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嘉文学

第六章元嘉文学
第一节元嘉之治和诗风之变
一、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年号元嘉，424-453），因其政治较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

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

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整顿吏治；二、重用寒人；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四、整顿赋役制度。

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后，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位二十九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元嘉之治，是在南朝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局面，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但元嘉晚期，文帝听信徐湛之、王玄谟等的建议，好大喜功，仓促北伐，反遭大败，导致胡马临江，国势就此大衰。

这也使得元嘉时代凸显为刘宋时期具有盛世色彩的特殊时代。

在此时期，涌现出所谓元嘉三大家，即谢灵运、颜延之、鲍照。

三人在文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谢灵运是大贵族，将寄情山水与托心玄理结合起来，开创了新的山水诗风。

颜延之与谢灵运合称“颜谢”，是当时重要的宫廷作家。

鲍照则出身寒门，诗风跌宕多慨，对唐代有深刻影响。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三人的社会地位、文学风格与生平际遇都不相同，尤其鲍照在当时带有异类色彩，与谢、颜也没有交往。

三人合称其实始于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后人的一种追认。

二、元嘉诗风新变及其原因
元嘉诗风的主要变化就是以情思代替玄理，由哲思回到感情上来。

在艺术表现上也由淡乎寡味，变为注意对诗歌艺术形式技巧的探讨。

《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说的就是这一文学变化。

从刘宋开始，中国文学又开始了一波新的浪潮，南朝文学在题材的开拓、体式的探索、文辞的精雅等方面都可看到突出的成就。

原因：一是刘宋时代玄学在思想领域中已不占主要地位，在政权领域儒学已占主流。

士人从玄虚思索回到现实中来。

二是刘宋皇室出身寒微，即位后用寒门掌机要权柄。

素族文人进入政权的同时也进入文坛，重抒情代替重玄思的文学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了。

三是朝野上下普遍爱好欣赏自然山水。

三、元嘉诗歌创作新特点。

一、山水题材大量进入诗歌创作，并且改变了东晋诗歌以山水作为玄思载体的倾向，把山水作为审美的对象，正式奠定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根基。

这一方面主要以谢灵运为代表。

二、诗歌创作由东晋的哲理化改变为重抒情，抒发了强烈的感慨。

鲍照在这方面的表现突出。

三、元嘉诗歌出现了对不同创作个性的追求。

四、对诗歌形式的有意探讨。

不但有各种体式的创作，而且注意对仗，格外追求用典使事。

颜延之对这个方向的探索，成为齐梁文学的先导。

第二节谢灵运和山水诗
一、山水诗产生的原因，谢灵运在扭转诗风中的作用。

在中国士大夫的观念里，山林是和仕途官场相对立的。

山林作为隐士避世的场所，很早就被士大夫向往着，描写着。

到了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隐逸的风气更加盛行。

士大夫阶层，不论在朝的，在野的，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

他们往往把自己理想的生活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

这样，山水描写在诗里就逐渐多了起来。

南渡以后，江南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世族地主到处建筑园林别墅，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他们的玄言诗里也出现了山水诗句，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的哲理。

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加，东晋后期谢混的《游西池》等少数诗篇，就已经集中地刻划山水景物了。

宋代初年，谢混的侄子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就去游山水，并写作大量山水诗来发泄他的愤懑。

这诗虽然还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但山水的描写终于从玄言诗里独立出来，从而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此外，诗人对自然美的认识的加深，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民歌里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出现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

再加上南渡以后，诗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江南秀丽的山水，这样山水诗就很自然地产生出来。

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

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二、谢灵运的生平
谢灵运（385－433年），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出生在会稽始宁（今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是陈郡谢氏士族。

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东晋名将谢玄之孙，母亲是王羲之与郗璿的独女王孟姜的女儿刘氏。

他因为从小被小名“客”，人称谢客。

又以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

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

由谢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创作还有著名的《山居赋》。

谢灵运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与从兄谢瞻、谢晦等皆为谢氏家庭中一时之秀。

他本来在政治上狠有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

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谢灵运也由公爵降为侯爵，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这自然使他心怀愤恨。

《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

故自出任永嘉太守之后，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且“所至輒为诗咏，以致其意”；一方面以此举对抗当政，发泄不满，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与此相关，好佛的谢灵运早就有师事慧远的愿望，他的思想也深受慧远的影响。

他在《辨宗论》里就主张“去物累而顿悟”，其《游名山志序》说：“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

