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漫谈人生

《钱文忠漫谈人生》提高人生境界和智慧
◎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
我们时常会谈论“读书生活”，听起来，这种生活似乎已经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了。

我们这个华丽、忙碌、喧嚣、现实、世俗的时代，似乎也确实为提出“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提供了足够堂而皇之的借口和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都受过系统的教育，书已经为我们敲开了成为专业人士的大门，还有兴趣和动力去看专业以外的书籍吗？我们要购房、买车、旅游、应酬、娱乐，还有时间留给阅读吗？我们生活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还有必要去看书籍吗？如此等等。

不必也不能否认，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对此加以改善呢？我想，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去了解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看看他们是怎么读书的，看看他们是将读书放置在生活中的什么地位的，看看他们是怎么体认读书的价值的。

我坚信，这能给处于迷茫中的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我以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读书生活为例，对“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进行说明。

毫无疑问，读书是两位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和途径。

关于两位老一代学者的人生经历，有大量的文字可以阅读。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倘若没有读书，他们的人生很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与形态。

◎如何读书的真谛
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尽相同。

比如，季羡林先生就从来不在书上做任何标记，而王元化先生则丹黄遍纸；比如，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笔记都是记在随手拉来的纸张或者纸片上，大小不一，颜色不一，再分门别类归放到大信封里，而王元化先生则使用正式的笔记本，清晰整齐，每每会反复整理，基本上就成为一本书的样子了。

然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小节，有情趣，但未必重要。

就上述这个问题而言，起码有三点，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老一代学者的阅读面都非常广，绝对不会局限于自己从事的专业领域。

这一点，今天的我们也不难做到。

难的是，如何学习老一代学者对大经大典的阅读态度。

季羡林先生就对一些重要的典籍，包括古代印度语的语法下过死工夫，反复阅读；王元化先生对《文心雕龙》、莎士比亚、黑格尔，也是韦编三绝。

王元化先生经常引用熊十力先生的八个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来倡导这样的读书态度。

这对当今读书界普遍流行的“快餐心态”无疑是有力的针砭。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
其次，老一代学者都有超长时间持续阅读的毅力。

“超长时间”可不是以小时为单位的，老一代学者的单位是“年”，甚至“十年”。

季羡林先生阅读和翻译《罗摩衍那》就耗费了将近十年时间，他研究并撰写《糖史》，仅花在阅读史料和相关书籍上的时间，也起码有十年。

那个时候，季羡林先生已经年近八旬，却连续几年，风雪无阻，每天步行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部《四库全书》读完。

而王元化先生花在黑格尔和《文心雕龙》上的时间，也以二三十年计。

这是今天的我们敢于想象和尝试的吗？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问题”和“读书”的关系。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先有问题再读书”，或者“靠读书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首要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从何而来。

是的，我们有不少问题来自于社会和生活经验，但是，我们据以判断它们是否成为问题的依据，却主要是来自于通过读书所获得的预设知识。

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他们的问题意识和他们的读书生活基本上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一种链条式的关系，很难以先后来区分。

他们可以长时间地保持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在读书过程中予以清晰化，反复综合考量，直至最后解决。

季羡林先生对佛教语言，特别是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形式的关注，对佛与佛陀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都动态地保持了几十年。

王元化先生对反传统和激进主义问题的关注，同样保持了几十年的时间。

因此，“带着问题读书”、“读书带着问题”并不是文字游戏，其中包含着如何读书的真谛。

◎读书是生活的主要基调
我们虽然不能说读书就是老一代学者生活的全部，但是，却可以说读书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和主要基调。

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主要时间都是花在读书上的。

季羡林先生几乎每天四点多就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的书了。

王元化先生的作息习惯和季羡林先生不同，但是，他们保持大量阅读时间的习惯则是完全一样的。

读书在根本上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支柱。

读书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使他们坚守住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季羡林先生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是在季羡林身处“在打倒和未被打倒之间”、“民族前途堪忧，个人前途茫然”的艰难岁月里完成的。

至于王元化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都随身带着《海上述林》。

在20世纪50年代，王元化先生遭遇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一度丧失人身自由，他靠着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才使自己支撑了下来
今天的我们大概不太会再有类似的苦难遭遇了，可正因如此，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才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从读书中获得人生智慧
读书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式。

通过读书我们可以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培育自己的高尚人格，孕育自己的高尚品位；通过读书，我们可以看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天地游、同古今心的人生境界。

如果说这样讲有点儿抽象，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了。

季羡林和王元化两位老先生都是爱书如命的，他们都将书籍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然而，最后他们却都把毕生收藏的书籍捐献给了社会。

这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具体的形态，真正从读书中得到了人生的至高智慧。

另外，读书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观念。

季羡林先生居然能够从在常人看来枯燥无比的《关于印度的语言研究》一书里读出荡人心魂的美感；王元化先生也从艰涩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里领略到回肠荡气的美感。

