

例如,当欺凌者是自己的好朋友时,他们往往会加入其中“助纣为虐”,当受欺凌者是自己的好朋友时,他们会倾向于做出保护行为,如帮忙“通风报信”,但如果事态比较严重,他们会迫于欺凌者的威慑力,害怕遭到报复而保持沉默[12]。

面对校园欺凌,是非观念不坚定的青少年考虑更多的是朋友“义气”,而非行为的正确与否。

受欺凌者自己没法拯救自己,同学更是冷眼旁观,这种冷漠甚至会带来二次精神伤害[13],但旁观者对此很难感同身受。

(二)旁观者困境的原因分析
旁观行为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群人的困—43—
境,他们无法预测自己接下来会处在什么境地,所
以本能地优先自保而不去阻止错误的行为。

从这个
角度来说,消极旁观者不仅是受害方,更是纵容欺
凌发展的建构者。

然而形成这种困局的原因也很
多。

首先,消极旁观者多有懦弱胆小、趋炎附势的
一面,但他们的权益又有谁来保障和维护呢?个人
的行为选择是情、理、法之间的综合考量,旁观者
的出手相助仅仅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并非法律
规定和硬性要求。

从法律上来说,我国仅对部分职
业人员进行了义务方面的要求,在旁观者救助方面
没有做出明确规定[14]。

当代青少年的成长轨迹更加多元化,价值观念相对去标准化,对自我利益的
考虑会优于公共利益。

他们或怕因为“告老师”被
同学孤立、或因受到威胁怕告诉家长后招来更变本
加厉的欺凌、或是不想多管闲事给自己和家长添麻
烦,担心父母不理解或被父母批评。

种种理由,其
根源在于个人本身承担不起做“好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无法处理因阻止欺凌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外界也没有强有力的后盾支持。

其次,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欺凌行为可以被视
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15],是意图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蓄意滥用力量。

与之相反,旁观者目睹了欺凌行为但本身并未参与欺凌,他们往往对欺凌行为不加干涉,明知行为不当但害怕承担责任,这是一种道德推脱的表现,即人们利用认知灵活性为自身错误行为进行辩护的典例[16]。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17],社会环境(如目睹他人的行为)、内部刺激(如认知和感觉)和行为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这三者中的一种因素变化就会使事情的结果发生改变。

道德推脱是个人对道德进行自我调节的内在认知机制。

在校园欺凌中,旁观者是社会环境的重要部分,他们为了自保,有时会躲避按照道德规则行事所要付出的代价,重新定义欺凌行为,使其显得伤害性较小,从而减轻由此产生的自责或内疚。

有研究表明,道德推脱的水平越高,消极的旁观行为会越多[18]。

这也从侧面反应出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对道德的认识只停留在个人认知领域,没有落实到实践中。

旁观者的责任推脱和情感冷漠笼罩下的集体性
失语助长了欺凌行为,也引发了责任的扩散。

受欺
凌者大部分是沉默者,他们通常不会告知父母和老
师,充其量让同伴知道。

除了受欺凌者以外,大多
数旁观者更是沉默者,不管旁观者出于什么动机和
目的,其沉默都有意无意地给欺凌者提供了支持,他们的围观在无形当中满足了欺凌者的自我成就感和控制感。

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旁观者不是实际上的欺凌者,但却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欺凌事件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沉默”扩散的群体极化现象,
“沉默”促使旁观行为像滚雪球一样愈加强大,它又反过来造成更多人的屈从[19],走向事不关己就毫不关心的极端,尤其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个人采取行动前经常会考虑与群体维持同步。

更多的旁观者会造成责任扩散效应,对于同一件事,如果人数较少的话,大部分人会主动提供帮助,但如果人数较多的话,责任就会分散到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承担的责任就会很少,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有别人去救”“多我一个围观的也无所谓”的责任分散合理化心态,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即使有个别旁观者想出手相助,但迫于围观群体形成的同侪压力,只能消极对待,个体意识逐渐变得模糊,无法扭转大局。

再者,当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之后,学校和家长的反应至关重要,这会影响到旁观群体对欺凌事件的认知与判断。

