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唯物史观从

第三节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
唯物史观从
第三节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
唯物史观从历史全过程上肯定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推动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自己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然性，而且肯定这个必然性最终都会变为现实，但这个必然性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变为现实的漫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或过程是否都能顺利地推进，也都是有条件的: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必然性就一定会变为现实，否则，就必然不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它对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的结局预设了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或者前进，或者停滞，甚至倒退。

最终是何种结局，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和实际力量的较量结果。

由于任何一个历史进程在推进过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消长总是瞬息万变，而且难以预料，特别是某些关键性人物和事态的出现，往往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必然性在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中总是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能说其中只有某一种结局才是必然的，其他结局都是偶然的，正如不能说白乌鸦是偶然的，黑乌鸦才是必然的。

必然和偶然、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不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而是规律与其具体展现之间的关系。

(例如，不能因为多数豌豆荚中都有5粒豌豆，就断定有5粒豌豆的豌豆荚是必然的，多于或少于5粒的豌豆荚是偶然的。

问题在于，“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以什么为依据，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

所以关键是要弄清楚决定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的“因果链条”，那才是决定每个豌豆荚中的豌豆粒数的普遍规律或普遍适用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如果把必然和偶然、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视为多数和少数的关系，那就会把“多数”视为“必然”或“普遍规律”，把“少数”视为“偶然”
或偏离规律的“变异形态”，“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或者，把不能纳入实证归纳性的“规律”的事物宣布为“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注:特别是社会历史现象很少重复出现，多是一次性出现，很难纳入按重复出现次数多少归纳出所谓的“规律”，因此就被宣布为“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只能算是非科学的“人文学科”。

)可是，“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

实际上，“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326页。

)唯物史观根据历史全过程的必然性肯定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因而也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力量或政党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大，但条件是必须获得广大劳动者的拥护和支持;否则，就必然失败。

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是各个阶层、阶级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发挥出来的实际力量较量的必然结果。

成功和失败这两极之间，就是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也是各种偶然性出现的空间。

那么，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偶然性是否就是绝对不能控制的恶魔或天命呢,不是的。

社会历史现象中的所谓偶然性，实际上不过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还不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必然王国;只是因为人们还驾驭不了它，还不能事先预见或防患于未然，就被称之为偶然性，甚至归之于天命，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从哲学本体论上说，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同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性与个别性(或共性与个性)这两对范畴的含义是相近的，例如，所有的树叶都具有树叶的共性，而每一片树叶在具有一切树叶的共性的同时，又总是具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片树叶的个性;正如在人类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中，“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时就把个性称为偶然性。

这是指个体因为某种“独一无二的际遇”而具有了与同类的其他个体不同的特性。

但是，在哲学用语中，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对范畴还具有认识论的含义。

例如，人们往往把必然性与“可预见性”联系起来，把偶然性与“不可预见性”联系起来。

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含义上的区别，是不能抹煞的，抹煞了就会造成混乱。

因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虽然是同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有联系的，但这个必然性与偶然性或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之间的界限，却是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发展而变动的: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不可预见的或不可控制的偶然性领域就相应地缩小??有时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必然王国”在缩小，“自由王国”在增大。

(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必然”和“自由”这对范畴的含义，与“必然”和“偶然”这对范畴的含义截然有别。

“必然王国”所指的恰恰是人们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领域，而“自由王国”却指的是人们能够预见和控制的领域。

)本体论意义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与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却没有联系:因为类的共性和同一类事物中的各个个体因“独一无二的际遇”而具有的个性，无论你是否认识或预见到它们，它们都是客观地存在着的。

波普尔[链接文本素材库: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奥地利的英籍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时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1972)等。

在科学哲学上，他倡导“证伪主义”，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不在于其理论是否能够被经验“证实”，而在于它们是否能够被“证伪”。

例如神学、占星术可能被某些经验所“证实”，却不能用科学方法“证伪”，因而不是科学。

而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在永无终止的“猜想与反驳”中增长的，也就在不断的“证伪”中发展的，因此才成为科学。

波
普尔强调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有在不断的“试错”、“纠错”过程中才能发展，当然是对的，但由此认定只有能够被“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被“证实”的理论反而不是科学的理论，这就陷入谬误了。

在社会历史观上，波普尔强调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不是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知识增长;因此认定历史不可能有规律，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

