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以降的词选史与词学的“现代化”进程

试论民国以降的词选史与词学的“现代化”进程
许菊芳
【摘要】在词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民国以降的词选是构建现代词学的重要载体.通过梳理民国以来的词选史,可透视出现代词学词体观的“现代化”、词史观的科
学化与客观化、词体功能观的多方开掘、词学批评视域的多元开拓.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15)002
【总页数】5页(P63-67)
【关键词】民国以降;词选史;词学的“现代化”
【作者】许菊芳
【作者单位】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河南郑州 4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3
Key words: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anthology; "the m odernization" of Ci
20世纪以来，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词学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现代化”
进程。

词学的“现代化”，除了借助论文、专著等载体外，通过选词来建构词史、宣扬新的词学观念成为词学者频繁使用的途径。

梳理民国以来词选发展变化的轨迹，我们发现，民国以来的词选经历了选心随时代社会历史语境变化、选本类型更迭频繁、选词来源更为充备、选本体例由重选向重释过渡等特点，关于此点，笔者在
《民国以降唐宋词选之特点述论》[1]一文中有具体论述。

因此，民国以来的词选
发展历程，自成为独具一格的词选史。

在此，笔者尝试解决的问题是：民国以降的词选史与词学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如何？为解决此问题，本文试从词学的“现代化”及民国以来的词选史这两个方面来分别论之。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在求新求变的思想指导下，尝试借重于传统诗论与西方文
艺理论等多重资源，逐步从传统诗教观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发生了质的飞跃，词学批评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现代化”历程。

关于此点，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2]、曹辛华《20世纪词学批评的“现代化”特色》[3]等文均有详述。

前者从历时的角度阐述了20世纪以来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后者则从共时的角度解析了20世纪词学批评在批评观念、批评主体、批评形式、批评方法、批评标准、批评范畴和话语等方面的“现代化”特色。

析而论之，词学的“现代化”表现在词体观、词史观、词体功能观、词学批评观等方面的变化。

20世纪以来，词体从“小道”、“薄技”一跃而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国学经典”，词的历史地位得到巩固。

在词学观念方面，现代词学不再局限于尊体观念之一种，而兴起了历史进化观、社会批评观、平民文学观、美学观等多种词学观念，真正将词体作为“一代之文学”进行研究。

并深入探讨词学本体，即词的形式、文体、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特色。

词史观方面，现代词学表现出更为科学、系统和客观的特点，对词体的起源、发展、流变、衰落等都有系统客观的阐述，且出现了白话词史、心灵史等词史著作。

词体功能观方面，现代词学表现出多元开拓的特点。

“娱宾遣兴”、“抒情言志”原是词体的基本功能，清代以来逐步演变出政治寄托、时代文学、文化遗产、“心灵文献”等多重功能。

美学风格方面，关于词的审美风格，现代词学从传统单纯的“雅俗之辨”发展为以“悲”、“柔”、“富”、“艳”等风格为主多元美学风格融合的格局。

民国以来，词选的编撰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笔者根据不同时期词选的阶段性特征，将民国以来的词选史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民国时期(1911~1949年)、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9年)、新时期以来(1979年至20世
纪末)。

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唐宋词选的体貌特征各异：民国时期，唐宋词选体现
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鲜明特征，选坛上新旧词选杂糅，选心和选型逐步多样化，突出的词选类型有白话词选、评析型词选、作词法词选等。

建国后三十年中，在文艺理论与创作政治化、功利化的时代环境下，唐宋词选整体表现出数量少和类型单一的特点，其选心偏重于思想性和人民性，选域偏向于豪放词和民间词，选型表现出由重选向重释的全面转变。

新时期以来，在较宽松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多元化的文艺思潮推动下，唐宋词选再度繁荣，不仅选本数量多，而且整体呈现出编撰者层次多样、选心多元化、选型多维度、传播媒介多样化等特点。

选本类型也由此逐步多样化，出现了研究型词选、翻译型词选、鉴赏型词选、类别词选、综合词选等类型。

从词选的词学批评意义上来说，在民国以来的词学批评中，词选是一种重要的批评形式。

选本有着与生俱来的批评价值。

正如张伯伟所说：“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选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形式。

”[4]孙克强也强调：“在清代，词选成为词学
理论的重要载体。

”[5]词选的这种批评功能在民国以来虽然随着现代词学学科的
建立而有所削弱，但是，在现代词学研究中，除了专业论文和著作等新形式外，虽则还有一些传统形式的词话和论词绝句，词选仍是一种重要的批评载体。

