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_围城中的解构主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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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周涛
(&%’!(),男,安徽淮南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卷第!期,-./012-3 4.156758-1290:.;</=>71?@7/;8-227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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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围城》中的解构主义特征
周
涛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
摘要:《围城》是一部具有鲜明解构主义特征的文本。
这种解构性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等“宏大叙事”的消解上,更以其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破毁以及互文和嬉戏,从而使得文本本身形成一巨大开放、充满张力的知识话语空间。
关键词:《围城》;钱钟书;解构主义;传统;语言;互文性中图分类号:9#$’C "#!
文献标识码:J
文章编号:&$$+—#&+"(#$$#)$!—$$!"—$"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
&%K’年,德里达以《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正式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
解构理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声势,并形成了以德里达、罗兰・巴特、福科、,・4・米勒、保尔・德・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理论家。
在这些理论家看来,西方自柏拉图以来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对中心、本源和“在场”的追求,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而今这一认识论上的束缚,必须彻底打破并加以解构。
据此,他们以“异延”、“播撒”、“踪迹”、“补充”等作为解构策略,“拆除在场”、颠覆秩序,打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使传统理性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被解构这种一元结构所取代。
然而,正是在这种对向来被视为稳定结构的传统、理性、文化等“宏大叙事”的拆解中,我们在钱钟书著作尤其他的那本曾备受关注的《围城》中找到了其与解构主义的相同之处。
一
正如德里达曾经指出:解构必须
“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L &M
(E #&)。
《围城》文本处处呈现出挑战传统的姿态,并
在挑战中使许多被公认为“万古不易之论”的经典学说、知识话语轰热瓦解,暴露出其尴尬的本来面目。
首先是宗教。
佛教和基督教,在《围城》文本中都是调侃的对象,
“坐下以前,还向天花板翻白眼,感谢上帝赏饭”L #M (E"!)。
这是对基督教礼仪的嘲笑;
“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确已犯戒,与吃荤相去无几了”L +M (E"%)。
这显示了佛教戒律的荒唐;“到后来,疲乏不堪,自我意识愈缩愈小,身体只好推出自己之外,学我佛如来舍身喂虎的榜样,尽那些蚤虱去受用……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
并没有成佛。
”L "M
(E &K!)这里寥寥数语,却揭示出佛教传说
的虚妄飘渺,同时也暗示了佛教像其它宗教一样,是睽离常识,压抑人性的。
对于传统道德尤其儒家观念,《围城》文本极尽讽刺
之能事。
在描绘韩学愈这个“本讷朴实”L !M
(E #&+)的学术骗
子时,叙述者不无幽默:“现代人有两个流行的信仰。
第一,女子无貌便是德,所以漂亮女人准比不上丑女人那样有思想,有品节;第二,男子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
所以哑巴是天下最诚朴的人。
”L K M (E #&+)
李梅亭是文本中
另外一个讨厌家伙,在赴三闾大学的路上,他一边尊严地说,“我们都是大学教授”L ’M (E&’+),一边和妓女调情;在开往南城的汽车里,他挨挨擦擦地和寡妇坐在一起拉家常,然而当看到寡妇和仆人在旅社里同居一室,他又义愤
填胸:“男女有别,尊卑有分。
”L N M
(E&’%)在三闾大学,对于李
梅亭在镇上嫖土娼,作为校长的高松年很不以为然:
“君子隐恶而扬善。
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L %M (E#K&)。
作为一部反传统的文本,《围城》自然没有放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在文本中,文学殿堂不时受到拆解。
例如对于曹元朗那首不通之极、却又冠之以“新古典主义”的歪诗,叙述者让曹元朗不打自招:“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
题
目是杂拌儿、十八扯的意思,你只要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
……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必去求诗的意义。
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如此,我们算是理解了所谓诗的真义以及像“新古典主义”那样文学流派的本来面目。
又如对于历来被尊为“诗圣”的杜甫,叙述者却将其置于庸俗不堪的李梅亭那只可笑而又奇怪的大铁箱里,这简直不啻斯文扫地,甚或近于荒诞了。
如果说方鸿渐在省立中学的演讲中宣称海通以来只有鸦片和梅毒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长存不灭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无情讽刺,那么赵辛楣对导师制的感叹:“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更是对以尚同为宗旨的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解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就是传统,对于西方文化尤其如此。
西方文化的主流历来将理性与逻辑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至生存方式,近代以来,这种理性主义更是喧嚣尘上。
