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2、学校领导有方
（1）三校领导都是我国有名的教育家，他们的精诚合作是联大取得成就的保证。

冯友兰教授在纪念碑的碑文中说得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
（2）按照三校共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办学。

北大、清华早就有教授会之设，依靠教授办学，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

西南联大常有一门课程几个教授都可以教，教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40年曾有这样一件事，充分反映教授们维护学术自由的精神。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部三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

教授们对此十分不满，以教务会议名义上一呈文，呈文是文言文，大意如下：这样详细规定，大学将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的一科。

我们对此规定有几点不理解。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

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如牛津、剑桥大学，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

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接着说，“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

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
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后又说：“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

”不能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今教授所授之课程，亦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需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曾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

这违反教部倡导导师制之意。

“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指两位次长原为联大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也许全国大学程度不齐，要树一标准，“别有苦心，亦可共谅”则本校是否可作为前述训令之例外？这一呈文稍作修改后上报，教部曾回文，其内容等于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另外，西南联大的训导原则及目标也有特点，如训导处工作大纲中提出的“本校本训教合一精神，并注重学校事物之教育价值，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应力求密切合作。

”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

“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

”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

“促进学生对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

”从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训导和死板的管理，正是在这种训导方针下，西南联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觉的自治精神，多种社团活动蓬勃发展，对于培养学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教育部规定每个学生要学“党义”课，
西南联大则用一些报告会代替，自由参加，成绩单中则记载为“及格”。

实际上国民党的党义，即三民主义，其内容早在中学就学过，确实没有必要在大学再学这门课。

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及其对我国现代大学改革的启示
2008-4-28 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信息参考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一所高等学府。

在它仅存的八年时间里，校外风雨如晦、战乱频仍；校内经费奇缺、校舍简陋、仪器匮乏、图书不足。

然而西南联大人却弦歌不断、笔耕不辍、治学不止，为国家培养了一代栋梁之才。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5依巴雷尔对西南联大研究十余年后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虽然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办学实体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独特的办学思想和成功的办学经验对我国当前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西南联大先进的办学思想
办学思想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和全体老师根据大学的办学规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经过长期理性思考及办学实践所形成的价值追求
和办学主张，它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的兴衰成败。

抗战时期沦陷区高校纷纷内迁，在后方形成了很多联合大学，但多数学校未能很好地坚持下来，惟独西南联大一枝独秀、创造了战时教育的奇迹，究其原因，与它独特的办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1.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西南联大组建后，其实际校务主持人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常年住在重庆）很好地继承了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传统。

蔡元培在主政北京大学时就提出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的管理实践中声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昔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主义也。

”西南联大组建时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汇聚了各种学术流派。

在众多教授中，属于左派的有闻一多、曾昭抡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费孝通先生，无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陈序经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有意见的有陈岱孙、王赣愚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陈雪屏先生……。

有国粹派、战国策派，有欧美派，更有全盘西化论的的鼓吹者。

虽然学派林立、辨论
激烈。

但各抒已见、百家争鸣。

在坚持自己学术立场时兼容他人的思想观点，并行不悖，共同发展。

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使得西南联大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怫，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诚如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写：“西南联大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唯千夫之诺诺，作之谔谔”。

2．大师为重的师资理念
高质量的教育必须要具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大师为重、贤乃有为是西南联大的师资理念，梅贻琦在主政西南联大期间把延聘一流学者、教授任教作为治校的重要任务。

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就是梅怡琦著名的大师论。

他还说："大学之良，几全系于师资为第一义。

……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由于梅贻琦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从国内外聘请名师名家来任教。

致使西南联大人才济济、名流如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教授囤集库"。

西南联大在其短暂的八年中先后聘任过778位教师，常年保持在350人左右。

其中教授、副教授179人。

在这179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联大3位常委中，两位留美，一位出洋考察过。

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

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西南联大的教授就有26人。

占院士总数的32.1%。

无可否认，西南联大优质的师资队伍是其取得辉煌成绩的关键。

3．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
管理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施加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体现管理者的文化水平、价值追求和道德修养。

一所学校工作的有效性取决于管理的有效性，西南联大杰出的办学业绩与其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

西南联大设常务委员会，下设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两机构。

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任常务委员。

因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张伯苓任国民党参政会副议长，皆常住重庆，其实际工作由梅贻琦主持。

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1人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讨论“本大学预算；大学学院学系之设立与废止；大学各种规程；建筑及各项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常务委员会交议事项”。

教授会则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是：审议“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学生导育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予；建议于常委会或校务会议事项；常委员会或校务会议交议事项”。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教授治校一直是大学追求的理想。

蔡元培在主政北京大学时就极力推行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西南联大延续了这种优良传统。