这是读书境界还远远不够的我们很难理解的。

然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仰慕，值得我们发奋，值得我们追求吗？
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审美情趣，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命寄托，一种人生境界。

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书，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使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钱文忠漫谈人生》“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

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

此外，更不必说大学了：各种各样的“国学”课程列入课表，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广招生源；以培养未来“国学”大师的“大师班”早已不止在一所大学中出现；“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倍感骄傲……
首先，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珍惜和热爱是可喜的。

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现象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无来由的狂妄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新树立起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自豪感。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漠视到重视，从批判到肯定，从贬斥到尊崇。

“月亮是西方的圆”已成陈词滥调，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市场的了。

我们开始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丝毫不顾虑这个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暂且就算是“国学”吧，却在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拉近和它的距离。

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似乎还不能抗拒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

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我将它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对总数近万的人做过一些测试，请大家在自己身上找出一样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来，穿的用的都行，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失望。

我还请数量不少的朋友，不要思索，在第一时间凭本能反应举出心目中认可的、没有争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文化价值，结果还是毫无例外地失望。

大家举出的无外乎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

于是，问题更加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从我们的脑海和意识里竟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涌现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词语呢？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改革开放并没有义务来保证“国学”篮子里的传统文化将毫发无损地得以复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我们想弄明白，何以出现上述令人茫然失措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将我们的目光局限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而必须有更长程的考量。

◎“新”与“旧”的文化碰撞
纵观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奇特性。

它的奇特就在于它一直纠结在传统与现代的牵扯对峙中，被迫让步的又往往是传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让步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大分歧，这终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了大门，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

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衬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强大。

今天看来，所有这一切集中发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长的时段里。

伴随着对西方从物质力量到精神价值的不断认识，中国人也逐渐快速地由外而内地改变了。

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一进入中国就快速地社会化，形成几乎被全民族奉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厚土壤。

进步，特别是“新”取代“旧”，换句话说也就是“近代”战胜“传统”的进步，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种类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对外来的“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对固有的“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

例外总是难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而言，主流的认知就是如此。

外来的“新”等同于好、进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旧”等同于坏、落后、病态、愚昧、卑劣、野蛮。

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失偏颇的。

然而，在当时，就连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其罗网。

别人且不必说，就拿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做例子吧。

鲁迅先生是如何敦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古书的，言犹在耳；钱玄同先生则干脆认为人没有理由活过四十岁，因为那就意味着太老了。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处理“新”与“旧”、传统与近现代的关系上，逻辑是清晰一致的。

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的国学修养都堪称真正的大师，他们内心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

和他们同时代的吴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然和前面两位先生不同。

但是，他也无法否认“新”的力量。

在日记中，吴宓先生这样写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

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

”吴宓先生认为自己是“将受车裂之刑”的。

鲁迅先生当然不像吴宓先生那样“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不过，“二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适用于他。

这里的逻辑不能不说是迷离的，没有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在现代中国，终究是“西方”这匹马跑在了“中国”这匹马前面。

中国就在贬低、批判、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尘埃里，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向现代化的竞技场。

在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百年左右后，1949年的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唤醒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然而，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也走过不少的弯路，其中有一条弯路，就是依然没有处理好“二马”的关系。

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时间上涵盖了整整半部中国当代史。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场运动都以批判传统文化开场，最终又都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不管发动者和参与者的本意是什么，其结果却正是“大革文化命”。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张照片：一群在今天看来是疯狂的人，是如何群情激愤地捣毁曲阜的“圣迹”的。

使传统文化的处境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或者说更在于，当时那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动员力量。

几代中国人被彻底地动员起来，以全民的狂热彻底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

这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是罕见的吗？
“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濒临破产的又何止是经济呢？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不仅是残破的国民经济，还有残破的国民精神。

传统文化资源被摧毁殆尽，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一时，反映的固然是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全民认同，同时，难道不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惨痛记忆和全民后怕吗？
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拥有多少传统文化资源呢？先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论语》吗？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三字经》吗？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毕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即使美其名曰为“国学”也不行。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国学虚热”背后隐藏的问题
改革开放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这些其实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的纠结。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四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蜂拥而来的好莱坞大片、巡回演出、电脑游戏、世界名牌、留学教育时，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文化也是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正在快速地成为全民的共识。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中国从一个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关键在于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同时，要成功地形成文化软实力；特别是要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并且使其成为全人类文化价值宝库里的珍藏。

中国核心文化价值的建设资源，毫无疑问只能首推自己的传统文化。

然而，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特殊性，没有找到切实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之路。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思路依然跳不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早期发挥过特定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反思它的负面作用。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最大危害，是将文化仅仅看作是经济的工具和仆佣，无视文化本身的价值，由此将文化完全异化为商品。

