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邯郸记中的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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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邯郸记》中的崔氏
汤显祖的《邯郸记》以卢生之梦为基础塑造了一个决断自如、颇有谋略、坚敏不拔的崔氏。
崔氏是《邯郸记》男性世界中的精神亮点。
又富舍时代特色。
《邯郸记》中的崔氏,原本是卢生胯下之驴。
为了让卢生顿惰,吕洞宾使用法术变其为女形。
以促成卢生对现实人生的渴望。
由此看来,崔氏就是卢生顿悟的催化剂。
她没有性格的主体性和自由性,不能成为人物形象。
但是,正是由于吕洞宾化驴子为崔氏,并给与它六十余年的梦中生活,其间酸甜苦辣和卢生一同尝过。
这一过程就给了崔氏性格展示的空间和时间。
因此,以卢生之梦为背景,崔氏又是具有鲜明性格和特色的人物。
三十出的《邯郸记》,崔氏出场的有九出。
虽然崔氏的出场不多,但她在情节上直接推动了卢生的命运发展。
在以男性形象为主的《邯郸记》中表现十分出彩:她性格豪放、坚毅不拔,美丽富有。
又有惊人的智慧和胆量。
作家在她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强势形象,富含时代特色。
首先,崔氏决断自如。
《邯郸记》通过两件事表现了崔氏的这一性格。
一是决定自己的婚姻。
在传统戏剧中,无论怎样的婚姻,必须受到来自社会家庭的束缚和制约,即便是为情死生的杜丽娘,在还魂之后还要正统礼法的认可来使自己的婚姻合法化。
所以爱情与理法的矛盾显得十分复杂。
社会观念与青年男女思想之间的冲突也很激烈。
《邯郸记》中的崔氏无媒无聘,仅凭个人的一时喜好,就强招卢生作丈夫,能够“偶然心上。
傲尽风流样”。
崔氏并非反封建的斗士。
但她无视理法,对婚姻的决断自如,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强势气度与心态。
二是决定丈夫的仕途。
古典戏剧中才子走上仕途的原因,要么如张生一样是为了获得资本迎娶佳人,要么像蔡邕一样是为了光宗耀祖以志忠孝。
前者是实现才子佳人婚姻的前提,后者是实现家族门庭光耀的动力。
虽然崔莺莺说“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赵五娘也提醒被逼赶考的丈夫“你不去时也由你”(第五出),但她们都决定不了丈夫的命运。
崔氏与之不同,她有强烈的功名观念。
崔氏首先表明崔家“七辈无白衣女婿”。
然后周密地安排部署丈夫的仕途。
她不但让卢生放弃了拒绝应试的想法,而且促成了卢生的状元及第。
显然,是崔氏的决断促成了卢生的权势之路。
其次,崔氏颇有谋略。
崔氏的强势形象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聪明、智慧、有计谋就是其中之一。
《邯郸记》中,崔氏的逼婚是相当成功的。
她不是硬逼,而是采取了循序渐进和坚决打压的方式,让卢生自愿落人她的圈套。
崔氏一出场就有恩春之愁,当卢生无意闯入她的庭院,她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招赘,而是先慢慢了解卢生的家世和婚姻状况。
通过言谈,为感情建立基础。
她先让卢生抬头,为的是观察卢生的外貌。
同时也借机让卢生也看到自己的美丽容颜,使卢生动情;接着她表明自家的m身,“俺世代荣华,不是寻常百姓家”,使卢生动欲;最后紧紧接着抓住卢生的过错,“你形奸诈,无端窥窃上阳花”,要把卢生绑了送官
府,使卢生六神无主。
至此,崔氏才缓缓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私休,不许他家去,收他在俺门下。
成其夫妻;官休,送他清河县去。
”对于已经动情动欲的卢生,私休是他梦寐以求的选择。
对于崔氏而言,则是看着猎物自愿上钩。
崔氏帮丈夫取得状元一事也充分说明了她的智慧。
当崔氏要卢生进京赶考时,卢生拒绝道:“‘功名’二字,再也休提。
”为了说服卢生,聪明的崔氏先是体贴地宽慰他:“则你交游不多,才名未广,以致淹迟”;接着又以势力、钱财为卢生解决后顾之忧:“奴家四门亲戚。
多在腰津,你去长安,都拜在门下”,“还有一件来,公门要路。
能够容易亲近?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
”这样一来,卢生马上从浑浑噩噩中醒来,顷刻有了“镄芦提田舍郎,仗娇妻有志纲,赠家兄送上黄金榜”的雄心壮志。