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

……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只有倘佯于山水之间，才能体道适性，舍却世俗之物累。

谢灵运晚年作临川内史，因谋反被收。

他的《临川被收》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明白地表示了对刘宋王朝的怨怼与愤懑。

最后在广州被杀。

三、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就和局限
谢灵运的山水诗，绝大部分是在他做永嘉太守以后写的，诗里描绘了浙江、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

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佛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这首诗写他从石壁精舍回来，傍晚经湖中泛舟的景色。

很像一篇清丽简短的山水游记，语言精雕细刻而能出于自然。

“林壑”、“云霞”两句写薄暮景色，观察入微，深为李白所赞赏。

但结尾依然残留玄言诗的痕迹。

又如《石门岩上宿》：
朝搴宛中兰，畏彼霜下歇。

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这首诗写他夜宿石门，期待知音的感受和山中夜静的环境气氛，相当成功。

诗中除借用楚辞的比喻外，没有任何玄言佛理的辞句。

但是，像这样把叙事、写景、抒情结合得比较好，玄言佛理成分也不太多，艺术风格较为完整的作品，在他诗中为数很少。

以此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带着孤清、闲适的情调。

但也有不少作品生动地刻划了自然界的优美景色，情调比较开朗，给人以清新之感。

一些诗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自然的美，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可以说，鲜丽清新是谢灵运诗歌的主要特点。

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钟嵘《诗品》）；钟嵘说谢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诗品》卷上）；萧纲也说“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与湘东王书》）。

一方面，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相比，谢诗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当人们读厌了那些“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一接触到谢诗中那些山姿水态与典丽新声时，自然会感到鲜丽清新、自然可爱。

关于谢诗的“自然”，唐释皎然在《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中说：谢诗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也不同于曹植等人那种“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

所谓“作用”，就是经营安排、琢磨锻炼。

以此而能达于自然，这正是谢诗胜人之处，也是他开启新诗风的关键所在。

正如王世贞《读书后》所说，谢灵运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余子所可及也”。

谢灵运的山水诗给人印象最深莫不是那些散见于各篇中的“名章迥句”。

例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清新自然，珊珊可爱，秀丽山水，不绝皆至眼前来。

另一些佳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则出于精心的雕琢，表现了他“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艺术技巧。

因此，其诗正如锺嵘所誉：“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诗品》）
沈德潜《说诗晬语》还曾将谢诗与陶诗作过比较：其文有曰“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

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

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

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

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

具体说来，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写意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

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

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

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衹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

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诗品》）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

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幷不遗余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

如其《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叁江
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

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

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海鸥戏春岸，天鶏弄和风。

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开阔的洲渚，茂密的松林，蜿蜓的蹊径，淙淙的流水，嫩绿的初篁，鲜紫的新蒲，自娱的羣鸟，像是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向读者展示眼前的一切。

诗中所描绘的景物，的确是清新自然的，然其刻划描摹之功，不经过一番苦心琢磨和精心锤炼是达不到的。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狠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陶渊明的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

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但在平淡的外表下，却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如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与人格，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

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则更注重写实性。

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

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

因而他笔下的物象，就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

他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描尽水态，而且写来也鲜丽清新、自然可爱。

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其诸多名章佳句中，已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他说“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以不辨为辨，启发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补充。

而谢灵运所采取的办法却不同。

他作诗的态度本来就十分认真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句。

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

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姑且不论所记本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至少说明谢灵运写诗的态度是相当认真的。

又《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

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

”这并不意味着谢之才思劣于颜，只能证明谢灵运作诗的态度十分认真，又要尽量捕捉自然景物的客观美。

也许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当他面对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时，也同样有着语言表达的苦恼，所以他才有“空翠难强名”（《过白岸亭》）的慨叹。

但他还是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写实性，努力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语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它们，幷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种执着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他的诗也就不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

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

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

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
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

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释皎然《诗式》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其词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中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谢灵运就是这种诗风的代表。

然而，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他在政治和生活上又没有高尚的理想，他在政治失意时游山玩水，只是在声色狗马之外寻求感官上的满足，并以此掩饰他对权位的热中。

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能够描绘一些外界景物，却很难见出内心的思想感情。

当诗中涉及思想时，他总是借一些玄言佛理的词句来装点门面。

他对玄学佛典又有丰富的知识，所以装点起来就很不费力。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说的“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虽然主要是批评两晋那些伪装清高的文人，但对于谢灵运也同样适用。

所谓“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正是很准确地指出了他山水诗的根本弱点。

他的山水诗所以多数不能作到情景交融和风格完整，原因也就在这里。

同时，谢灵运的诗虽然不乏名句，却很少佳篇。

他的诗往往是前半写景，后半谈玄，总是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写景部分又往往是先写出游，再写见闻，象是一篇旅行日记。