梅贻琦在主持联大工作期间凡遇重大事情总是虚心听取教授同仁的意见，采取"吾从众"的方针，使人"悦服"而非"慑服"。

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教授会实际上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

梅贻琦曾说："与教授相比，校长并不重要，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员给教授搬凳子的人。

"由于充分发挥了教授的独特作用，内彰显学术的自由独立精神，外捍卫学校的政治独立地位，从而西南联
大办学成就斐然。

4．自由民主的学术理念
梅贻琦视学术自由为生命，他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就主张自由探讨学术，对不同视角不同思想兼容并蓄，并提出："学术自由，即无所不思，无所不言。

"求真务实、自由探讨的学术思想在西南联大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首先表现教的自由。

学校为了繁荣学术，鼓励学术争鸣，同一门课程往往由几位教师同时开讲，各自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比如中国文学系的楚辞课，闻一多先生从研究古代神话的视角来讲授，而罗庸教授却从楚辞是诗经到五言、七言诗过渡的角度来讲解；又如同讲中国通史，吴晗用纵向法讲制度演变史，雷海宗用横向法讲历史循环论。

钱穆讲通史，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宣传复古主义思想。

其次是学的自由。

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使学生选修课程非常自由，既可以选修本院的课程又可以选修外院系的课程；选修的某门课程如果不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则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退选、改选；学生入学后还可在一定的时间内转系，比如杨振宁报考的是化学系而入学后改学物理，朱德熙一年级学物理而二年级改学中文。

学术自由既是思想自由的直接体现，又是酝酿新思想新科学的温床。

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

为什么？自由！
二、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
西南联大在短暂的八年时间里，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
的教育方式，人才辈出，学术成果累累，被中外学术界公认为战时中国办得最好的一所大学，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1.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从1938年5月4日开学到1946年5月4日结束，历时八年，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学生逾8000人，毕业生约3800人，其中既有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又有优秀的民主人士和坚强的革命战士。

（1）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2）1955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470名学部委员（院士），其中西南联大师生有118人，占25.1%。

（3）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23位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其中西南联大的师生有8人，他们是：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赵九章、陈芳允、王希季、杨嘉墀和屠守锷。

（4）200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受表彰的刘东生院士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生；在此之前表彰的黄昆，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5）抗战期间，培养的国防技术人才及翻译人员共1400余人。

（6）1946年北上复员前，联大共产党员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加在一起，最多时占全校师生总数的1/10。

他们离校后到解放区参加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工作和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其中15人壮烈牺牲。

2.科研成果盛极一时
西南联大视学术为学校的生命。

梅贻琦曾说，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学术，不学无术将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愚昧落后的深渊。

三校合并后立即恢复了文、法、理、工、商5个研究所及26个研究学部，并且清华还用庚子赔款利息单独创办了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病虫害和国情普查5个特种研究所。

各研究所师资雄厚，研究人员精干，研究成果量多而质高，盛极一时。

（1）据统计，联大八年共出版学术著作150部，其中25部为教育部部定教材。

（2）理科的很多研究成果在当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比如华罗庚关于“堆垒互素数论的研究”、周培源关于“湍流理论的研究”、吴大猷为“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及结构”、陈省身的关于“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和拓朴学”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等。

杨振宁曾多次说他在美国获诺贝尔奖，实际上源于他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吴大猷等老师的引导。

西南联大的大学之道是学术自由的大学之道，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将学术自由作为办大学的理念，二是将学术自由作为科研与教学之本，三是将学术自由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机制，以下分别介绍之。

关于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

这一理念认为，大学是一学术机构，应该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来办才能办得好。

所谓学术发展的规律，即是科学与文化的创新依赖于个人独立自主的探讨的规律，从这一规律出发，要求学校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西南联大为了维护这一大学的根基，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事例。

1940年５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训令，要求大学所开课程须经部里指定，课程内容需上报部里批准，这遭到西南联大教师的反对。

学校召开了教务委员会，提出了四条意见：一、大学为最高学府，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课程不能千篇一律，即使同一课程，内容亦非一成不变，“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令其整齐划一，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必要的。

二、教育部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教育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情才能办好。

教育部可以考核学校的教学成绩，实施奖罚，但如何研究教学，是大学的权利和自由。

三、教育部为政府机关，机构设置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如果课程设置要听命于行政，将发生朝令夕改的事，教师和学生将无所适从。

四、道尊才能师严，课程要交教育部批准，必然在学生心目中产生教授地位不如科员的印象，而教师也不能自展其才，这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总之，教育部的做法违背了学术自由的规律，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这是不懂教育的表现，无法执行。

1这四条意见是学术自由的宣言，它捍卫了大学的尊严，维护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是西
南联大学术治校的体现。