由此可以看出,崔氏不但善于和沟通,和卢生达到一致,还善于谋略、计划,为卢生的仕途创造必要条件。
最后,崔氏有坚毅不拔的个性。
崔氏没有富家小姐的娇弱、多愁善感,她的性格中更多地表现出刚强坚毅的特点,这在《织恨》一出中表现得最突出。
此时卢生被发配至鬼门关,生sǐ不明,儿子们也都遣散出京,被贬远地。
崔氏受到拖累,从一品夫人变成织婢,还不时受到官差的勒索和毒打。
这种悲惨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
三年中崔氏也有白怜自叹:“一旦内家奴婢,十年相国夫人。
零落归坊,淋漓当户,织处寸肠挑尽。
……只是夫离子散,好不伤心”。
但更多的是挽救丈夫和家庭的现实之举,她悄悄学会了织回文锦,并告诉高力士:“宫锦之外奴家亲手织下粉锦一端,《回文宫词》二首,献圣上御览,也表向罪妇一片苦心。
”这让高力士也不得不赞叹崔氏“或有回天之喜”,宽慰她“(卢生)终有日衣锦还乡你心放稳。
”在沉重打击和漫长的磨难之中,人最容易丧失的就是信心和勇气,崔氏在三年的奴隶生涯中,却始终保持着坚毅不拔的性格,用积极的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终,皇帝在热龙莽之子的证实下,以及崔氏的回文锦中,明白了卢生的冤情,崔氏也等到了和丈夫团嘲的日子。
崔氏的个性特征和剧中的男性有鲜明的对比,她是全剧的精神亮点。
从剧本立意来看,汤显祖批评的主要矛头是卢生的无限的欲望。
刘志蝉在《邯郸梦记题辞》说:“道家以酒色财气为四贼,然非此四者亦别无道:所谓从此地蹶还从地起,舍是则必为旁门为剪径矣。
临川早识此者,将四条正路布列《邯郸》一部中,指引证人悟时自度。
”如此宏大的主题造成了性别的设计倾向于男性,于是卢生、宇文融、萧高、裴光庭、吕洞宾等大批男性世界成了舞台上的主要部分。
但是。
《邯郸记》中的男性世界是混乱黑暗的。
剧中的卢生是一个贪欲无限的落魄书生。
他没有什么本事,借着妻子的权势和钱财平步青云;做了官,马上偷偷给夫人写五花诰;用了荒唐的盐醋法开石通河、用了滑稽的反问计开边成功:功成之后,赶紧为自己立碑志铭;为相五十年,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生活。
《邯郸记》进一步以卢生为中心构建了一个混乱黑暗的男性世界。
《邯郸
记》中的皇帝,沉迷于金钱,糊涂中钦点卢生为头名状元;整日里寻欢作乐;听信谗言,不明是非。
奸佞小人宇文融心胸狭窄,因卢生没有贿赂自己而对他百般构陷,又敬奉谋反之言,企图置卢生于sǐ地,并连带迫害崔氏至机坊为奴。
萧嵩、裴光庭等人也是卑鄙龌龊之流,皇帝降旨召贤,裴光庭把诏书藏在袖子中,唯恐让萧嵩知道;卢生因纵欲过度濒临sǐ亡,萧、裴表面上假惺惺地探望,背地里追不及待地盼卢生早sǐ,好接替他的相国之位。
其他如机坊大使官、太监、崖州司户等等,也都是落尽下石之徒。
在《邯郸记》的男性世界中,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地方小官员,他们丧失了责任和道德,层层勾结,无恶不作,构成了一个不能窒息的昏聩社会。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卑鄙和无耻。
崔氏与之不同。
她身上表现出人性的光辉和美好。
崔氏对丈夫一往情深,不顾及卢生的穷困潦倒,毅然嫁给他;婚后积极为丈夫谋划从仕之路;卢生被贬,她紧紧跟随相伴;卢生受陷害,她午门喊冤救夫;卢生被押往鬼门关,她受牵连为奴而毫无怨言;卢生为求长生而施采女之术,她毫无嫉妒,只是细心照料。
此外,她总是与命运抗争。
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候,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向欺负她的人低头。
例如《织恨》一出中,机坊大使和太监来到机坊,崔氏并不迎接,而是让使女梅香去。
她的理由是:“我乃一品夫人,有体面的。
”太监对此很生气,故意叫:“卢家的那里?”崔氏则镇定大方地回应:“公公少礼。
”太监听了很不高兴,觉得崔氏怠慢了他,讥讽道:“哎哟!你是管下的机户,不磕头,却叫公公少理。
难道叫做公公的你处磕头不成?”崔氏听了,则面不改色,太监没有办法,只好借检查锦缎百般刁难,一会儿嫌锦薄,一会儿嫌锦软一会儿又嫌数量不够要打崔氏。
后来又说:“这锦上丝文长是断的,且不打正身,打这个丫头伤春偷懒。
”至此,崔氏终于看明白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挺身而保护使女梅香:“他作官身甚伤春?到是俺缕金丝肠断怀人”。
悲痛地唱:“织锦字字营方寸,怎觑的一丝丝都是泪痕滚?”并怒斥机坊大使:“(回身指末介)恨无端贝锦胡云,(指锦介)似这官锦如云。