谈玄的部分时时流露出消极出世的思想。

他的代表作有《登池上楼》和《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

谢灵运的山水诗的特点，是以细致的刻划来达到巧似。

雕琢多，对仗多、形容多，不免流于繁冗堆切。

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之弊。

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见《清诗话》）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

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

总体来说，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诗人。

自他之后，南朝的谢朓、何逊，唐朝的孟浩然、王维等许多山水诗人相继出现，他们以优美的山水诗篇丰富了诗歌的园地，谢灵运又是一个用全力雕章琢句的诗人，这方面他也为齐梁以后的新体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节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

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

曾祖含，右光禄大夫。

祖约，零陵太守。

父显，护军司马。

少孤贫，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

锺嵘《诗品》将他列入中品，并说：“其源出于陆机。

尚巧似。

体裁绮密，情喻渊深。

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

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

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

如其《应诏观北湖田收诗》、《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始安郡还都与张相州登巴陵城楼作诗》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他的诗被鲍照称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被汤惠休称为“如错采镂金”。

第四节鲍照
一、鲍照生平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

祖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北部）。

久居建康（今南京）。

出身寒微。

曾任秣陵令、中书舍人等职。

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
参军，子顼起兵失败，照为乱兵所杀。

其诗反映出庶族地主对当时士族专权政治现状的不满。

长于乐府，尤擅七言歌行，风格俊逸，对唐诗人李白、岑参等颇有影响。

有《鲍参军集》。

鲍照由于“身地孤贱”，曾经从事农耕，生活在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处处受人压抑。

他在《瓜步山揭文》里曾经叹息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和左思《咏史》中“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的愤慨不平是完全一致的。

二、鲍照诗歌的主要成就和乐府诗。

鲍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使他在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和谢灵运不同的道路。

当谢灵运大力创作富艳精工的山水诗时，鲍照也开始了创作生活，并以“文甚遒丽”的古乐府逐渐闻名于诗坛。

他现存的诗约有二百多首，其中乐府诗就占八十多首，而且他的优秀诗篇大多数都是乐府诗。

他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描写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抒发民生多艰的愤懑与不平。

最能显示鲍照反抗现实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的，便是他的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

《拟行路难》十八首，是他的代表作。

这一组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他在这里对士族门阀的压迫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如《泻水置平地》及《对案不能食》两首。

在这一组诗里，对爱情不自由的妇女也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如《璇闺玉墀上椒阁》一首。

此外，还写到了边塞戍卒的生活以及思妇寡居的悲叹，如《君不见少壮从军去》一首，唱出了稽留边塞的士卒还乡绝望的哀音。

《中庭五株树》、《今年阳春花满林》等篇，则深刻细腻地描写了思妇寡居的悲叹。

这些篇章显然又是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现实主义的传统精神。

当然，这组诗中也有少数篇章，流露了听天由命、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

总的说来，《拟行路难》是一组成就非常杰出的乐府诗。

思想内容既丰富深刻，感情也强烈奔放。

所用的七言、杂言诗体，章节激昂顿挫，富于变化，南朝文人读他的诗感到“发唱惊挺”、“倾炫心魂”。

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全诗突出一个“愁”字，所叹者愁，酌酒为消愁，悲歌为泻愁，不敢言者更添愁。

正如沈德潜所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这自然生愁”（《古诗源》卷十一）。

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而又激越奔放的感情。

又如《拟行路难》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新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首四句情绪慷慨，激愤难抑。

他拔剑击柱，仰天长叹，悲愤满怀，因为有志难伸。

中六句以轻松的口吻表现罢官后的天伦之乐，在轻松的背后，隐含着失志后无可奈何的悲哀。

末二句故作旷达之语，既有孤寒之士的人生隐痛，也有讽刺权贵的意味。

再如《行京口至竹里》：
高柯危且竦，峰石横复仄。

复涧隐松声，重崖伏云色。

冰闭寒方壮，风动鸟倾翼。

斯志逢雕严，孤游值曛逼。

兼途无憩鞍，半菽不遑食。

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行役的艰辛困苦，使诗人倍感夙志的凋零和社会的不公，士族“君子”与寒门“细人”的地位如此悬殊，诗人也只能忍气吞声，承受着内心的煎熬。

有时，鲍照还以深婉含蓄的手法将这种难以抑制的激愤之情传达出来，如《梅花落》采用比兴的手法借物喻人，将正直而有才华的寒士比作“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的梅；将那些虚有其表而无节操与才能的权贵比作“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的杂树。

两相对比之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