而且，在教育逐渐普及之下，唐宋词选的接受群体有了空前的扩大，其影响面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专业论文和著作，更超过传统形式的词话与论词绝句。

因此，在民国以来的词学理论中，唐宋词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透视词学观念变迁的重要窗口。

与传统词选相比，民国以来的词选，除通过选词来表达词学观念外，还多借助前言
后记、笺注解析等阐释性的内容实现其批评功能。

古代词选大多以选词之主次轻重来蕴含其词学观念，清代词选尤其借助选词以开宗立派，成为词学批评的重要载体。

民国以前部分词选中也包含有序跋等内容，部分词选如黄昇《花庵词选》也包含有简要的评点，但没有形成普遍的趋势。

民国以来，词选的重心逐步转移，由选词向释词转变，绝大部分词选都有前言或后记、作者小传、笺注解析等内容，并在前言后记、笺注解析中表达词学见解，且许多整理笺注前代词选的著作如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李一氓《花间集校》等纷纷出现。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序言多阐述词体的起源、唐宋词的发展简史、选词目的与宗旨、选本的选注情况等内容，其词人小传也多有特色。

这其中尤以胡适《词选》富于创见，这部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现代型词选，其序言、附录《词的起原》以及文中的词人小传都带有开创意义，基本可以当作一部唐宋词简史来看，其对于词史“本身的历史”、“替身的历史”、“鬼的历史”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以及将词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三种类型等都具有大刀阔斧的开创意义。

之后的唐宋词选，包括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后记》、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总论》、胡云翼《〈宋词选〉前言》、夏承焘《〈唐宋词选〉前言》等都对词体、词史、词体功能等阐述了编者的观点，具有重要的词学批评价值。

除去前言后记，民国以来词选的笺注解析也都是带有编者眼光的现代解读，胡云翼《宋词选》中的词人介绍和词后的注释和简析便明确地表达了胡云翼建国后的词学观念，其所用语言的感情色彩浓郁、褒贬分明，如说张先的词集中有一部分是表现“男女之情的滥调”即是一例。

因此，选本的这些内容，在民国以来词选中的词学批评意义并不亚于选词本身。

传统词体观的突出表现是强烈的尊体意识，词学批评者力图通过推尊词体来与流行的“艳科”、“小道”、“薄技”观念对抗。

民国以来，词体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词体从“小道”、“薄技”一跃而为“一代之文学”。

但它却与传统尊体意识有较
大差别，现代词体尊体观念不再局限于从传统诗教观中寻求理论支撑，而是以历史进化论、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作为支点，肯定其作为一种新文体、新美学观念、心灵文献等的价值，从而为词体争得其不可动摇的文学史地位，形成颇具现代意识的尊体观念。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数量之多和类型之广是词的尊体意识转变的充分体现。

同时，民国以来的词选史也表现出词体观的历史流变。

民国时期，胡适为宣扬其白话文学观念和文学革命思想，着力编选《词选》，并在序言和词人小传中突出了词乃诗之进化的特性，他说苏轼“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他的‘新体诗’。

词体到了他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

”[6]这
是胡适词体观的表现，胡适1915年在留美日记中即主张“词乃诗之进化”。

另如胡云翼《抒情词选》则突出表现了词的抒情诗性质，他在序言中说：“这一百多首词便可以代表我对于词的见解。

我是站在‘艺术’的立场来选词的”，[7]而他所
选的一百八十多首词中，多为描写恋爱的深情婉转之作。

建国后三十年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词选重视词作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爱国词人和豪放词人得以凸显，词体完全被规范于政治化、功利化的文艺观中，夏承焘、盛弢青《唐宋词选》、胡云翼《宋词选》等都鲜明地突出了苏轼、辛弃疾词作的主导地位。

如夏承焘、盛弢青《〈唐宋词选〉前言》中明确说：“对于反映南宋时代民族矛盾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是我们着重选录的对象。

”[8]胡云翼《〈宋词选〉前言》中说：“这个选本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

”[9]新时期以来，词选重新审视词体的艺术审美价值，但已经不
是在豪放与婉约的二元论中左冲右突，而是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体风格来看待。

从体派角度选词的类别词选多有出现，如李勤印《婉约词派选集》、王新霞《花间词派选集》等都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区分婉约词派、豪放词派、花间词派，不再有偏于一方的主观门户之见。