有研究表明,家庭和学校因素是旁观者干预的重要预测因素,家庭管理程度越高,学校气氛越积极,旁观者干预的可能性越大;更高的社会排斥感和师生歧视,与对攻击、欺负等行为的消极反应有显著相关[20]。

然而现实中,当欺凌发生时,有的学校否认或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将事故责任归于学生和家长,产生的任何状况与学校无关。

还有的学校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改变或毁灭关键证据,甚至封锁消息,对学生和家长施压。

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没有得到严肃处理,就是因为学校将欺凌行为当作“恶作剧”对待,以“学生争执”淡化处理。

在这种认知前提下,多数学校并没有建立专门的欺凌预防、介入和应急处置机制。

由此,常态化防范的缺失直接导致极端恶劣的个案一再发生。

在一些学校,教师很少会对“被欺凌学生”的投诉给予足够重视,而那些长期施暴的“危险学生”也很少会得到足够的风险评估和事前干预。

同时,受欺凌者的家长是处境艰难的一方,在这种“不对称的较量”中,家长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既不能保护孩子在学校上学的正当权益,也不能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也有的家长采取“得理不饶人”的方式,抓住学校管理的漏洞。

比如通知不及时、安全措施不当等细小责任,向学校反复发难,索要过度的经济赔偿,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53—
化。

这些错误的事件反应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
给青少年的心灵带来伤害,给教师、学生、家长、
社会各方都造成不利的影响。

学校和家长尚且如此
对待欺凌事件,让旁观者又能如何理性处理,做出
正确的行为选择?
三、有为:旁观者的应然角色与破局
(一)旁观者应尽己之力
弗洛伊德曾在《性学三论》中讲到一个故事:
一个3岁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
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

”阿姨回应说:“那样
做有什么用?你又看不到我。

”男孩回答:“没关
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

”[21]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其他围观者的支持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有一定
程度的积极作用,校园欺凌同样如此。

由于力量的
不均衡,受欺凌者难以反击,很多旁观者知道这种
行为不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阻止或减轻欺凌伤
害的力量,也有人不愿多管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尽
管旁观行为的出现可能由于无意的注意,也可能是
凑巧的时机,但这些不足以成为他们无动于衷的借
口。

如果广大的旁观群体能够做到人饥己饥、人溺
己溺,就可以为减少欺凌贡献自己所能,打造一个
安全温馨的校园环境。

旁观者或许不能理解受欺凌
者的丝毫苦楚,但他们并非中立。

同学之间在班级
地位的不平等极易造成欺凌,如果旁观的同学出手
相助,即使未能成功保护受欺凌者,也比孤立无援
的情况要相对好一些。

旁观者的情感支持有助于受
欺凌者以后的社会适应状况[22],在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过程中,旁观者可力所能及的有很多,比
如谴责欺凌者、及时安慰受欺凌者或告知他人寻求
帮助等。

(二)旁观者应有主体责任意识
每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生活休戚相关,在学
校生活内外旁观者应对身边的事务积极参与,在参
与过程中的愉悦和美好体验中会唤起其对社会的认
可和归属感,进而潜移默化地,也是真实地将对自
我、他人与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植入内心[23]。

旁观者应该意识到集体与社会公共事务是和个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意识到独立个人对身边事务积极参与的正当性,从而在内心培植个人对集体与社会的认同,使责任意识逐步植入个体的内心,树立起行动和担当责任的主体意识。

即使在校园欺凌这种负面事件中,也应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

个人关心并积极维护自身与他人的正当权益是一种社会参与,青少年积极表达对班级事务的关切同样是一种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体现了个体进入社会公共生活生存姿态的转变。

避开人云亦云、依赖别人做决定的状态,由旁观者变成行动者,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从而改变以往对欺凌行为的冷漠与疏离,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有机、和谐的联系,这样才能从内部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治理。

(三)旁观者应学习调停技能
受欺凌者会直接受益于旁观者的保护、支持和温暖,减轻欺凌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创伤。

