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121——法治与人治之辨

读《资治通鉴》1121——法治与人治之辨
原文：烈祖明皇帝中之下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

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

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

”帝纳其言。

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

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司隶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课，其文备矣。

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

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

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

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在考课哉！”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也。

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

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

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新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

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

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

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欲，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
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

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

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

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

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

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

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

至于百官，莫不皆然。

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

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

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烦劳之有哉！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

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

事
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

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柏杨白话版：曹魏帝国皇帝（二任明帝）曹叡，对浮华不实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下诏给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遴选人才，不可以根据他的知名度，‘名’这个东西，好像画在地上的煎饼，中看不中吃。

”卢毓回答说：“根据知名度选拔，固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奇异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人才。

正常人才接受教化，羡慕善行，然后才会受到称赞。

对这种人，不应该讨厌。

我愚昧的既没有能力发掘奇异人才，而我的责任又是依照正常程序，任命官职；唯一的办法是，在任职后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名实相符？古代，部属们提出建议后，君王就分派他工作，考验他的能力。

可是，现在考绩制度废除，官员的任命或罢黜，完全根据舆论对他的论断，有美誉的进，有恶声的退。

所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虚的实的更难分辨。

”曹叡采纳卢毓建议，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卲，制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考课法）。

刘卲遂制定七十二条（《都官考课法》）；又厘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施行细则》（《说略》）一篇。

曹叡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上书说：“《周官》上的考绩办法，十分详尽。

然而，自姬钊（周王朝三任王康王）以下，逐渐废弃，这说明考绩办法，全看是不是有人执行和如何执行。

两汉王朝后来衰微，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考绩制度不够周密？而今，我们的武装部队，十分杂乱，增多减少，没有一定常规，无法使用同一标准。

而且，好像渔网，当它不能张开时，拉它的主绳就行；好像皮衣卷毛，只要拿起领子一抖便可。

皋陶（古代传说中最公正的法官）在姚重华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

如果高级官员能尽到他的职责，作为文武百官的榜样，则谁敢不尽忠职守，何必考绩！”
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说：
“公开考验官员的能力，三年作一总结，是君王最完善的制度。

然而，历经六个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两汉王朝），考绩法规，并不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七位圣人（伊祁放勋、姚
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姬旦），考绩细则，也从没有被当做经典，传到后世。

我认为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无法作详细规定，使它无懈可击。

俗语说：‘世界上有恶人，没有恶法。

’如果法治是万能的，则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可以不需要姬弃（稷）、子契，作为辅佐；商王朝、周王朝也不必在乎伊尹、姜子牙（吕）作为助手。

“现在，主张对官员应加以考绩的人，引用周王朝、两汉王朝的做法，不过是用当初京房《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作为蓝图（参考前三七年），可以说已阐明‘考绩’的要义。

但是，如果盼望谦让风气受到鼓励，政治和睦受到推广，我认为‘考绩’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

州郡政府举行任官考试时，应分为四类（一、儒学——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二、文吏——深通公文程式的官吏，三、孝悌——孝顺父母跟和睦家人，四、从政——有能力从政。

参考143年）。

考试及格之后，再向上级保举推荐，由中央征召聘请，出任跟人民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首长（指县长）；以后再根据他的功劳，擢升郡长，或者仍保持他的原职，而只增加薪俸，或加封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

我认为，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官员，应该使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命他们拟定一项《州郡政府官员考绩条例》，切实执行。

依照规定，应赏的一定赏，应罚的一定罚。

至于中央政府的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在宫廷供职的大臣，也应该就他们的职务工作，检讨考核。

“古时候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谈论天下大事。

在宫廷供职的大臣，是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或错误，君王再小的善行都要记载，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

天下是如此之大，人口是如此之多，一盏灯火，不可能使每个角落都得到光明。

所以，君王是人的头颅，臣子则是四肢，显示同属一个整体，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全。

古人指称：‘充当栋梁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伟大事业，绝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

’从此可以了解，岂有身为大臣，整天在那里办理考绩，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之理。

有些人既有办法保持他的官位，又没有被免职放逐的顾虑；而又有些人虽忠心报国，却遭受
猜忌。

社会上没有公道，邪恶的攻讦却成一时的风气。

在这种情形下，即令孔丘来主持考绩，恐怕也不能有什么效果，何况一个普通的泛泛之辈！”
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人民，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