笛卡尔提出要将一切都提到理性法庭面前去审查,黑格尔则登峰造极,提倡绝对理性精神。
在这些理性主义者看来,哲学语言由于再现了世界某个方面的本质,因而是真理。
这样,理性、哲学、真理就形成了一种如盐在水、赋影随形的关系。
或者说理性和真理本身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这个传统,德里达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宣布他的解构理论就是要颠覆这一把目光紧盯住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的“在场的形而上学”。
似乎是对德里达理论的注解,《围城》文本具有鲜明的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颠覆理性与真理的特征。
就拿向来被视为《围城》题旨的苏小姐的那段话:“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00/,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
便可见出理知主义的破产,因为当双方都将对方目前视为无意义的存在视为有意义时,双方的存在便都无意义,这显然是对自诩有理性传统的西方社会的绝妙讽刺,同时也可解释文本中深得理性滋养的西式知识分子何以会像没头苍蝇似的在人生的各个围城转来转去。
德里达在《播撒》一书中曾以“柏拉图的药”为题解构过“逻各斯中心主义”,并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就是逻各斯。
与此类似,在《围城》文本中,叙述者也将讽刺的笔锋指向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传统:“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一记着,方鸿渐是进过哲学系的——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
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欺骗。
”"#2%(&##)当哲学大厦面临拆解的命运,作为其基石的真理自然首当其冲,于是我们在《围城》文本中读到了这样的话:“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
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3%(&!)“反正谁嗓子高,谁的话就是真理。
”"#!%(&#*$)这两处关于“真理”的概念似乎顺手拈来,其间却深藏着叙述者乃至于作者对于传统真理观的深刻怀疑与批判。
也许,只有当理性与真理遭到颠覆以后,生活才会呈现出荒诞与偶性的本来面目,《围城》文本并没有回避这一点。
在文本中,借助方家那只慢五小时的祖传老钟,这种荒诞性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当那只老钟敲六下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一点,方、孙之间的感情破裂已无可挽回。
可是在实际六点钟的时候,双方都还抱着和好的希望。
所以,叙述者无限感慨:“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2(!)
二
现代西方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便是“语言的转向”,话语理论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
几乎所有学术大师都曾对话语问题作出自己的演绎和阐述,“语言乃存在之家,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卡西尔);“语言是一座遍布岐路的迷宫”(维特根斯坦);“语言的交流方式受到权力的扭曲,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哈贝马斯);“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福科)。
不能否认,这些阐述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语境,但都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即强调语言的本质绝不在于逻辑,语言并不是逻辑的家园,关于终极真理的语言表述只能永远指向隐而不显的根源的“踪迹”。
这,正是解构主义的宗旨,即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
对此,罗兰・巴特进行过系统研究。
他从消解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入手,认为文本语言能指与所指并不能构成索绪尔所谓完整、固定的符号,因为语言中每一所指的位置都可能被其他能指取代过,能指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所指),不如说是另一些能指群,这就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到达其所指就转向了其它能指,能指因而只能在所指的岩层表面“自由飘移”。
如此,文本中的语词符号就不再是有明确意义的实体,而是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
无独有偶,对于这种能指和所指的背离,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亦有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含糊浮浮”"#’%(&#$!!),“鬼黠如蛇”"#*%(&#$)))。
正如“《道德经》称‘老子’,白叟亦称‘老子’,名之所指举大异,而书文道字同也。
呼老子曰‘李耳’或曰‘犹老氏’,或曰‘太上道德真君’,名之所指举一也,而字则三者迥异也。
”"#1%(&3$3)这里,钱钟书通过对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分离现象的列举,触及到了中国语言的最基本特征——
—隐喻性。
而这种对隐喻性的张扬也正是西方解构主义大师所孜孜以求的。
例如,德里达的那本《白色的神
话》就以“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为副标题。
同时,也正是由于语言符号自身的隐喻性,从而带来了对其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围城》自问世以来,对于其题旨何以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了。
譬如说,“围城”可作名词,指有范围之处,“城池”是也;也可作词组,包而围之是也;可比喻“约束的婚姻”,未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又想出城;可转喻为“个人天地”,寓人与人之间的疏隔,也可转喻为当时闭塞落后的中国社会,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会变质走样;还可象征人生无常之困境,正如方鸿渐的“趋避道穷,动与祸会”#$%&(’""();甚至还可暗示为一个圆即“)”,这主要是指《围城》如蛇衔尾的谋篇布局,当然也可见于文本中的具体描绘,无论方鸿渐鄙弃的曹元朗还是心仪的唐晓芙都是“圆”脸,“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画的‘)’一样圆。