对于婉约词，惠淇源《婉约词》中具体介绍了其特性：
“首先是它具有‘可歌性’”，“言情性”，“又一特点是‘以美取胜’”。

[10]这也是新时期对词体主要特性的概括，是民国以来词体观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生动体现。

词选中选录什么与不选录什么，入选词人的时代分布、社会身份，作品的题材内容宽度，风格样式范围，选录词人词作的比重问题等，都形象地说明词人的词史地位和词作的词史意义。

此前，词选由于受宗派意识的干扰，其词史观多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特点，或突出南宋词，如周密《绝妙好词》等，或崇雅黜俗，如曾慥《乐府雅词》、鮦阳居士《复雅歌词》等。

民国以来，在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词史观逐渐向客观、科学的方向发展。

因此，唐宋词史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其起源、发展、流变、衰落等的历史发展过程都在词选中得以体现。

同时，许多词选便是一部白话词史、断代词史、心灵词史等。

唐宋词选选词的首选词人变化关系到人们关于词体起源问题的认识。

翻阅历代词选可见，宋代黄昇《花庵词选》首次将李白作为首选词人，并认定其《菩萨蛮》、《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

清代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等重要唐宋词选都延续了这一观点。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首选词人变化较大，胡适《词选》首选无名氏《竹枝》(杨柳青青，江水平)，并在附录《词的起原》一文中对李白《菩萨蛮》等作质疑，认为词起源于《竹枝》、《杨柳枝》这样的民歌；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1934年初版首选词人为温庭筠；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则开始在唐五代词后附录“敦煌石室所出唐时民间词曲”，后来的通代唐宋词选基本都以敦煌曲子词作为首选，如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等，这充分说明以敦煌曲子词作为词的源头已经成为词选者的共识。

正是在词体起源的重新考证后，民国以来的词选选词不再局限于雅词、婉约词等，而是运用历史的放大镜，还原词体的多面性特征。

从词体起源的角度出发，他们选录了大量的民间词、白话词。

民国时期以来，白话词选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从张
友鹤、凌善清率先用“白话”视角选编了《白话词选》开始，胡适更以其“文学革命”领袖的人格魅力，主操选政，且运用“选”“论”结合的方式，使《词选》成为白话词选的代表之作。

之后叶圣陶、胡云翼等编的大量普及型词选，都在选词和释读中注重了白话词的重要意义，最终使白话词选成为了20世纪以来唐宋词选的普遍趋势。

民国以来，词选还多注重选录民间词，胡云翼《词选》、《宋词选》等代表词选尤其注重选录无名氏、女性等词作，这是突出词体的民间文学传统的体现。

另如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单列“风土词”、“两宋通俗词及滑稽词”两个部分，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中为努力体现“词的发展途径”，尤其选录了大量的民间词。

民国以来，唐宋词史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词人词作都在唐宋词选中有所反映。

翻检民国以来的通代唐宋词选，可见词的起源敦煌曲子词、最早的文人词李白、张志和等人的词，词体的定型期温庭筠韦庄等人的五代词、词境的开拓期李煜、冯延巳等的南唐词、宋初延续前期词风的小令、柳永的慢词、苏轼的豪放词、女性词人李清照、周邦彦的赋体词、辛弃疾的爱国词、王沂孙的咏物词，等等，词史发展阶段上的代表性词人词作基本能在其中得以反映。

概而言之，民国以来大量的唐宋词选都是一部部文本形态的唐宋词史。

而在类别型词选中，对于词人词作都有合理的历史定位。

如女性词选中一般突出李清照、朱淑贞、魏夫人；爱国词选多以辛弃疾、陆游、刘克庄为主，南渡爱国词人为辅；婉约词选多以晏几道、秦观、贺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张炎等为主；豪放词选多以苏轼、辛弃疾为主。

而吴文英的词，自民国后期以来，却逐渐被推向词选的边缘地位，入选作品多不超过5首。

将这
些类别词选一一梳理，即可宏观把握女性词史、爱国词史、婉约词史、豪放词史等的轮廓。

民国以来，在词史编撰盛行之时，还出现了大量的词史型选本，其中胡适《词选》、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类词史型选本通过选词和附
录内容直接勾勒了唐宋词史的轮廓，它们用前言、目录等阐述了词史分期，在词人小传中界定了词人的历史地位，将唐宋词史的发展脉络贯穿在选词当中。

