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旱灾害对唐朝长安、洛阳政治地位消长的影响

摘要
在唐朝历史上，水旱灾害一直是唐朝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唐朝前期政治中心位于古都长安。

长安自从汉朝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以来一直是中原统一王朝的中央正朔之地。

但是到了唐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逐渐向东移动。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正统王朝都习惯将洛阳作为自己的政治中心。

本文将讨论唐代水旱灾害对唐代长安洛阳两地政治经济地位消长所产生的影响。

重点词：唐朝；灾害；粮食；长安；洛阳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 错误！未定义书签。

目录 (II)
引言 (1)
一、唐中宗之前的旱灾的影响 (1)
（一）旱灾对长安的影响 (1)
（二）旱灾对洛阳的影响 (3)
二、唐中宗之前水灾的影响 (4)
（二）水灾对洛阳的影响 (5)
三、长安与洛阳人口的消长 (6)
(一)长安人口的下降 (6)
（二）洛阳人口的增长 (7)
四、不同的粮食作物对长安与洛阳两地政治力量消长的影响 (7)
结论 (8)
参考文献 (9)
后记 (11)
引言
在唐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位于长安。

长安作为汉代以来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一直备受重视。

唐高祖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首都不仅仅是因为长安拥有作为首都那悠久的历史基础，而且长安拥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长安作为中国的首都，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不仅可以较为容易的控制整个国家，而且长安附近拥有八百里秦川，物产丰富、粮食充足，足以供给唐朝前期长安较为稀疏的人口数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在安定之后长安附近人口大量增殖，长安人口很快便上升到一百多万。

尤其到了唐朝最兴盛时期，人口更是超过一百多万。

长安这样的人口压力对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统治者就不得不趋向将政治中心迁徙到一个物产更为丰富，交通更为便利的地区，以分担人口压力，缓解长安地区较为紧张的粮食供应。

洛阳地区在唐高宗时期曾经一度被唐朝确立为的东都，政治地位一再提升。

到唐中宗时期又取消了东都这一首都。

但是此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唐代不可或缺的政治，经济，人口大城。

在唐朝历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以中宗统治时期为界线，探讨中宗以前水旱灾害对长安、洛阳政治地位消长的影响。

一、唐中宗之前的旱灾的影响
（一）旱灾对长安的影响
唐朝前期在气候学上属于竺可桢所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温暖期，又被气候学家称为隋唐温暖期。

此时的气温较常年均温较高。

此时的唐朝较之明清时代的寒冷期已经算是非常温暖湿润的了，但是唐代的生产力毕竟有限，面对自然灾害仍然难以应对。

唐代中宗以前的旱灾经常发生。

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尤其是首都长安地区，严重的旱灾使长安地区粮食产量十分不稳定。

笔者认为这也是唐朝统治者选择将政治天平倾斜向洛阳的重要原因。

据《旧唐书》记载，在唐中宗以前的唐代历史中，主要涉及到长安及其附近的大旱灾一共有四次。

发生的主要年份包括：贞观十三年，贞观二十三年，垂拱元年，久视元年。

虽说唐中宗之前关中旱灾发生并非异常频繁。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在大灾之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难为一百多万城市人口就地解决吃饭问题。

尤其是发生旱灾之后许多地区往往颗粒无收，哪怕大的旱灾只有四次，但也是对城市人口非常大的威胁。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三年……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

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

”[1]贞观十三年的旱灾使长安地区无法进行正常的播种，导致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政策以缓解旱情。

由于唐朝在初期使用了大量的隋朝义仓，而隋朝义仓储存了大量的隋代余粮。

并且唐朝在高祖执政初期就重视粮食的储存。

所以这时长安的粮食危机并非异常严重。

“八月己卯....至河东，关中豪杰争走赴义。

太宗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收群盗以图京师，高祖称善。

太宗以前军济河，先定渭北.”
[2]但是，唐朝粮食的储备并不足以解决多次发生的大型旱灾。

“贞观二十三年……自去冬不雨，至于此月己未乃雨。

”[3]距贞观十三年过去十年，长安地区又遭受了长时间的旱灾。

此次旱灾又导致春天无法进行播种，导致大量缺水地区颗粒无收。

长安地区人民的粮食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这样的经济危机，导致统治者不得不重视长安的粮食补给问题。