”#$.&(/.01)由此,我们不妨可以认为钱钟书让方鸿渐姓方而不是姓“袁”可能也是别有深意的。
以“圆”作为围城的题旨也许过于突兀,倒也颇合语言符号的隐喻特征,更何况钱钟书对“圆”的偏好似乎是一以贯之,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都曾不厌其烦地反复论“圆”。
在上文,笔者提供了对“围城”题旨的种种解读,目的是想说明作为语词符号的“围城”与生俱来的意义不确定性以及由之而引起的循环阐述。
这似乎又吻合了哈特曼的那个著名悖论:“我们费力地去了解某个事物,而当我们了解并且用名称表达出来时,这个事物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2.)。
在《围城》文本中,这种宿命般的悖论时有闪现。
那首本来是苏小姐得意之作的情诗,因为落款是政客王尔恺所题的“为文纨小姐录旧作”#$(&(’13),便被方鸿渐理解为是王尔恺录自己的旧作,殊不知这“为文纨小姐录旧作”亦可理解为“录的就是文纨小姐的旧作”#$0&(’3%)。
事后经唐小姐说明,气得方鸿渐大骂:“这文理不通的无聊政客,扇子上落的款不明不白,害我出了岔子,该死该死!”#$!&(’3.)这里,方鸿渐将自己“出了岔子”的原因归结为王尔恺的“文理不通”,实在是冤枉了王尔恺,因为由于语言自身的隐喻性,文本中语词符号本来就是一群能指的狂欢,其意义的“播撒”并不循逻辑的法则。
有趣的是,方鸿渐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连夜给苏小姐写了一封道歉信,当然这封信主要是想向唐小姐显示自己的才情,然而就是这封“词意简约含混”#$"&(’30)、主要不是针对苏小姐的信居然被苏小姐读懂了并且还使她很高兴。
而当方鸿渐感到“情势太危险”#$1&(’.%(),给苏小姐写的那封绝交信,苏小姐却说:“我看了,不懂你的意思。
回头你来解释罢。
”两相对照,真的令人啼笑皆非,不是针对苏小组的信,苏小组读懂了,明明白白给她的信,她却要方鸿渐解释。
也许,这正是德里达所说的“异延”,“异延”的缺场就是在场,它默默无声却颠覆每个具有实在概念的既定结构,使得任何意义总是处在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之中。
这样,由于“异延”的
渗透,语言就成为一种其意义无限“播撒”的无中心结构,而当人们试图用这种无中心结构传情达意时,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便会因此而生,上述方鸿渐的遭遇应是一例。
翻开《围城》,人们往往会为其中随处可见的比喻惊叹不已。
事实上,对比喻的研究已成为钱钟书乃至围城研究根本无法绕开的风景。
但以往人们的探讨多集中于修辞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这里,我想提供一种解构主义的读法,也许这更切近于钱钟书先生的本意:“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释氏所谓权宜方便也……《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
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
”#$3&(’..4.$)正因为语言的隐喻性特征,所以必须引入“象”(比喻)来指事示物,即所谓“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
同时,又因为“象”在本质上还是一种隐喻性思维,如果采用单一的类比,即在“象”和“实”之间建立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喻体和所喻之间只不过是隐喻的循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所以又必须以不同的“象”来喻指同一现象,即所谓“变其象也可”。
事实上,在《围城》文本中,我们极少能见到那种单一的比喻,而多是连类设喻。
例如在显示方鸿渐对苏小姐的吻时,文本中便连用了四个比喻,每个比喻都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都可以对“吻”作出别一种意义的阐释。
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样的一意数喻,钱钟书先生进一步道出了隐喻式语言和思维的不确定性、能指隐喻“象”与所指对象之间不可能完全弥合的差异性以及意义的可增生性与阐释的多重可能性。
而这,正是宣称要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并将解构的利刃指向阐释理论不彻底性的西方解构主义者所一再强调的。
三
“互文性”是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存在派生的原文,而只是其他文本的镜子,在永无止境的符号示意推延过程中这些文本相互参照、交叉、重叠、转换,从而构成一巨大、开放的知识话语空间。
在这个话语空间里,“一本书本身并没有截然分明的边界,它深深陷入一个与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其它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之中。
它是这网状系统的一个突出物……它不能被限定在小小的装订本里。
仅仅是在一个复杂话语场的基础上,它才得以凸现并构筑自身。
”#(%&(’...)“互文性”作为明确的解构主义术语,钱钟书没有使用过,但他却已自己的话道出了这个概念的实质:“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
同时,他也以自己的全部著作对“互文性”作了最好注解,无论是学术论著《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还是文
学性作品《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都深
刻体现了德里达所说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精神,即在各种不同文化、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知识话
语中自由穿梭,尽情嬉戏。
事实上,在我前文论述《围城》
中语言的解构主义特征时,就已经触及到钱钟书文学作
品和学术著作之间的“互文性”问题。
另外,这种“互文性”
以及由之而引起的穿梭与嬉戏往往又会将钱的同一部文
本拆散成无数的话语片断,这些片断在其自身并没有完
全独立的意义和必然的逻辑联系,然而细读之下,分明又
让人有所感悟。
例如《围城》文本中有这样两段:
他的傲慢无礼,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
见小国外交代表开谈判时的态度。
他想把这种
独裁者的威风,压倒和吓退鸿渐。
给鸿渐顶了
一句,他倒不好像意国统领的拍桌大吼,或德
国元首的扬拳示威。
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
决,一时上对答不来,把嘴里抽的烟卷作为遮
掩的烟幕。
#$$&(’!")