芬兰的
KiVa计划就是通过提升旁观者的同理心,培养他们帮助受欺凌者的有效策略和技能[24],并给教师和家长提供反欺凌指导材料,改变旁观者角色,他们还创办反欺凌论坛来应对网络欺凌[25]。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数量和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各自独立的旁观者组织起来,给予他们正面的指导和暗示,就可以使其积极抵制欺凌行为。

Latan和Darley提出的旁观者干预模型为发挥旁观群体的积极主动性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该理论认为,面对突发事件,旁观者会经历5个阶段:注意事件—判断它为紧急事件—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帮忙—干预的想法和技能—提供帮助[26]。

此模型常用来表示旁观者积极干预的变化阶段,也表明了干预过程的复杂性[27]。

旁观欺凌一般是偶然遇见的突发事件,如果没有相应的训练和经验,短时间内很难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

校园欺凌的旁观者多为青少年学生,可以从各个阶段对青少年进行培训教育。

如加强旁观群体对欺凌行为的敏感性,提升其干预欺凌的概率;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让旁观者谈论他们的感受,激起青少年的同理心,使其认识到欺凌的严重危害性,将抵制欺凌行动泛化到日常同伴交往之中[28];教给青少年正确制止欺凌行为的策略,让他们明晰干预的标准;开展法治安全课程,树立法律威信,破除“法不责众”的围观心态;课堂上传授预防欺凌与反欺凌的具体措施,阻止谣言扩散造成二次伤害,等等。

从旁观者“不敢作为”的角度来看,同伴压力在鼓励和维持消极围观中起着较大的影响。

同伴影响是校园欺凌的组成部分,但它同时也可成为解决校园欺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欺凌事件,青少年的自我管理往往比成年人的直接干预更有效。

教师可以尝试将校园欺凌的旁观者培养成为“学生调解人”,通过同伴调停来提高旁观者的合作力、胜任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29]。

学生调解人需要—63—
做的主要包括3个方面:倾听、愿望陈述和问题解决。

首先,调解人要轮流倾听欺凌双方的意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表达发生欺凌的原因、内容和内心的感受;其次,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并在听完后进行重述和澄清,以减少被隐藏的问题;最后,要求欺凌双方思考自己能为此做什么,协商解决方案,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询问双方是否认为他们的问题被解决了,也许他们想要表达歉意或获得对方的致歉,以抚慰受伤的情感。

在同伴调停的过程中,调停人学会了怎样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逻辑性思考,怎么全面看待问题,怎样给予合适的建议,其他人也能从中得知以后如何处理类似的欺凌行为,这样才能在阻止欺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欺凌。

四、结语
校园欺凌不是简单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的二元冲突,处于同一情境中的旁观群体也值得关注。

世界上的“黑客”无所不在,校园欺凌不是少数人的经历,而是多数人沉默后的必然结果,很多人对校园欺凌抱有冷漠的态度,是因为大家从小就被教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天使永远不会登台,魔鬼也永远不会退场。

身边一些普通欺凌事件发生之前,劝阻的声音和动作被嘲笑、得意等浪潮所掩盖,根本翻不起水花,不被人正视。

而当这些事情真正发酵的时候,又会有千千万万的声援者站出来,倡导多多关注受害者。

但事后的关怀总归是姗姗来迟,伤害已经造成了,再怎么弥补,那也仅仅是弥补。

旁观群体的态度是一把隐形的“戒尺”,用得不好,同样无异于欺凌者一方。

因此,不仅欺凌者与受欺凌者需改善自身,旁观者也应理智地行动起来,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除了必要的反欺凌教育,还要培养大众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营造抵制欺凌的氛围,使旁观者敢于发声制止校园欺凌的观念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成积极旁观的社会态度和规则,想方设法把消极的旁观者变成主动积极的反欺凌者,尊重旁观者的积极行为使其得以延续,为旁观者的正义之举提供适当的保障,不让欺凌者的嚣张得以漫延,不让受欺凌者的期待变成绝望的等待,开创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勇敢劝告、阻止欺凌行为的大环境,倡导平和、理性解决问题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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