甚干忙,要巴巴羯羯你这内家人。
”崔氏的反抗不能完全躲避这些底层官吏的迫害,但我们从崔氏的言行中还是能够感受到她坚强的个性,即不妥协、不放弃,这种品质恰恰是《邯郸记》中的男性角色最应该具备、却最缺乏的。
作为家庭的核心、朝廷的仕子、国家的权臣,《邯郸记》中的男性并没有做出榜样,而是迷失在个人的私欲中,成了彻头彻尾的寄生虫。
如果从汤显祖的初衷来看,是崔氏彰显了卢生的欲望,但是从剧情的发展而言,是崔氏的出现反衬出宇文融、萧裴等人的卑劣和无耻。
崔氏的性格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邯郸记》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唐代,但由于创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6),剧中人物也带有晚明时代的特征。
明中后期,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金钱之神。
莫甚于今之日。
”当时的一首歌谣《题钱》就表现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无限贪欲:“人为你东奔西走。
人为你跨马行舟,人为你一世忙,人为你双眉皱。
细思量多少闲愁。
铜臭明知是祸由,每日家蝇营狗苟。
人为你易大节。
人为你伤名教。
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苗,一个个因它丧了。
”在金钱的刺激下,社会风尚发生变化,文学作品也开始关照这些有钱人。
《邯郸记》也塑造了一个富比王侯的崔氏。
剧本通过两个侧面描写了崔家的富贵:一是崔家宅院修建的十分豪华。
第四出《入梦》通过卢生的眼光描写了崔家的院落:“一径香风软碧纱。
粉墙低转有人家。
……铜环呀的转檐牙。
满庭花.重重帘幕锁烟霞。
甚公侯贵衙。
甚公侯贵衙。
”二是崔家钱财之多可以使“取状元如反掌耳。
”金钱的富足催生了崔氏大胆的观念、强烈的功名之心和坚强的个性。
在金钱的基础上,崔氏对婚姻的观念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她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丈夫。
与金钱相伴的还有崔氏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
崔氏与卢生新婚不久,就拿出钱财资助丈夫应举。
卢生一去京城三年,崔氏受到了相思之情的折磨,但她对功名利禄的向往是坚决的。
所以对夫妻的离别并无太多埋怨,而是充满自豪:“我家深居独院,天赐一位夫君。
欢心正浓,忽动功名之心。
我将家资打发他上京应试。
一口气得中头名状元,果中奴之愿矣。
”卢生凯旋而归,她不诉相思之苦,反而夸丈夫“名扬四海动奴情”。
当我们看到《邯郸记》中卢生的无限欲望时,往往会体会作家的本意,对卢生加以批评,但我们常常会忽视卢生背后那个送他走人仕途的崔氏,实际上她带有更为浓厚的功名之心。
应该说,没有崔氏的劝说,卢生就不会赴京赶考;没有崔氏的资助,卢生也不会踏入仕途。
正是有了崔氏,卢生的贪念和欲望才有了放大的可能;也正是有了崔氏,卢生的宦海沉浮才有了附着的背景。
从这一点上看,崔氏很好地完成了吕洞宾托付的任务,也显示了非同寻常的个性特征。
富家小姐与落魄书生的组合是古典戏剧的经典模式,《邯郸记》也是如此。
在古典戏剧中,这种组合是为了更好地摊进私订终生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节发展。
进而展现“情”和“理”的冲突。
但是在《邯郸记》中,富家小姐出现的根本原因却是通过促成落魄书生的飞黄腾达,进而揭示人性欲望之恶,这种立意的不同,使金钱在《邯郸记》中成为揭示人物桌性的重要依据。
而崔氏也在金钱的背景下表现出泼辣大胆、坚毅不拔的性格。
不论是决定自己的婚姻,还是决定丈夫的命运,崔氏的形象始终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因为门庭显赫,她可以逼婚成功;因为财大气粗,她可以左右丈夫;因为有钱有势,她可以决定科举。
可以说,崔氏代表了晚明经济繁荣中生机勃勃的强势女性形象。
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欲望,爱情、婚姻、功名在她眼中都剥去了尊贵外衣;爱情是“偶然心上”、婚姻是“做尽风流样”、功名是“家兄”提携“上天梯”。
显然,有了金钱的背景,崔氏的个性就有了可以阐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