天下只有两种人。
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
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
后吃。
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
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
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
的。
但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
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
这两段话在文本中都显得有些突兀,我们尽可以把
它们看成是纯粹的时事典故和人生哲学,当然也可以分
别视为外交真相的揭露和爱情经验的阐述。
总之,这两
个片断的意义并不能完全确定。
然而,无数这样的片断
相互映照、转换,又会使《围城》的文本意义无限增生,这
正是“互文性”的妙用,即由意义的不确定性转向意义的
无限增生性。
同时,由于产生“互文”的这些片断分属不
同的话语类型(如上面的两个片断就可分别视为政治和
哲学话语),《围城》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研究
范式,即融合哲学、文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乃至于科学
的大文化范式。
“互文性”使得钱钟书在人文科学的各种知识话语
中自由穿梭、尽情嬉戏。
这种嬉戏在更多时候表现为解
构主义所称的“涂抹运动”,即弃绝思辨,张扬差异,拒认
不变真理,注重对个案的细察深描,偏向研究反常和背
逆。
在《围城》文本中,钱钟书每好作惊人之语,常极尽
讽刺、调侃之能事,便是这种涂抹嬉戏的典型表现。
例如
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
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
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
”#$!&(’)+)读到此处,我们不
禁莞尔一笑,原来爱国者崇高和神圣的背后也有窘迫与
无奈。
又如,文本中褚慎明吹嘘自己和罗素很熟,并说:
“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
叙述者
则轻轻一点:“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
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
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由此可见,谎言并非都是
不真实的,在很多时候,这种真实的谎言比诚实的话更见
女亲家之间的龃龉,有一天忽然福至心灵,在日记上欣然
命曰:“夫春秋之时,秦晋二国,世缔婚姻,而世寻干戈。
亲
家相恶,于今为烈,号曰秦晋,亦固其宜”#$*&(’$%,)。
这都有
点新历史主义的味道了,因为对历史的任意涂抹正是新
历史主义者引以为荣的。
不过这也体现了某种必然,无
论解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分
支,因此它们之间出现某些相似性,是丝毫不令人奇怪
的。
在这篇已略显冗长的文章中,我论述了《围城》中的
解构主义特征,并力图在钱钟书和解构主义之间建立联
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钱先生曾经系
统研读过西方解构主义经典,曾经有意识地运用解构主
义理论来指导《围城》的创作。
由于历史的误置,《围城》
问世之日,世上尚无解构主义这一说法,并且从根本上
说,解构主义“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
的传统”#$-&(’%)。
但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
学,道术未裂”#)+&(’(),中西各个知识领域的这种至通性
既是解构的基础,也是解构的目的。
因此,作为中国文化
批评大师的钱钟书完全可以凭藉其对人类文化的超人
感悟和先见卓识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鲜明的解构主义
印痕。
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然而,我又想起了
钱先生的另外一句话:“法国新文评派宗师(按:即指罗
兰・巴特)言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执著‘本文’;所谓
‘本文’原是‘本无’,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
觅。
”#)(&(’,++.,+()由此,我不禁生出几许疑问,也许我在
《围城》中寻找解构主义特征,反而犯了解构主义大忌。
参考文献:
#(&何佩群/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
—德里达访谈录#0&/上
海人民出版社,(--"/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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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哈特曼/阅读的产品#1&/王逢振/最新西方
文论选#2&/桂林: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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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克马/走向后现代主义#0&/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钟书/谈艺录#0&/北京:中华书局,(-*)/
责任编校金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