当下的“国学热”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泛商品化推波助澜的结果，形形色色收费昂贵而内容可疑的“国学班”就是明证。

这不能不让人隐隐担忧，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会转化成，或者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虚热。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虚热更会烧坏本身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过度的商品化消费会淘空传统文化的躯体，消解掉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国学虚热”还会让我们的头脑发昏，使我们忽视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

现在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倾向，其思维逻辑和上述的凡“新”皆好、凡“旧”皆坏，表面相反，实则相同。

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用无数的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么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确实还有很多必须批判和放弃的糟粕。

由此，“国学虚热”还会诱导我们将民族自信心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我们忘记，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向其他国家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无愧于这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

“国学热”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学”这个概念和标签。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聚讼纷纭的定义，在我看来，当下的“国学”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可疑篮子，仿佛可以装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部分。

我只是想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国学热”的高涨和普及，“国学”一方面如上所说展示出无所不包的气势，另一方面，却在同时呈现出明显的朝向儒学程朱理学一系的窄化倾向。

我以为，已故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所倡导的“大国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今天的“国学”，除了传统中固有的内容外，还应该包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人向其他国家和文化学习的成果，也应该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成员的优秀文化成果。

《钱文忠漫谈人生》墨子的魅力究竟何在
近年来，我们开始注意到，要想把中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硬实力的建设是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仅仅有这些领域的成就恐怕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花大力气去建设自己的文化软实力。

那么，如何才能建设好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呢？
答案只有一个：发掘真正属于中国，同时又能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核心文化价值，并且努力将之弘扬出去。

而在中国汪洋恣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墨子和他所开创的墨学无论是当时地位、后世影响、学行成就、当代价值、世界意义，以及受到重视的程度和历史评价，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墨子姓墨，名翟，生于今天滕州的木石镇，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左右去世，享年大约六十岁，也有说九十岁的。

墨子曾经接受过儒家的影响，但是，后来出于对儒家学说的不满，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和具有严格纪律的学派组织，并长期从事教育、游说，其内容涉及社会政治、哲学、道德观念、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

他的门徒数量巨大，而且主要来自手工业者。

墨子四处奔走，深入生活，交游广泛，生活简朴，吃苦耐劳，见义勇为，坚持理想，重视实践，身体力行，这些在当时都是特立独拔的。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前辈伟人和学者是怎么论述墨子及其学说的意义的。

孙中山：“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
毛泽东：“墨子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
鲁迅：“墨子是中国的脊梁。

”
蔡元培：“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

”
胡适：“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

”
杨向奎：“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
更为重要的是，对墨子的尊崇绝对不是中国一国之私言，而是得到国际一流人物的广泛认可的。

汤因比：“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

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
李约瑟：“在西方，有弩机的弓最早于10世纪在意大利出现，墨者的发明比西方要早一千四百年左右。

”
池田大作：“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

”
成中英：“墨家强调生产，重视经济，提倡科学研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理性和思考的能力，以及逻辑的探讨，再加上它的兼爱精神，表现出一种高度群体性的功利主义。

这些，都可以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促进力量。

”
这些古今中外伟人的至高评价足以说明墨子及其学说的崇高地位和重要价值了。

但是，在以往的历史上，墨子和墨家只是很偶然、很短暂地成为学术的热点，远没有成为学术研究和文化关注的主流，因此，使得今天的我们对墨子、墨家、墨学的了解，比不及那些当时地位远远不如墨子的其他学派。

那么，它的魅力究竟何在呢？
墨子和墨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穿越历史、地域、民族的局限，彰显出无可替代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首先，是墨学和当代伦理价值。

墨家提倡兼爱共处、急公好义、节俭利人、自苦勉行，反对战争侵夺、以等差之爱为基础的愚孝、损人利己、人人交恶、苟且偷安，倡导博爱人民、集体主义、勤俭节约、热爱劳动，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不仅具有当代意义，而且也是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普世价值。

墨家的反对等差，有助于建设新型的人际关系；墨家贵义重信，有助于建设诚信社会和新型团体机构间关系；墨家的牺牲精神，更是有助于建设勇于承担、见义勇为的新型社会关系。

其次，是墨学和当代政治。

墨家是主张正义治国、贤人治国的，针对国家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病和不良情况，墨家都有一整套的对策理论。

国家混乱失治，以“尚贤”、“尚同”对之；国家贫穷衰落，以“节用”、“节葬”对之；国家奢靡迷醉，以“非乐”、“非命”对之；国家无礼淫野，以“尊天”、“事鬼”对之；国家侵凌欺夺，以“兼爱”、“非攻”对之。

假如我们将这些学说从时代的限制和遮蔽下释放出来，毫无疑问也是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的。