到了唐高祖时期，旱灾得到一定的缓解。

但是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长安的气候又开始变得异常，而且旱灾日益严重。

据《旧唐书》记载“垂拱元年……是夏大旱。

”[4]“久视元年……是夏大旱。

”[5]，此时的长安已经不同于唐太宗时期的长安。

中原王朝由于长期的安定已经使内部人口有了较大的增殖，长安地区人口的膨胀使其应对旱灾的能力下降了很多。

而且长安地区的交通虽然便利，但主要是陆路运输。

运载粮食的工具主要是马车，而马车的运载量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姑且把盛唐首都人口定为一个最为保守的数字一百万人，每人每天姑且需要粮食一斤。

如果所有人的口粮都需要从外地输入。

则长安一天就需要粮食一百万斤，即粮食五百吨。

而大灾之年长安地区百姓所需粮食绝对不仅仅是一天的口粮。

据《中国马驴品种志》调查，普通的蒙古马所承载的货物的合理承载量大概是在300千克，即600斤左右。

则长安城一天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由1500量马车来进行运输。

这里我们还并未算上路途中运输者的自身
的消耗量以及路途的长远，还有长安附近其他非城市居民所需要消耗的粮食。

也就是说实际每天长安附近需要的运粮马车数量要远远大于1500量。

而这些马匹在路上运输的时间十分漫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再次运输，所以需要更多的马车加入运粮队伍。

所以说长安地区一旦遇到大灾之年的运粮车辆一定是个天文数字。

而据专家测算长安丰年的粮食缺口就有一百零一万石。

遇到大灾之年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这样庞大的马车队伍运输粮食是很难组建并为继的。

所以，为了首都的粮食安全，唐朝需要将政治中心转向运输更为通畅的地区。

哪怕是遇到了大的自然灾害，依然可以将粮食快速输入到政治中心及其周边地区。

（二）旱灾对洛阳的影响
唐代洛阳是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

唐中宗之前的洛阳也经常发生自然灾害。

如唐高宗时期“永徽六年……九月。

乙酉，洛州大水，毁天津桥。

”[6]“永淳元年.......五月壬寅，置东都苑总监。

自丙午连日澍雨，洛水溢，坏天津及中桥、立德、弘教、景行诸坊，溺居民千余家。

”[7]面对如此大的自然灾害，唐朝政府进行了积极地赈灾活动。

如“仪凤四年……乙丑，东都饥，官出糙米以救饥人。

”
[8]但是唐代的大灾并不会使洛阳面临粮食异常短缺的情况。

因为洛阳拥有良好的水路交通运输粮食。

在隋朝时期勤劳的中国人民就挖通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北到涿郡，途经洛阳。

这条大运河在当时承担了当时中国主要的运输任务。

京杭大运河连通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浙江。

将江南与洛阳在水陆上连为一体。

这样江南的稻米就可以经过船运运至洛阳。

船运的运载力较之车运是十分大的。

唐代的中国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其运载力是惊人的。

可以将粮食运至长安及其附近.如唐宪宗时期曾“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四十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溵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