胡适《词选》便将其关于白话词史的观念具体形象地贯穿其中，因此《词选》又可说是一部简要的白话词史。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更以九个模块来划分入选词人词作，将唐宋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流派如豪放派、柔丽派、闺情词、风土词、隐逸词、通俗词、滑稽词、咏物词、遗民词等都圈录其中，尤其第八部分单列通俗词和滑稽词，首次明确肯定了滑稽词派存在的合理性，已初步具备了唐宋词史的雏形，是一部较早的体派词史。

在选词中，民国以来的词选还多注重入选词作的题材内容多样、风格样式兼容。

题材内容上如爱国、羁旅、节序、咏物、艳情、农村等不一而足，风格样式上婉约、豪放并举，不再偏于一隅。

这充分说明民国以来词史观的系统化、客观化。

另外，民国以来的词选大多以词人时代先后为序的编排体例取代了传统以社会身份地位作为排名先后的编排体例，这也充分说明词史观的科学化。

传统词学中词体功能主要为“娱宾遣兴”、“缘情言志”两种，前者是词体初创时期的本体功能，后者是在诗教观念规训之下出现的衍生功能，传统的词学功能观基本以二者为中心而此消彼长。

但在晚清民国以来，随着域外文学观念的影响，词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词体功能观也开始被多方开掘，开始从文体价值、文化价值、思想价值等角度重新确认其作为“时代文学”、“文化遗产”、“心灵文献”等的意义。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选心逐步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宗派意识、尊体观念之一隅，而是从词体思想意义、文学观念、教育普及、词学研究、指示创作与阅读门径等多元角度出发，多方开掘，各取所需。

具体来说，民国时期，唐宋词选的选心主要表现为：宣扬宗派思想、指示作词门径、宣传白话文学思想、宣扬爱国精神、宣扬女性主体意识、适应大中学生需要等。

如此多样化的编选目的正是词选发表词学见解、
宣扬爱国精神、指示门径、引导阅读等功能的具体体现，可见在传统文学批评、文献保存、指示门径等功能外，词选开始负载思想载体、文化普及的意义。

建国后三十年中，词选的目的主要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选词目的趋于一致化。

新时期以来，唐宋词选的选心更为多元化，表现出多样性、多层次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其选心有研究、普及、指导阅读与欣赏、指导创作、发抒个体性感悟、弘扬传统文化、宣扬思想教育理念等多种。

概而言之，选词有研究与普及、指导阅读与创作、弘扬文化精神、发抒个体性感悟等多重目的，而词选作为“文化遗产”、“心灵文献”、创作素材等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民国以来，以题材或类型为选词标准的词选大大增加，如民国时期有周瘦鹃《情词》、刘季子《分类写实恋爱词选》、胡云翼《抒情词选》等以“情”作为分类标准的类别词选，又如赵景深《民族词选》专选表现民族爱国思想的词人词作，王君纲《离别词选》则专收离别词。

新时期以来这类选本更多，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如以创作主体性别、身份为划分标准，有帝王词选、女性词选、遗民词选等。

以题材内容为划分标准，有咏物词选、咏怀词选、爱情词选、爱国词选、风情词选、友情词选、节序词选等。

以风格为划分标准，有豪放词选、婉约词选、风雅词选等。

以流派为划分标准，有豪放词派词选、婉约词派词选、花间词派词选等。

还有根据地域和词调等来划分的词选类型。

这些多样化的分类标准，无疑是现代词学在词体题材内容、风格流派、创作主体、文体风格等方面深入研究的生动表现。

举例来说，女性词选是从创作主体的身份角度来选编的。

最早的女性词选虽产生于清代，但女性词选的大量出现却是在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即有范烟桥《销魂词选》、李辉群《历代女子词选》、胡云翼《女性词选》、徐珂《历代闺香词集评》、孙佩茝《女作家词选》、云屏《中国历代女子词选》等多部女性词选。

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女性词选更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仅有单个女性词人词选、历代女性词选，而且还出现了大量女性学者赏析解读的词选、适合女性读者阅读的
女性词选两种类型。

前者有沈祖棻《宋词赏析》、叶嘉莹《南宋名家词选讲》、沙灵娜《宋词三百首全译》等，后者有姚蓉、王兆鹏注《宋词三百首(女性读本)》等。

女性词选的大量出现不仅表现出女性词研究的深入，而且还从创作者、解说者、读者等不同的角度扩大了词学研究的女性视角。

由此可见，透过民国以来的词选史，可看到现代词学在词体观、词史观、词学功能观、词学批评观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因此，民国以来的词选史，不仅是词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透视其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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