依照官位职责，去考察实践；依照法令规章，去检查督促，不过是一种细枝末节。

基础还没有建立，而只管细枝末节；不知道尊崇建国大业，却把对官员的考绩，当做优先工作，恐怕无法分别贤愚，显示不出是非。

”
议论纷纷，一直无法作出最后决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竟不能实行。

司马光：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

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

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

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个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

用考绩条例检查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

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

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

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

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就很容易发现人才，并任用人才。

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要他记忆的和阅读的十分渊博，谈论经典时十分精通，他就是饱学之士。

想知道谁是公正法官，只要他有能力分辨真实、虚伪，使人不受冤枉，他就是公正法官。

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要他能使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他就是理财专家。

想知道谁是优秀将领，只要他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屈服，他就是优秀将领。

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用这种方法考察。

表面上看起来，是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做主决定；虽然也是根据他们的外在行为，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内心观察。

探讨实情，斟酌形势，是一种最精密的
心智活动，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能够预先制定法律，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有的人因为是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身居高官。

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贫贱，虽然有很高才能，照样被排斥在政府之外。

当权人士所喜爱、所欣赏的，虽然是个坏官，也不能免职；但所恼怒、所讨厌的，虽然对国家建有功勋，也不录用。

询问别人，或征求别人的意见，称赞他的和诋毁他的，各占一半，因而犹豫不能决定。

考察他外在的行为，文件俱在，但没有实质，无法清楚。

即令制定再完善的考绩条例，项目再细，档案再多，又怎么能够了解真相！
有人说：君王治理的范围，大者是天下，小者是一国。

文武官员成千上万，一一考察，或擢升，或免职，怎么能够不交给有关单位去办而自己动手？我的回答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在上位，不仅仅指君王，郡长主持一郡，州长主持一州，九位部长（九卿）主持他们的一部，三公统筹全国，都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

君王也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三公、部长、州长、郡长，怎么会把事情堆到一个人身上，独任烦劳？
有人说：公务人员考绩办法，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制定，京房、刘卲不过稍加增订而已，怎么可以废止？我的回答是：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的官员，在位的时间都很久，受到上级的信任也很坚定，而且制定的法律也很宽大，完成工作的限期也定得很远。

所以，姒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完成，然后才处罚他的罪行；姒文命（禹）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部平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

不像京房、刘卲所主张的那样，一粒盐、一粒米的斤斤计较，早上交付任务，晚上就要求成果。

有些事情，名称相同，实际却不相同，不可不加分辨。

所以，并不是说对公务人员的考绩可以在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实行，却不可以在两汉王朝及曹魏帝国实行；而是由于京房、刘卲没有认清它的根本何在，只知道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胡三省曰：
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恰当。

可是，必须英明的君王才能实行。

自西汉王朝以下，能够根据方案，追究实施成效的，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刘病已（刘询，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

刘病已能够做得那么好，并不是由于师傅传授，或高级辅佐大臣开导。

司马光所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记载！”真是万世名言。

读书笔记：人治和法治都是必须的，关键是找到平衡点，找到适合当时的一种平衡状态，但总体来说，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法治进、人治退，社会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越来越稳定。

以今之法治去非古之人治，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并不具备高度法治的条件；以西方的法治非东方的人治，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都不尽相同，但必须朝强化法治，弱化人治的方向努力。

法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执行，在人治社会，法总是会成为强势者的工具，所以首先要确立法的地位，一切皆在法之下运行；其次是在框架设计时，首先要建立对立法者、执法者权力约束机制，使法真正大于人。

柏杨：法治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纠缠两千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法治胜于人治，才成定局。

司马光为人治所提出的辩护，徒供后人凭吊，已没有再批判的价值，我们自不浪费笔墨。

不过，有一点却十分奇怪，这么一篇严重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议论和对政治肤浅的认识，何以被人治派奉为经典？这是不是可借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推理能力？假如不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缺乏逻辑训练。

最可惊的是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不可制定条文法律。

这就跟京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一样：“我说人头是真，它就是真；我说人头是假，它就是假。

”为暴君和贪官污吏提出施暴的理论根据。

而胡三省却认为它竟是万世名言，似乎又显示了一种现象：儒家知识分子，永远以当权者自居，所以只要对当权派有利的建议，都如醉如痴的赞成，永远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被统治的小民，应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人格尊严。

——当然有很多对君王严厉指责的奏章，也有很多为小民呼吁的奏章，但他们的目的仍是保护君王的利益，警告他如果再继续暴虐，可能丧失政权，而不是警告他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