”[9]这种船运每次运载的粮食数量非常多。

“得米五十万石，茭一千五百万束。

”[10]这样的运力绝非陆运可以匹敌的。

所以在粮食安全这一角度来说，洛阳的粮食供给比长安更加牢靠。

需要注意的是长安附近并不是没有水运，而是水运不便、价格昂贵。

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可以通过渭水到达长安地区。

但是这一条水路交通不便，经常发生船舶侧翻。

也就使长安地区可以得到实际的粮食供应量大打折扣。

威胁到了长安地
区的粮食安全。

而且这一条水路河道狭窄，实际续航能力有限且距离并不近。

也就增加了交通运输的成本。

庞大的运输量增加了唐朝政府的财政开支，使其倍感财政压力。

这也就不得不促使统治者选择向“东都就食”。

使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政治地位呈现消长的态势。

二、唐中宗之前水灾的影响
（一）水灾对长安的影响
唐朝前期长安地区不仅仅是旱灾多发，而且经常发生水灾。

其水灾所造成的破坏不但不比旱灾小，甚至都开始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唐朝中宗之前长安地区旱灾频发，据《旧唐书》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六次。

分别是永徽二年、永徽五年、永徽六年、永淳二年、大足三年和大足四年。

为此国家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运粮食赈济关辅地区。

“永徽二年……二年春正月戊戌，诏曰：“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

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载深忧惕。

今献岁肇春，东作方始，粮廪或空，事资赈给。

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

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

”[11]这样的旱灾使“仓廪或空”，严重的威胁到了京都地区粮食的安全。

到了永徽六年“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

充使存问，务尽哀矜之旨，副朕乃眷之心。

”[12]长安地区的粮食危机完全凸显出来，原有的粮米基本已经耗光，而陆路交通不便导致了米价的上涨。

米价的上涨致使统治者不得不再次重视粮食的储备工作扩建了常平仓。

但是扩建粮仓并非长久之策。

由于长安地区的气候及交通原因，长安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

到了大足三年“六月，宁州雨，山水暴涨，漂流二千余家，溺死者千余人。

秋七月，秋九月，。

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

”[13]雹灾不仅仅可以使农作物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霜冻天气更使长安附近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的状况。

这样的灾害，百姓需要的不仅仅是粮食，还包括大量的衣物用来御寒。

更加重了长安地区交通运输的压力。

而且祸不单行，大足四年长安地区再次面临类似的灾害“大足四年……自九月至于是，日夜阴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饥冻死者，令官司开仓赈给。

”[14]连年的水
灾已经让长安的粮食时刻处于紧缺的状况。

如果人口依旧大规模集中在长安，必定会给唐朝带来巨大的整治隐患和经济压力。

（二）水灾对洛阳的影响
此时侧重发展洛阳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洛阳在此期间也受到过大的灾害。

如“仪凤四年……乙丑，东都饥，官出糙米以救饥人。

”[15]“永隆元年……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

”[16]甚至于曾经水淹洛阳“永淳元年……五月壬寅，置东都苑总监。

自丙午连日澍雨，洛水溢，坏天津及中桥、立德、弘教、景行诸坊，溺居民千余家。

”洛阳面临如此大的水旱灾害却并不如长安地区一样慌张，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洛阳地区交通便利。

洛阳位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之上，平坦开阔利于马匹运输粮食。

而且洛阳附近有着闻名世界的京杭大运河，苏杭等南方地区的粮食可以随时运至洛阳，缓解洛阳地区的粮食压力。

而且洛阳附近在古代本身就是产粮大区，可以就地解决不少老百姓的衣食问题。

这一点是长安所欠缺的。

其次，唐朝政府对水灾、旱灾各自的应对能力是长安、洛阳政治实力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

在大旱之年，封建的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的。

那时的社会并没有天气预报系统，一旦遇到大旱之年，就算想引水灌溉也是很困难的。

更何况干旱往往不仅仅在某一地区单独发生，而是整个大的区域里一同出现。

所以，当意识到大旱已至的时候再想引水灌溉就为时已晚了。

整个区域内都没有足够的水资源，人类只能听天由命。

而洪涝之年，大量的水资源的过剩致使其淹没庄稼、危害人民生命。

但是，水灾如果做到了一定的预防，就能把灾害降到最低点。

平时注重兴修水利，有助于洪涝之年的排洪灌溉，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也就是说在唐朝时期在旱灾和洪灾面前，旱灾更加可怕。