不惟此，西南联大不可能涌现出世界级的名教授和大师，也不可能培养出众多的著名科学家和人才。

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大学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是以学术机构而存在的，它的职责是发展科学与文化，培养高层次的各类专门人才，它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是学术生命所赋予的，一所大学如果希望在科学与文化的创新及人才的培养上合格的，就必然要将学校的办学目标符合于学术发展的要求。

大学虽然不是行政机构的附属，但不能脱离国家的管理而存在，因此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作用是需要处理好的问题，从联大的经验看，行政权力表现为一种宏观的调控行为，而不是具体的指挥的关系，学术权力在行政权力的调控下独立自主地运行。

学校应当为争取和维护学术的自主性作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的努力。

关于学术自由理念作为科研与教学之本的问题
如何在教学科研中贯彻和落实学术自由的理念，这里或许有一个边界问题，即如何看待知识的有用与无用的问题。

梅贻琦校长在他的《大学一解》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讲到这一问题。

他无不忧虑地谈道，当时的大学普遍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注重实科知识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实用专门技能比较系统和有效，但对于学生的情感和意志的教育不够重视，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影响了学生人格的发展。

他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社会所需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
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与此相关的是，“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准备而已。

”而大学的科系与学制的设置，与通识教育的目的相离甚远。

二是急功近利，对大学教育“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体认不足，在培养学生的科学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方面注意不够，这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这里梅先生从学术自由的层面阐释了这一问题。

他认为学术自由即指“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在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中，必然包含一部分“不合时宜之思，”和“不合时宜之言，”但正是“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

” 这里梅先生指出通识教育的基础和体现是学术自由，在通识教育中或许有一些内容于当时的现实是无用之学，但它却是成就大学教育所必须的，未来新文化的发展和新社会的进步正依赖于此。

梅校长从学术与教育的本质是相通的角度，论述了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他认为大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健全人格、创新精神的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教学方式中才是可能的。

这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把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与培养对科学与文化的好奇心结合起来，树立学术为本的人生观。

把实用知识的教育与价值判断教育结合起来，在让学生的智力得到发展的同时，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关于学术自由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机制问题
学术自由作为西南联大的大学理念，构成了学校实行民主管理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在管理模式上的体现就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并不是西南联大才开始的，它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传统，但西南联大有所发展，其表现是师生之间自由平等的民主气氛成为校园文化的灵魂。

这虽然来源于教授治校，但却是三校所没有的。

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尊重学术权力的地位与权利，使之成为大学管理的决策力量，而行政权力仅具有执行决策的权利。

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产生于学术自由的理念，学术如果是自由的，就必须让学术自己管理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道理很简单：学术或科学是人类心灵和行动自由的产物，只有在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环境中，学术或科学才有无限发展的可能。

”2行政权力不是不需要，但它的功能是服务性的，它存在的意义是使学术权力充分发挥作用。

学校的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决定，类似现在的校长办公会，但大一些的事，如决定规章制度、经费使用等，则召开校务委员会决定，这一点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规定，校务委员会的组成，除了有校、院两级负责人参加外，还规定有十一名教授参加，而这些教授是经过教授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约每十名教授中选举一人，每学年改选一次。

这样做保证教师直接参加到决策中，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他们的愿望，校务委员会大约每月举行一次，教师中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能很快地直达决策层。

教授委员会差不多每季度举行一次，近100
名教授副教授出席，决定与教学和学生的有关事宜，并选举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代表。

除了教授委员会之外，西南联大还组织了不少专门的
机构，如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财务行政设计委员会，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环境卫生委员会，学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等，这些组织先后达到70多个，都由教授兼职担任，其职责包括咨询、指导、审查等，它们议决的事就交由总务处、教务处等办事机构或者是学院去办。

有的委员会是临时性质的，事情办完，机构也随之不复存在。

各种委员会的设立以及教授委员会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学校里的主体地位，是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原则的集中表现。

在学生日常管理上，联大实行了学生自主管理的模式。

西南联大训导处的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

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

在不违反校规和法律的前提下，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自律来进行。

除了训导处外，学校没有设置其他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学生进行管理。

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对学生的住宿、饮食和校园生活进行管理，学校对学生会的活动只是加以指导，一般不硬性干预，很多有名望的教授都被学生聘为各种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

学生会的选举、负责人的产生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均由学生自行组织。

学生社团的普遍建立是学生自律的有效形式，在西南联大，学生建立的各种社团先后有六、七十个之多，如群社、冬青社、文艺社、联大剧团、戏剧研究社、剧艺社、南湖诗社等都是比较有名的。

学生自治管理的模式，落实了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他们以学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