]在攻击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时，正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和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问题上制造了一系列混乱。

如前已指出，波普尔认为，由于“人类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我们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因此我们不可能预见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种为历史预见提供依据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他的这一推论，包含着一系列的逻辑混乱。

首先，不只是“知识的增长”对历史进程有“强烈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教育的进步、难以抗拒的巨大自然灾害、革命、战争……等等，对历史进程都具有“强烈影响”;而且所有这些发挥“强烈影响”的因素，它们相互之间还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或相生相克，或相互促进，或相互削弱。

波普尔对这些同样具有“强烈影响”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只字不提，仅仅挑出“知识的增长”这一个因素来立论，就要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是否能够预测的问题作出结论，算得上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吗,其次，他用来证明知识的增长不可能科学地预测的论据，看来主要
是三条:其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构组织，科学的进步也会在某一天停止。

例如，说不定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流行病。

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知识分子确实已经退回到神秘主义去而与科学进步(或与开放社会的要求)相对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照此行事。

”“我们不能保证正直的人一定对科学研究感兴趣。

我们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富于想象力并热衷于提出新假说的人。

归根到底，在这些事情上往往在于纯粹的偶然”。

(见杜汝楫、邱仁宗译《历
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如此粗疏的论证，竟出自号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第一流权威的手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难道竟没有想过，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只是到了20世纪才由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人发明出来，而没有被同样富于想象力的亚里士多德发现;但尼斯?巴宾1707年发明汽船不但给自己带来厄运，那项发明本身也被人遗忘，而一百年以后，富尔顿发明的汽船却成了推进西方工业革命的强大力量，这些事实难道都是“纯粹的偶然”,如今，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趋势作预测，许多人都预测那将是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和信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世纪。

许多国家都在拟订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如果波普尔所说的“纯粹的偶然”是真理，作那些预测和规划的科学家岂不都是异想天开了。

其二，波普尔强调，“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

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

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又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

由人来代表的这种情况必定是建构的组织，……归根结底，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即依赖于民主”。

(见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这的确不错。

可是，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治民主建构又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又为什么会遭到践踏呢,而且，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构组织，科学的进步也会在某一天停止”呢,原来又是“偶然性”作祟:“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比方说)存在着传播极乐世界幻想的种种细菌或病毒的可能性”(见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等等。

可是，恐怕很少有人相信，诸如民主遭到践踏或所谓“极乐世界幻想的种种细菌或病毒”得到传播之类的历史现象，会由于“纯粹的偶然”而出现。

其三，波普尔强调知识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

(见杜汝楫、邱仁宗译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仅是他所反对的“整体主义”的社会预测不可能了，连波普尔自己主张的所谓“渐进工程”问题(“例如控制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或者在国家管理生产的意义上的中央‘计划’是否与有效的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相一致的问题;……”[见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所需要的预测，也是不可能的了。

本来，波普尔自己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对“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问题发表过十分精辟的见解。

他说:“人们往往听说，行星的运动遵循着严格的规律，而一颗骰子的掷落则是偶然的或服从于偶然性的。

在我看来，差别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已经能够那样成功地预见行星的运动，却不能够那样成功地预见投掷骰子的单次结果”;但是，“掷骰子时我们所缺乏的显然是对初始条件的充分了解。

若能对初始条件进行充分精确的测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作出预
见”;“有另一种情况，可能使预见难于成功……然而我们绝不能断言在某个特定领域没有规律……这意味着我的观点把偶然性概念视为主观上的……当我们的知识不足以作出预见时，我们就说是偶然现象，例如掷骰子，我们说是‘偶然现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初始条件”。

[见波普尔著:《科学发现的逻辑》英文版(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by Karl R. Popper, London, 1959)，第205,206页。

但是，如前已指出，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才能说偶然性是相对于主观认识而言的;在本体论意义上，还得承认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

]这样的表述的确是很科学的。

那么，既然波普尔自己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演绎、通过证伪来筛选假说等方法上应该是“完全统一”的，(见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为什么又把社会认识中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绝对地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当然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作出像年历、节气或日食、月食日期那样的预报。

但这不是因为社会历史进程本身没有规律，而是因为根据那个规律作出具体预报所需要的有关“初始条件”难于准确地把握，特别是将要出现的“初始条件”更不可能事先知道，至多只能作一些推测。