因为它会使本身就缺水的长安地区面临更加严重的水危机，使长安地区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而洛阳地区临近洛水、黄河，旱灾之年可以引黄引洛进行灌溉。

使粮食的产量尽量不受到旱灾的影响而减产。

在洪涝之年，洛阳虽然较之长安更容易受灾。

但其不利条件，却被其有利条件所弥补。

其有利条件就在于其良好的水上交通，以及广阔的经济腹地。

长安的经济腹地主要是关辅一带，其主要粮食产区在于渭河平原等地。

这些地区地域面积狭小。

而洛阳本身坐落在华北平原之上，幅员辽阔，自身的经济腹地已经囊括了今河南的大部分产粮区。

外加大运河的开通更使其经济腹地一再延
伸，已经达到今江淮地区。

所以，在经济基础上，洛阳更胜一筹。

这样也就有助于洛阳政治地位的提升，逐渐改变了长安与洛阳政治力量上的对比。

封建国家与其在交通不便利的地区囤积粮食还不如转而向交通便利的地区转移部分人口。

同时唐朝在江南地区大量兴修水利，保障当地农业安全。

也就间接的缓解了洛阳一带的粮食危机。

三、长安与洛阳人口的消长
(一) 长安人口的下降
要讨论自然灾害对长安与洛阳的人口数量增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就不得不先得弄清楚长安和洛阳在唐朝不同时期各自有多少人口。

《旧唐书》记载唐初京畿人口923320人。

到了唐朝鼎盛时期人口达到过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人。

但是到了元和时期人口又缩减到二十四万多户，大概也就是120余万人。

《旧唐书》记载“京畿人口，减耗大半，职员如旧，何以堪之。

”唐代宗所言虽然不一定是准确数字，但是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证明长安地区人口有了大的减耗。

虽然长安地区经历了安史之乱人口的消减，但是毕竟经历了元和中兴人口应该有所恢复。

但是到了元和中兴时期，长安人口仍仅仅是唐朝兴盛时期的一半。

较之唐初的九十多万人口仅仅增加三十万人。

原因恐怕就不仅仅是因为兵乱所造成这种现状。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

”[17]《元和郡县志》记载元和八年，京兆府有户二十四万一千二百二十户。

也就是说元和年间较之天宝年间京兆府地区至少减少了十二万户在籍常住居民。

如果按照一户五人计算，则长安人口至少减少了六十万人。

这一数字主要指的是在籍的农民，对于逃匿的流民以及外来的人口并未囊括其中。

鉴于唐朝后期商业衰退以及流民增多这一史实，唐朝长安地区的人口数减少一定是大于六十万的。

所以长安地区的人口衰落是一不争的事实。

这不仅仅与战乱有关，亦与长安地区常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的紧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洛阳人口的增长
洛阳在此期间人口也是有所变化，由于唐初洛阳人口人口仅仅是开元户一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

洛阳人口大约六十三万人。

在天宝时期都畿道人口曾经达到其最大值约为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九十三人。

到了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的灭城之灾，洛阳人口缩减到仅有户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

大约仅有十万人。

洛阳作为安史之乱的主要战场，再加上回纥兵的肆意劫掠，在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唐初到天宝年间的人口增长则是成爆炸式增长。

除了自然增长以外，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粮食供应，应该也是其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唐朝时期长安地区人口先有所增长，但后来开始停滞甚至减少。

长安地区所经历的兵灾虽然多，但程度并不是致命的。

兵祸并未影响其人口基础，但其人口却下降，自然灾害应该其重要因素。

洛阳人口在唐代先是爆炸式增长，后来人口锐减。

其前期人口增长不仅仅在于自然地增殖，更在于洛阳便利的交通输入大量的粮食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其人口锐减则在于兵灾的洗劫，使其直接衰落。

通过两者人口的消长，我们可以看出长安地区政治地位的有所下降与洛阳地区政治地位的抬升。

在这背后自然灾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不同的粮食作物对长安与洛阳两地政治力量消长的影响
唐代气候由于较现在相比更为湿润温暖，由于有良好的水热条件。

长安地区已经开始种植冬小麦。

冬小麦可以做到两年三熟，于是增加了不少的粮食产量。

有助于长安地区人口的增殖。

但是，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冬小麦培育技术尚不完善。

很多地区的粮食生产并不能做到稳产。

于是这便增加了长安地区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

而洛阳地区在此时期甚至可以与江南地区一样种植水稻。

种植水稻较之小麦有几大优势之处。

首先，冬小麦的种植需要大量的水热资源。

长安地区连年的大旱导致冬小麦所必须的水量难以得到充分补给导致冬小麦产量的下降。

而洛阳地区旱灾较之长安地区小，且洛阳地区拥有良好的灌溉设施和水利工程。

所以，水稻的种植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且广大的水稻种植区由于纬度较低，降水相对更为丰沛一些。

所以基本可以保持两年三熟制的运作。

这一点又是关中地区难以匹敌的。

其次，冬小麦的产量较之水稻较小。

普通小麦亩产两石左右，相
当于现在的十二万毫升。

而水稻亩产三石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十八万毫升。

作物产量的不同也决定了长安地区粮食安全程度不及洛阳地区。

自然也就促使了长安、洛阳政治力量产生了此消彼长的现象。

结论
唐朝时期长安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与水旱灾害在此频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洛阳地区由于有着便利的水路交通，可以在短期内调入大量南方的粮食用来赈灾，其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在水旱灾害的影响下长安与洛阳在政治地位发生了不同的消长变化。

参考文献
[1]（五代）刘昫.旧唐书·太宗上[M].中华书局.1975.50-50.
[2]（五代）刘昫.旧唐书·太宗下[M].中华书局.1975.23-23.
[3]（五代）刘昫.旧唐书·太宗下[M].中华书局.1975.62-62.
[4]（五代）刘昫.旧唐书·武则皇后[M].中华书局.1975.117-118.
[5]（五代）刘昫.旧唐书·武则皇后[M].中华书局.1975.129-129.
[6]（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上[M].中华书局.1975.74-75.
[7]（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下[M].中华书局.1975.109-109.
[8]（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下[M].中华书局.1975.104-104.
[9]（五代）刘昫.旧唐书·宪宗下[M].中华书局.1975.458-458.
[10]（五代）刘昫.旧唐书·宪宗下[M].中华书局.1975.458-459.
[11]（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上[M].中华书局.1975.68-68.
[12]（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上[M].中华书局.1975.74-74.
[13]（五代）刘昫.旧唐书·武则皇后[M].中华书局.1975.131-131.
[14]（五代）刘昫.旧唐书·武则皇后[M].中华书局.1975.132-132.
[15]（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下[M].中华书局.1975.104-104.
[16]（五代）刘昫.旧唐书·高宗下[M].中华书局.1975.107-107.
[17]（五代）刘昫.旧唐书·地理志一[M].中华书局.1975.1396-1397.
后记
本论文是在导师靳玲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靳玲老师学识渊博，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师德高尚，对待学生认真负责。

老师不仅仅关心我们的学习成绩，还关心我们平时的身心健康。

靳玲老师做到了古人所言为师者所应做到的一切，即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老师的悉心指导，我这篇论文也就不会成形。

感谢老师为我们所付出的辛勤与汗水。

在此我要对您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没有大家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绩。

你们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互助，什么叫做友谊。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我还要感谢我的母校内蒙古民族大学，是她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博学明理、崇德至善。

是她教会了我要虚心学习，不懈努力。

感谢母校对我的教育。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铭记我是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孩子，内蒙古民族大学就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