因此，根据唯物史观揭示的普遍规律对历史进程作预测时，大多只能采取“如果出现某种情况，就会有某种结果”的预测形式，如前面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末的俄国历史前途所作的预测，就是采取的这种科学态度。

确实，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某些具体历史进程的预测，也多次出现过失误，如他们对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的预测，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多国同时胜利的预测，对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就要废除商品货币交换制度和市场竞争的预测，都已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不对的。

但诸如此类的预测失误，都是由于对“初始条件”难以全面掌握所致，并不能由此就断言预测所依据的原理或普遍规律就错了，正如不能因为天气预报出了差错就否定气象学原理一样。

波普尔自己也承认，对具体事态的预测不可能精确，并不是社会科学独有的缺欠，“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远远不能预测某个具体情况(例如一场暴风雨或火灾)的准确结果”。

(见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地掌握了预测所需的“初始条件”，根据唯物史观阐明的原理或普遍规律就能对历史进程作出相当准确的预测。

例如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充分地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的前提下，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体进程和阶段性进程都作了预测，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些预测都是相当准确的。

又如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充分地结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前提下，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设想和本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规划，这也是一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预测，近20年的实践证明这一预测也是相当准确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总体预测，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有的人就宣称那个预测已经彻底
破产。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宣称历史己经就此“终结”，此后只有资本主义的“永存”，而不会再有历史的变迁了。

福山先生这一结论也是一种历史预测。

它是否正确，当然最终也只能由历史进程本身来检验了。

在此，我们引用一位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哲学家的话来作对照。

他就是当代世界知识界都熟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是法国哲学家、作家、评论家，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

1905年 6月21日，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寄居外祖父家。

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A.叔本华、F.W.尼采、H.柏格森等人的著作，这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他对文学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1924年，萨特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

1929 年获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后在勒阿弗尔的一所高级中学任教。

1933,1935年，他在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受教于现象学创始人E.胡塞尔门下，并研读德国存在主义者M.海德格尔的著作，接受存在主义观点。

回国后继续任教。

从1936年起发表哲学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萨特曾于1940年被德军俘虏,关入集中营，次年逃出，并与M.梅洛-庞蒂、S.波夫瓦等左派知识分子一起积极参加抵抗运动。

1945年,他主持创办了《现代》杂志，传播存在主义的思想。

50年代，他积极参加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1953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他曾于1955年访问中国。

1968年 5月，巴黎爆发反政府学潮，萨特站在造反学生一边，并且先后担任“极左派”报纸《人民事业》和《解放》的主编。

70年代以后，萨特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仍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继续保持其激进的政治立场。

1964年瑞典文学院曾决定授予萨特以诺贝尔文学奖，但被他本人谢绝。

1980年 4月15日病逝于巴黎。

萨特的作品很多，主要通过小说、戏剧、评论等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

他的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辩证理性批判》(1960)等。

]。

他说:“马克思的命题
在我看来具有一种不会过时的明证性:只要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还没有把人类从‘稀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话。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过提示这个遥远的时代的一段话:‘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有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的确，萨特所引的马克思这段话，才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所作的最根本的预测，也是理解唯物史观精髓的关键点之一。

要理解它，需要把马克思紧接在萨特引语之后的一大段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需这样做。

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把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见徐懋庸译，萨特著:《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页。

文中所引马克思的话，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这里说得非常明确: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发展到只需很短的工作日就能生产出满足丰厚的物质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因而每个人都有广大的自由王国领域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爱好和自由个性，也无需再为争取“稀缺”产品而进行生存竞争时;人们的自由个性的多样化程度将空前增大，而人们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实践活动的能力水平的差别将空前缩小，在那种情
况下，即使还有少数人企图继续保持生存竞争制度以谋取损人利己的特权，也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最有力的抵制和唾弃;一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发展到那个程度，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刻就到来了。

这就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所作的最根本的预测。

要否定这一预测和它所依据的科学原理的正确性，就必须具有敢于否认地球转动那样的勇气，去否认200多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从较低级的文明发展到较高级的文明的历史;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实践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是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并且使自己的人性离开兽性越来越远
的历史，或者，就必须具有唐?吉诃德那样的胆量，去阻挡历史车轮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